王秉忱兴趣广泛，经验丰富，知识面极广，动手能力也很强，能修表，修钟，修汽车，能作木工，还能自己用缝纫机做衣服，常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和“万能博士”，而照相和摄影艺术更是他终身的爱好。王秉忱为人厚道，对人诚恳，淡泊名利，热心培养建筑行业中的年轻人。在武汉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校友中，他既是许多校友的老师，又是大部分年轻校友的学长，他和在武汉建筑界的许多朋友都保持有多年的友谊，如张良高，黄康宇，蔡德庄等。曾在香港很有成就的著名建筑师范志恒先生是他在中大的学生和校友。五十年代初，见中南院在香港招聘高级建筑师，有心回来报效祖国，找王秉忱商量后回国，也在中南建筑设计院工作。遗憾的是范志恒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9年在下放农场劳动期间，突发急病去世。王秉忱常为范志恒之死感到内疚。
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任教的张良皋教授至今仍记得，他在40年代中央大学毕业后初来武汉及50年代在武汉工作时，王秉忱都对他有许多帮助和业务上的热心指导。50年代中期，他亲自参与了从广东香港等地招聘建筑设计人员的工作。并把其中许多人培养成业务骨干。何浣芬女士五十年代中山大学毕业后来到了中南设计院，很受王秉忱赏识，当时她虽出道不久，但王秉忱仍在武汉剧院的工程中，将很多设计工作都交给她作，使她的业务水平提高的很快。60年代初期，院里分配来了一批大学毕业生，还有不少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王秉忱对他们中间不少人的业务能力赞口不绝，处处给他们创造锻炼的机会，使他们能更快的成长。
由于王秉忱是“九三学社”的成员，又是省政协委员，王秉忱是当时设计院为数不多的“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1964-1965年间，王秉忱被政协和统战部门选派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半年，回武汉后曾参加过第二汽车厂的选址工作。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随着“四清运动”在中南院的展开，随着阶级斗争之风愈演愈烈，这时的王秉忱已经可以感觉到，他在建筑设计领导岗位上的工作已越来越难做了。1966年三月，第四次全国建筑学会在延安召开，王秉忱失去了参会的资格，也不再是建筑学会理事。这使王秉忱颇感意外，毕竟他在建筑界的大部分朋友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当然和中南设计院当时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和工作组对王秉忱内定的政治结论有关。这件事让王秉忱耿耿于怀。
1966年6月，中南设计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王秉忱首当其冲，是设计院第一批“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和“三反分子”。通过一系列的批斗，王秉忱被停职和在院内监督劳动，家也被抄了一次又一次。有一次，王秉忱因高血压在汉口家中休养，院中开来一卡车设计院的造反派，进门没说上三句话，就是一个耳光，随即拖上大卡车，挂上打了叉的牌子，在一路的革命口号声中，从汉口“架飞机”押回武昌。1969年，受武汉煤炭设计院一位高级工程师的所谓“反共小集团”的牵连，王秉忱在院内被单独隔离审讯达半年之久，受过拷打和24小时不停的疲劳逼供审讯，后虽因案子纯属虚有，而不了了之。 1969年，军宣队的负责人找王秉忱谈话，王秉忱以为自己的事情终于有人管了，怀着多年的委屈之心，曾当面问这一位负责人，“我倒底有什么罪？”，结果，军宣队负责人恼羞成怒，拍着桌子，指王秉忱“顽抗反扑”。不久，设计院革委会就以“态度不好”和“对抗运动”为由，将王秉忱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院内监督劳动改造。
【作者】： 王天骏 【编辑】：吴荧渊
“宁智汇”助企落地 激活数字经济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