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中国实行的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在农村以人民公社的形式体现，城市的工厂和商店都是国营企业。并且对西方紧闭着国门。

　　因此，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个惊天动地的路线转换。

　　以后的30年里，中国导入了市场经济原理，对外敞开了大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工厂还是学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人们是怎样度过了这激荡的30年的？今后又将如何生活下去？想必读者通过本期介绍的6位活跃在各领域的人物的故事和他们的回忆，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未来。

　　特辑一

　　王三妮：农民的生活越来越红火了

　　2006年，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这项在中国施行2600多年的税收走到了终点。同年11月，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自费7万元，在自家的青铜铸造厂铸造了一尊“告别田赋”青铜圆鼎。该鼎高1米，重250多公斤，刻有祥云、飞龙等图案，并铭文560余字，记录了农业税在中国产生和终止的过程。王三妮写到：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

　　铸鼎记事

　　灵寿县是河北省中西部的农业县。王三妮今年60岁，世代务农，1999年开办了一家家庭式的青铜铸造厂。他家7口人，分有土地14亩。王三妮说：“从古到今，种田纳税都是农民的惯例。家里没开铸造厂的时候，每年除去口粮，卖粮食能有近3000元收入。但那时每年需上缴国家农业税500多元，再交付村里和乡里的提留款，用于生活的开支只剩1000多元。生活算不上宽裕。”2004年，政府实施免除农业税的试点工作，灵寿县率先享受新政策的优惠。当年王三妮不仅免交农业税，还得到86元的种粮补贴，令他欣喜不已。他说：“种田不纳税，还有补贴，补贴额每年都在增加。这可是中国农业史上的大变化啊。”

　　免除农业税后，王三妮就在琢磨以某种形式来纪念这个重大变革。一天，他突发念头：铸造一个“告别田赋鼎”吧。

　　在中国，鼎自古乃“国之重器”，鼎上铭文多是记载国家发生的大事。如今，王三妮要用家里多年积蓄下来的7万元钱，为取消农业税而“铸鼎记事”，却遭到儿子的反对。但王三妮坚持要铸，他说：“儿女们不理解废除农业税的意义。这个鼎不是为卖钱的，它代表着我们农民对社会变化的鼓舞。”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王三妮铸的“告别田赋鼎”终于问世，并被多家媒体报道。不久，有人希望收购该鼎，但王三妮始终没同意，他说：“我希望把这个鼎献给国家，把它摆到博物馆里，成为一个铭刻历史的标志。”

　　从包产到户到寻求致富

　　王三妮和儿子在铸鼎上的分歧，透出两代人的不同观念。王三妮说儿子没有经历过苦日子，不懂得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王三妮至今还记得改革开放前的情形。那时，全村人都在生产队干活，每天按照出工计算工分。劳动一天，约值三角几分钱。当时每年粮食亩产只有300多斤。好年头大家能吃个饱饭，但遇到光景不好，粮食欠收，许多人就会饿肚皮。当时的灵寿县，80%的农民温饱还是个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风吹遍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农村获得推广，灵寿县也开始分田到户。新土地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王三妮回忆说：“当时，村民分到了土地都兴奋不已，下田为自己种庄稼，干劲十足，格外精心。”当年全村粮食亩产就达到了600多斤。本村80%的农民都解决了温饱。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农民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政府将它确定为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进入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城乡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获得温饱的农民纷纷寻找着致富门路，赋闲农民开始进城打工。王三妮的青廉村农闲时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另外，村里有不少人搞起了养殖业。近几年，政府对养殖业采取了优惠政策，对养猪户进行特殊补贴。村里养猪农户多了起来。

　　看着村邻富了，王三妮也开始琢磨起致富的念头来。王三妮虽只读过小学，但很喜欢看书，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他从小爱好泥塑，用泥巴捏个动物或人像总能惟妙惟肖。一次，有人建议他去学习铸造铜器。这一下激发了他的兴趣。灵寿县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属中山国，曾出土许多文物。于是，王三妮就琢磨起铸造仿真青铜文物的事情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三妮做的青铜器被人看中了，不少人上门订货。他说：“现在，许多人将青铜器作为家居的装饰物，这是一个比较有潜力的文化市场。”

