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有山有水是好风景，靠山面水是好风水。黄岩北城翠屏山下的杜家村，就是这样的地方。
这地方确实不一般。钟灵毓秀，这里出了不少人物，有台州首中之进士杜垂象，著名学者杜烨、杜知仁兄弟，著名孝子杜谊，抗元英雄杜浒等，最著名的当推南宋理宗的右丞相、谥号清献的杜范。
传说，淳熙九年（1182）十月二十五日杜范出生的那天，村前混浊的永宁江水忽然澄清如练。江水清、圣人出。从此永宁江下游便叫澄江，从此地走出的杜范日后成了名标青史的南宋第一贤相。
杜范的一生正处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南宋后期。此时，外有北方崛起的强悍蒙古军的压境，内有发动宫廷政变扶理宗登基的权奸当道，宋室面临内外交困社稷将倾的危急关头。在强敌面前是抗战还是投降，在权奸面前是同流合污还是坚决斗争，是对每一个国人人品的最本质的也是最严峻的考验。从黄岩杜家村走出的杜范，他带着翠屏山岩的不屈的硬气，带着永宁江水奔腾向前的豪情，还有杜氏家族那务实进取的气质，踏上仕途，在时代的疾风劲雨中，在疆场的刀光剑影下，锻造出他忠贞不二的坚毅之志和砥砺之功，完善了一个士大夫的高尚人格，塑造了知识分子从政的光辉形象，为家乡黄岩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爱国、爱民、勤政、廉洁的杜范精神。
一腔忠贞保社稷
杜范出身书香门第，先祖杜垂象开台州进士历史之先河，叔祖父杜烨、杜知仁是浙东著名的理学大师。杜范从小就接受理学的薰陶，读书用功，能取圣贤格言大训，付诸行动。值得一提的是，他曾随祖父游历高山大川，接触了各阶层的人民，看到混乱不堪的社会，深切地体会到民族的危机、国家的屈辱、人民的苦难。少年杜范的心田里埋下了振兴国家、革新政治的志向。当韩侂胄兴“庆元党禁”，指理学为伪学，罢逐朱熹等理学家时，少年杜范在他的《夏夜云月不明有感》诗中，把韩的弄权喻作“浮云蔽日”，抒发“谁能当风伯/扫氛有余功/中天悬清光/娟娟万里同”的政治抱负。接着，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怂恿宋宁宗下诏伐金，虽未作充分准备，毕竟收复中原失土是民心所向，青年的杜范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奋，在《募兵》诗中，表达了“戮力济王功/期以捐微躯”的抗敌捐躯的爱国情怀。
抗 敌
为国捐躯的情怀体现在杜范身上，出仕前只是一种思想愿望，出仕以后则成了抗击敌人的决策和行动。
嘉定元年(1208)杜范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历任金坛县尉、婺州司法、户部架阁、大理司直、军器监丞。这些虽属于小官，不能参政，但他都以江山社稷为重，干得十分认真。端平元年(1234)，朝中专权奸相史弥远病死，理宗在沉默九年之后开始正式亲政，改元端平，以示改元更化。次年，杜范因敢于直言被理宗看中，任为监察御史，可直接参政了。从这刻起到淳祐四年(1244)任右丞相，直至次年病逝的十年中，他对改革吏治、惩治腐败、制订理财措施、缓和财政滑坡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尤其在抗蒙御敌上，披肝沥胆，力挽危局，功载史册。
端平元年，宋蒙联军灭了金国，孰料前门抑狼后门进虎，蒙军挥师南下以更大声势进犯宋室，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巴蜀，遇到抵抗受阻，另一路进攻湖北襄阳。襄阳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城高池深，有“铁打襄阳”之称，但也经不起强大蒙军的打击，端平三年(1936)，襄阳失守，江陵告急。此时朝中许多大臣吓破了胆，投降之论甚嚣尘上。时任秘书监兼崇殿说书之职(皇帝的侍讲侍读)的杜范，利用在皇帝身边的有利条件，及时向宋理宗建议御敌之策。