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一天，王秉忱正拿着工具在办公大楼前扫地，恰逢院革命委员会和军宣队负责人正在迎接当时由国务院派出的以我国著名建筑泰斗杨廷宝先生为首的一个建筑视察组。尽管王秉忱被立即喝令站到了角落里，杨廷宝却已经看见了王秉忱。突然间，杨廷宝离开了围着他的那群人，径直走到王秉忱的身边。这一举动令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吃了一惊。而杨廷宝握住王秉忱的手，嘘寒问暖，全然不顾中南院在场的头面人物们的尴尬难堪。虽然只是几句问候，却使王秉忱激动了很长一段时间。
1973年，王秉忱被以“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式处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降级为“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回到设计室工作。多年未能工作的王秉忱此时并未消沉，为祖国和人民鞠躬尽瘁的愿望，使他立刻把自己投入到室里的设计任务之中，尽管这时他拿笔的手开始会因病而抖动，他还是悉心尽力的完成了他的一份葛洲坝水电站厂房的设计方案。事实上，此时的王秉忱因多年的高血压病得不到治疗，早已是以严重冠心病之躯带病劳动和工作。就在刚刚重新工作不到半年的一天，他突然昏倒在一次全院的职工大会的会场里。经过在院内简单的抢救后，王秉忱被送回他在汉口的家中，而直到此时，人们才发现王秉忱全家在汉口的家只有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他全家的住房在文化革命初期被冲击掉，从1966年以来，他就是睡在一条没有窗户的公共厕所旁。
在随后的二年中，王秉忱养病在家。他睡的那间房实际上是由三夹板和塑料布隔出的走道的一角。他的冠心病逐渐加深到了每天都离不了硝酸甘油的地步。白天，王秉忱总会撑着拐杖，走去他曾为之冠名的滨江公园，坐在沿江的石凳上眺望那滚滚东去的长江；晚上，每当四邻的喧嚣使他长夜难寐的时候，他常会坐在楼梯间下的那张小桌子旁，整理那些扫“四旧”后还残留下的历年建筑工地的照片。只有那张挂在桌上当年他为设计黄鹤楼所画的黄鹤楼全景透视图，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黑洞洞的过道里住着一位在建筑工地上奔波了四十年的老建筑师。
在1974年到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那段日子里，王秉忱也和大部分普通老百姓一样，感觉到国家和人民新的希望，有几件事还使他脸上挂起了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笑容。一次是他的一位三十多年前的同事，赵中和先生，从西安来看他。抗战期间，十几岁的赵中和从河南农村逃难到宝鸡，王秉忱把他招进工厂，并把他从一个工地的学徒培养成为一个有经验的施工员。解放后，赵中和入了党，从一个施工员被提拔为西北一个大型建筑公司的主任。这一次，他带着他的女儿，千里迢迢来中南设计院找王秉忱，却被中南设计院的门房值班人员认为是“阶级斗争动向”，几个人围住盘问他，并扬言要把他带走。等到他被带到了干部科，赵中和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愤怒，他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证件，往桌子上一拍，说，“我是国家16级干部，共产党员，王秉忱是我三十年前的老师，只要他不是敌我矛盾，我来看他有什么不行？”，干部科的人无话可说，只好给了王秉忱家中的地址。又一次，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黄康宇陪着在云南军区后勤部工作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的老同学何立蒸来拜访王秉忱，老友们相见的欢声笑语立刻引来了不少“警惕”的眼睛，而何立桢的那一身正规部队的军装却使王秉忱的四邻百思不解，这家“牛鬼蛇神”怎么还有部队的“老首长”来看望？
转眼间，1976年到了，文化革命也进行到了第十个年头。这一年的冬天不算冷，人们都已开始在谈论早春的到来，而王秉忱和他的家人真心期望的只是那久盼未至的人间春色。王秉忱和他的家人都深信，那次杨廷宝先生的问候和许多老朋友的看望是春天就要来临的信息。但是，王秉忱已经等不到这即将来临的春天了，1976年春节的前夜，王秉忱在家心脏病突发，正月初二，因心肌梗塞去世，终年66岁。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2002年中南建筑设计院建院50周年，中南设计院出了二本共几百页的院史纪念册，没有一句提到王秉忱。
【作者】： 王天骏 【编辑】：吴荧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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