　　经过几年摸索，王三妮自己的铸造厂做出的青铜器赚了钱。前不久，在城里打工的儿子也回家帮他管理厂子。现在，他们家每年有3、4万元的收入，成了村里的富裕户。

　　新农村、新生活

　　在王三妮看来，让他生活中变化最大的，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二是近几年来，政府提出建设新农村，除免除农业税，政府还取消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他的孙子和孙女都可以免费上学了。另外，本村也实行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前不久，王三妮的老伴患肾病做手术，花了3800元钱，到村里的医疗机构报销了1800多元。这些惠民政策减轻了他的生活负担。王三妮说：“在村子里走走，你就能发现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盖起了新房，村里的环境变得干净了。乡亲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王三妮成了村里的名人。据说，不久村委会选举，王三妮将是最热门的人选。

　　特辑二

　　殷绍华：转型中的阵痛

　　1963年出生的殷绍华，在20岁那年进入北京市铁路局下属的一家机车车辆零件厂工作。最初是给老工人做学徒，一边学技术，一边做些翻砂之类的简单工作，之后便进入车间成为熟练的车工。由于工作勤奋、成绩突出，他曾经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

　　在他进入工厂的几年里，中国的社会逐渐发生着变化。市场机制的引入，让工厂改变了以往的生存状态，转而面对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以及在市场经济中应运而生的新兴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处于领先地位。而国有大工厂体制转型慢，多年来积累的包袱沉重(如退休职工、各种生产生活设备、庞大的管理机构等)，使得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

　　这差别最直接的表现是，国有厂工人的收入与那些新体制企业工人的收入相差很多。于是，人们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殷绍华说，从前的工人对工资、奖金没有太多要求，经常无偿加班，觉得是为国家做贡献，是特光荣的事情。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很多人对工作的评判标准变成了收入的高低，那些收入高的公司职员甚至小商贩等职业更受欢迎。

　　1989年，殷绍华有了自己的女儿。当时他的工资只有108元，经济压力很大。于是，殷绍华从工厂辞职，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北京病毒学研究所的食堂工作。在食堂，他也算是工人。而且最初的工资还没有在工厂高，但他觉得病毒研究所是个科研机关，前景比较好。果然，几年后他的工资涨幅大大超过工厂工人，另外，对别人说自己在科研单位工作，也很有面子。

　　和殷绍华相比，他妻子的境遇就不那么理想了。她原本在北京有名的北冰洋汽水厂工作。因为企业机制落后、产品的更新赶不上市场需求等原因，从90年代后期这家老厂的产品就效益不佳。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企业为站住脚，就采取“减员增效”的办法，让部分年龄较大的职工提前退休，以减轻压力。殷的妻子就在提前退休的行列中。

　　离开工厂时她只拿到1万7千元的补偿金。有些比她年纪大的职工拿的钱多些，而且没两年就可按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领取退休金，所以下岗对他们的影响不大。但殷的妻子当时刚过40岁，离退休还有十年。也就是说，十年后才能领到国家给的退休金。所以，她和姐姐合伙开了一家小卖部，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前段时间，北京市的日用品价格普遍上涨，但殷韶华一家尚未感到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这让他们对眼下的生活感到满足。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中国工人群体间的收入、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也渐渐拉大。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迅速适应了环境变化，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如上海宝山钢铁厂、北京现代汽车制造厂等。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取得了良好的企业效益。在这类工厂里，工人大多为高中毕业，文化素质较高，因此工资也高，再加上企业的奖金、分红，收入十分可观。而一些效益不太好的老厂，工人的收入就很低，需要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给予他们补贴。