在《论襄阳失守札子》中分析失守原因，提出江防一系列措施，被理宗采纳，先设疑兵之计，再抓住战机反攻，终于先取得江陵之战的胜利，继而收复襄阳。杜范因献策抗战有功，擢升为殿中侍御史(掌仪法，纠百官)，4年后又连升三级：淳祐元年(1241)任兵部尚书，执掌全国军事行政事务；次年又任同签书枢密院事，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又二年，任同知枢密院事，成为国家军事主要决策人之一。就在这时，发生了寿春战役。寿春城位于淮河北岸，是宋北疆两淮的门户，是两军必争之地。春，蒙军又一次重兵包围寿春城，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是年年底以舟师断淮河中流，再增兵合肥击败宋室援军，形成三面合围。寿春孤城危急，朝野又一次受到震动。在此关键时刻，理宗终于在史嵩之迫于压力离相三个月之后，不得不任命杜范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军事指挥的最高长官)。他不负圣望，临危不惧，周密部署兵力，从东西水陆两路夹击蒙军，又亲赴前线指挥，命令各路将领也亲自上阵，在寿春城外形成反包围，终使蒙军兵败北撤，寿春又成为北线的堡垒屹立在淮河岸上。至此，杜范确立了抗战主帅的地位，挥师屡败蒙军，以致德祐二年 (1276)蒙军主帅伯颜攻占黄岩后，为泄愤而血洗杜家村，杜氏后裔非杀即逃，至今杜家村无一户姓杜。
斗 奸
他与奸佞斗争，初露锋芒在端平二年任监察御史时。谏官只有从六品，历来是个摆设，一言不合便有杀头的危险，何况理宗身边的权奸又非同小可，他们与皇上有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原先的奸相史弥远是理宗的“恩相”，而今的奸相郑清之是理宗的“恩师”。原来理宗赵昀不是宁宗赵扩的亲子。宁宗有8子，皆早夭，无嗣，便立兄弟沂王赵柄亲子贵和为皇太子，改名竑。别看赵竑年少，可看透史弥远的本质，曾写过“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的话，权倾朝纲的史弥远便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他暗授信腹余天锡机宜，在宗室中物色帝位之接班人。余终于找到时任绍兴（越州）尉的宋太祖赵匡胤长子德昭的九世孙赵希垆，他有两个儿子，叫赵与莒、赵与芮。史传来一看，那赵与莒长得相貌堂堂，便留下，改名贵诚，立为沂王的继子，叫亲信郑清之做他的老师，教读四书五经。当宁宗一病，史即毒死宁宗，矫诏废皇太子赵竑，立沂王嗣子贵诚为皇太子，改名赵昀，扶他登基。那可怜的赵竑先被贬到湖州，后又被史杀害了。杜范明知这些出于爱国却不畏强暴，一再上奏章，指责朝廷弊端。其中，为九江大守年老昏庸误事皇帝批准了仍罢免不了一事，敢于与史弥远铁杆亲信当朝右丞相郑清之叫板。我们为杜范庆幸的是，别看理宗是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奸党扶上台，但他却是位有志向的皇帝，良知不会轻易泯灭致错杀忠良的，只是处事优柔寡断，缺乏魄力而已。史弥远死后，理宗虽得亲政，改元更化，但仍摆脱不了郑清之、史嵩之(史弥元侄儿)的控制。九江守将何炳，所以罢免不了，因为有郑清之护着，理宗碍于老师的面子，也依了，但杜范不依，他认为皇上批了也没用，简直岂有此理，便犯颜直谏：“阻台谏之言犹可也，至于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岂励精亲政之时所宜有哉！”这一下子理宗能忍着，郑清之却忍不住，向理宗要挟，要解职归田。杜范也表示“退安归里”，与郑清之针锋相对。左右为难的理宗只有搞折中调和。此事虽不了了之，但杜范认理不认人的秉性，却让权奸们领教了。
此后，杜范又有两次弹劾权奸却得不到皇帝的支持而愤然辞官，决然归里，表现他与权奸斗争的不妥协性。第一次是端平三年（1236）11月，时为殿中侍御史(掌仪法，纠百官)的杜范针对郑清之的心腹参知政事(副丞相)李鸣复结党营私，陷害无辜，上表弹劾，表示“鸣复不去则臣去”的决绝态度。可是理宗不敢得罪郑李一党，反嫌他多事，改任他为起居郎。杜范十分气愤，即挂冠拂衣，不管理宗同意与否，东渡钱江回乡。太常卿程公许上疏，说不纳忠言是自裂纲纪，自蔽耳目，如此下去，皇帝真的要成为孤家寡人了。理宗感悟了，立派钦差到黄岩宣旨，任你任这任那，他都不接受。直到理宗将李鸣复调出京都，经朝臣再三劝说，才出任宁国知府，时在嘉熙二年(1238)，他在家里闲居了两年。
第二次是淳祐四年(1244)1月，善于钻营的李鸣复改换门庭投靠新上任右丞相史嵩之，又成为他的副职。时任同知签书枢密院事的杜范，不屑与李鸣复同政，向理宗辞呈，要求告老还乡。此时，宋室外有蒙军压境，内遇连年灾荒，亟需安邦治国良臣，理宗不肯让杜范辞职，知范秉性，下旨临安各城门挡驾。消息传开，大学生纷纷上书，言明社稷关系，坚请挽留杜范。史嵩之则唆使党羽刘晋之等，攻讦杜范。在忠奸两股势力挟持下，理宗将杜范依旧职提举洞霄宫，留在京郊（余杭），将李鸣复改任福州知府，杜范还是回乡闲居。6个月之后，史嵩之因丁忧辞相，杜范才回京任职。
犯 上
对皇上是敢犯颜直谏，不计个人安危，还是谄媚讨好，无条件服从，这是评价一个大臣是精忠还是愚忠的分水岭。他的一腔忠贞在奏章中体现得最充分。他的奏章，义正辞严，悲愤激昂，直言不讳，为世所称道，被誉为宋元官府文书中“开诚心，布公道”的大手笔。端平二年(1235)，杜范任监察御史时，曾直言上疏：“三四十年之蠹习，不过一‘私’字耳，君相之私未去，则条数之颁徒有虚名。”又说，私的产生在于皇上的“私憾、私予、私德”，以及左右近臣的“私听”和大兴土木的“私费”，并尖锐指出：难以兴利除弊的主要原因是“陛下之私有未去也”，“陛下外有好谏之名，内有拒谏之实”，话无遮拦，等于直指皇上的鼻子批评，不给半点面子。言为心声，奏章如此，行动也如此。上面提到的两次愤然辞官归里，说是对权奸的斗争，实则是对皇上的针砭，正气凛然，无半点媚骨。孟子早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离开老百姓的利益、国家的安危，一味地“忠君”，实在是愚忠。有人曾把抗金的岳飞和抗蒙的杜范作比较，认为岳飞是抗金名将，屡建奇功，最后却功败垂成，全因君命难违，被召回京遭秦桧暗算。严格说，这位“民族英雄”颠倒了“社稷”和“君”的重轻，实乃愚忠，有负母训。他背上母刺的“精忠报国”四字，若移给杜范，则名实相符了。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南宋后期，杜范强敌勇抗击，奸佞力弹劾，皇上敢犯颜，那不流俗的铮铮铁骨，充分展示了他一腔的爱国情怀。
一生劳累忧黎民
历史上一切真正的爱国者，都是从爱民的立场出发．杜范深刻的爱国主义立场，使他把抗敌、斗奸、犯上与爱乡、爱民融和在一起，他的可贵的民主思想可从两方面来认识：
官为民
他出仕以来，时时处处关心人民疾苦，在《雪中成十一韵》诗中有“纷纷富家儿/羔酒醉金帐/谁思道丐者/双脚红玳样”句，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表现同样的爱民思想。朋友去当官，他临别赠言：“坦然宽德是居身/又有疲甿(农民)要抚循”(《借韵呈宽堂》)，要他宽刑薄税，关爱穷苦农民。他自己呢，“州县徒劳何敢惮/万家温饱即吾庐”（《十二月初六日出郊途中值雪偶成》）当地方官的白辛苦怕什么，千家万户得温饱即我所愿!如任宁国知府时，逢大灾荒，首先自己捐俸薪，再打开常平仓，发粮4000斛，然后劝说富家乡绅发放存粮，终于保得一境平安；还发余米10万斛，钱数万，接济涌入境的两淮难民，并用计擒斩夹杂其中的掠民贼首，遣散其众，使社会得以安定．接着上疏，请求理宗从自身做起，节省开支，做无下表率：“望陛下一洒旧习，以新天下，出宫女以远声色，斥近习以防蔽欺，省浮费以给国用，薄征敛以宽民力”。年底，还朝任吏部侍郎，如实上疏灾情：“人无粒粮，楮券(钞票)猥轻，物价腾涌，行都之内气象萧条，左浙近辅殍尸盈道”，提醒理宗，“内忧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与二三大臣安居于天下之上乎?”这一年，他以忧民之心，上了八次奏章，提出革政，被理宗采纳，下旨各地救灾，升杜范为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并下诏罪已，要求百官直言上疏。