　　此外，拥有较高学历的技术工人，要比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工人收入水平高。尤其是近两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高级技工供不应求，企业提供的薪水甚至超过大城市的白领，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无论如何，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工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殷绍华说，以前攒一年的钱才能买一台电视，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就够了。这些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

　　特辑三

　　胡亮：市场竞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

　　胡亮是河北徐水县人。虽然祖上几代都是农民，但30岁的他现在已拥有一家年产值上千万的工厂--兴华铸造有限公司，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他的工厂有500余名员工，生产各类建筑用铸铁排水管件及配件共900多种产品。工厂在北京、沈阳、西安、长沙等地设立了销售公司，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同时还有部分产品销往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家。

　　胡亮坦言，工厂是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来的。

　　1978年，中国实施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胡亮家所在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解散了。原来曾在生产队开办的铸造厂当模型工的父亲，决定自己开一间铸造厂。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上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自己开办工厂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在过去连想也不敢想。但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一思想禁锢，“致富”成了开办工厂的动力。“那时的农民太穷了，办工厂是最有可能尽快挣到钱的办法。”胡亮说。那时工厂主要生产传统的暖气片、排水管等产品，三四十名工人都是当地的农民。

　　1996年，高中毕业的胡亮到父亲的工厂做事。“那时工厂的生产、销售、管理都是父亲一个人管，我去了就帮他打打杂，做得最多的，是到北京跑销售。那时的条件很艰苦，我们在北京只能租住在地下室里。”想起那时的情景，胡亮很有些感慨。

　　1999年前后，市场上出现了PVC塑料管材。由于这种新材料可以部分替代铸铁管件，因此挤压了传统铸铁管件的市场空间，竞争异常激烈起来。他们这个由几十个农民组建起来的工厂面临着很大冲击。胡亮说：“我父亲当时身体不太好，加上能力和知识水平的局限，使他难以坚持下去，所以就把工厂交给我了。”

　　此时，胡亮办工厂的想法已不仅仅是“致富”那么简单了。在中国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下，胡亮看到在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中，建筑行业迅猛发展和巨大的市场需求，正是他的工厂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同时他也看到，铸铁管件的耐用、坚固等特点是PVC材料所不具备的优势。他相信能把工厂做大做强。

　　激烈的市场竞争是胡亮这样年轻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最好的老师。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变化，他们逐渐克服原有的农民意识和短视行为，用更加规范的生产、管理模式来经营工厂。他逐渐采用了质量管理体系、技术工艺标准、售后服务规范这些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他聘请了管理、设计、技术、营销等多种专业人才。他还多方筹资，更新设备，淘汰落伍的老产品，研发设计新产品、新工艺，以多元化的产品占领市场。

　　不久前，胡亮对工厂铸造用的冲天炉进行了改造，有效降低了对环境的粉尘污染。胡亮说：“铸造业对环境有影响，现在政府在这方面要求越来越严格，对环境造成危害的话，会直接影响我们工厂的形象和发展。为此，即使是增加了生产成本，我们也要做，这是事关企业生存发展的事。”

　　胡亮的工厂现在发展得很好。他说：“现在我们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比过去好了很多，过去那种政府部门乱收费的情况少了，这让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当然，难题总是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的。例如现在原材料涨价，人工费涨价，而我们的产品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不能水涨船高，成本上涨的压力就要企业自己想办法消化。”

　　其实，更大的压力来自企业的资金周转。目前像胡亮这样的中小型民营企业，要得到银行贷款很困难。一方面缘于现在一些大银行的管理审批制度缺少灵活性，另一方面，这些企业规模小，资金少，有些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很难找到有信誉、有实力的担保。胡亮说，他们基本上不贷款，尽量靠自己的资金周转，因此压力很大。遇到难题时，只能是欠三角债，拖到资金稍缓时再还款。这是许多中小企业的无奈之举。

　　但胡亮对自己的工厂还是充满希望。这几年，他看到国内建筑行业在产品的种类和设计上，正逐渐认同人性化、环保等新的理念和规范要求。这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产品需要更新和进步的地方，也看到工厂继续发展的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