我 即 民
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做官后为百姓作主，一切清官都能做到；但做官后又把自己当百姓看待，就有点有可思议，这等于空读经书白跳龙门了。而杜范的爱民思想是彻底的，他突破一般士大夫的阶级局限，不只是同情、抚慰，而是把自己当作劳苦大众的一员。他在《和韩蕺山见赠绝句》中明确表露这个襟怀，“世网缠身未得归/但劳清梦到林扉/高人误作班行(官吏)看/只是山中一布衣”，公务缠身不能回归故里，希望梦境带回家去，处于高位者说我是当官的，错了，我只是山中的普通百姓。又在《自叙鄙怀》中说“身入微官缰锁里/心惭大隐市朝间/浮云富贵非吾事/便有功名亦等闲”，则把富贵当浮云，功名视缰锁。因为如此，他弹劾权奸得不到理宗支持，便毅然决然地辞官回乡，就不难理解了。这与每个朝代中那些拉关系走后门跑官买官、削尖脑袋钻营的人相比，他的精神境界令人高山仰止！
一展抱负整朝纲
杜范的忠耿廉直的品貌、治国安邦的才干，终于被理宗所认识，在史嵩之离相丁忧之后，让他登上相位，主持国政。他一上台，便不顾病弱之躯着手整顿朝纲，着重做以下三件事：
驱 奸
南宋历朝的朝纲大多被奸相把持，他们扶植亲信，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架空朝廷。若把钉于耻辱柱上的奸相拉出来示众，他们是：高宗赵构时的秦桧，孝宗赵慎时的汤思退，宁宗赵扩时的史弥远，理宗赵昀时的史弥远、郑清之和史嵩之。上面提到理宗与史、郑有着别的皇帝所没有的特殊关系。理宗即便端平亲政，却一直在奸相郑清之、史嵩之的挟持下。他俩先后擅权，一手遮天，任人唯亲，党羽遍布京城和州县，凡是反对他们的，杀的杀、贬的贬、流放的流放。史载：史嵩之为人“心术回邪，纵迹诡秘……罗天下之小人为之私党，夺天下利权为之私室”。杜范认为，要除积年弊端，必先清除奸党，任用贤能，把权真正夺回来。理宗本想有所作为的，可登基后身历“九年沉默”，亲政后又受“十年掣肘”，有苦难言，今见杜丞相励精图治，完全想明白了，便同意“尽逐（史）嵩之之党全渊、濮斗南、刘晋之、郑起潜等（见周密《癸辛杂识》）。
吏 治
杜范认为，朝中贿赂成风，赏罚颠倒，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皆权相三十年酿成”(见《嘉熙四年被召入见第一札》)，要挽狂澜于既倒，必先吏治，关键是制定法令。受任仅一个月，即上《相位五事奏札》，作为整治之本。“五事”是：正治本(政事要由中书统一处理)，肃宫闱(严禁内宫干预朝政)，择人才(选用地方好官到京任职)，惜名器(文臣武将要重气节)，节财用(宫中和地方均要节约开支)。接着，杜范又上《相位条具十二事》，制定各种规矩。“十二事”是：一、公用舍(人才取舍，公之于众)；二、储才能(旁搜广取，储备各类人才)； 三、严荐举(严格选拔，不重褒词重业绩)；四、惩脏贪(严惩贪吏，重证据，监司不察当惩处)；五、专职任(专职专管，不要旁鹜)；六、久任使(职无骤迁，官可尽责)；七、抑侥悻(不拉关系，不过分施恩，以德奖，以功赏)；八、重阃寄(委任军职，要极慎重)；九、选军实(备齐武器粮食等军用物资)；十、招土豪(抬募土著豪强御敌)；十一、理沟洫(凿沟交错，垒土纵横，既阻敌骑又耕屯)；十二、明急务(寻访明于治边善于理财者)。纵观这十二事，实分用人和治边两个部分。前七事是关于选择人才途径和弊端以及使用奖掖的规定；后五事是加强边防的措施，涉及选将、用军、募兵、耕屯、理财等内容。在这内忧外患的历史关头整顿朝纲抓住用人和治边这两个问题作文章，实在太有针对性了，所以理宗欣然依准。未几，朝廷正气抬头，边防实力大增，于是朝野称颂，视之为擎天柱。
将 相 和
南宋有位名将孟珙，智勇双全，早年抗击金兵屡立战功，蒙军取代金军后，又屡败蒙军，且积极经营荆襄防务，成为保障长江中游防线的重要将领。孟珙原是史嵩之部属。杜范取代史嵩之以后，一些受过杜范弹劾的小人借此离间，说什么朝廷怀疑孟珙拥兵自重，有歹心。孟珙听后，心不踏实，怕出意外，就试探性地给杜范写了封信，极尽颂扬之词。杜范看后，便知其意，心怀坦荡地给他回信，说古人谓将相和谐，则人心归附，我等应同心协力，为国赴难，若用心计，虚言笼络，不是我杜范所为。孟珙看后，大为感动，疑虑顿消。这样，在寿春战役中，他服从杜范统一指挥，在水陆两路夹击蒙军中获全胜，立了大功。
驱奸是破，吏治是立，杜公很懂得不破不立的辩证法。而杜公的高明处，还在经常细心地搞整合，搞调和，化阻力为动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赴国难。像将相和此类的事在他任上，时有出现的。杜公如此呕心沥血整顿朝纲，其间经常“晕眩”、“遗溺”，仍坚持上朝，夜以继日地处理军国大事，终于病逝在相位上。噩耗传出朝野震惊，百姓恸哭，理宗难过得辍朝减膳三日，赠谥号“清献”(清为清正廉明，献为无私奉献)，也算公允地总结他的一生。
一身清苦味自甘
杜范一生，安贫乐道，清廉自守，世所公认。
看他住的：“范清修苦节，室庐仅蔽风雨”(《继资治通鉴•宋纪》)，又见《赤城志•人物》记杜范“虽贵为宰辅，室庐仅庇风雨，见者莫知其为公相之居”。与他同时同乡的诗人谢昺有诗赞道：“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
看他吃的：“薄田二顷/粗给稠粥”(南宋末史臣黄震《戊辰修史丞相杜范传》记载)。又，《四库全书》中，《清献集》最后的《拾遗》有一首诗，序曰：“相传有富室，公至其家尝厚款，一日访公，遇午，留食葱羹麦饭，怒而去，公贻此诗，终身愧不敢见。”其诗日：“葱疗丹田麦疗饥/葱羹麦饭两相宜/请君试上城头望/多少人家午未炊”。招待客人尚且是“葱羹麦饭”，则平日“粗给 粥’完全是可能的。
看他穿的：史料无别记载，只有《续资治通鉴•宋纪》中有“身若长不胜衣”(个子这么高衣服长度不够)一句。量体裁衣，他穿的衣服怎会是这样呢?原来他穿的是昔日还未发育完全时的旧衣裳，其节俭程度可想而知了。
看他行的：他有首诗《十二月初六日出郊途中值雪偶成》“宦尘役役走长途/岁晚离家只自吁/风入破舆寒彻骨/雪穿疏幌乱沾须”作了真实的写照：当官办事要风尘仆仆走远路，年关到了还要离家，其况味自知，坐的是轿子，却是破旧的，寒风吹进来冷得发抖，雪花穿过疏帘沾满胡子。他的敬业、清苦、劳累跃然纸上。这那像该坐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出巡的大官儿!
杜公身为宰辅，其俸禄一定不菲，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笔者以为，像他这样穷年忙黎元的好官是时时处处推已及民的，当“多少人家午未炊”时，他一定认为用“葱羹麦饭”待客是很不错的；当灾民啼饥号寒，他开常平仓，劝富户发粮时，一定是自己先捐出薪俸的。从史志片段，还可知他的钱大多救济贫苦百姓，扶植杜氏后辈和接济布衣之交的门人，又拒收任何礼金，因而常入不敷出。更主要的是严于律己，淡泊人生。他在《书于立斋(杜范的号)自戒并示诸子》一诗中早把心迹揭示得透彻了，他说了晦与明、怯与勇、静与动、柔与刚等辩证关系后，总结性的一句是“守约博有归/味谈甘无穷”，其意是：守住约束，总归广博，人生味淡，甘甜无穷!
纵观杜范一生，爱国思想贯串始终，成了他做人的最高准则，最后为之献身；爱民真情埋藏心底，成为他做事衡量尺度，最后为之融为一体。正为如此，所以能激励自己，威武不屈，鞠躬尽瘁，因为如此，所以能规范自己，富贵不淫，廉洁自守。杜范其人，可谓千古风范!杜范精神，可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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