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范是永宁江北岸翠屏山下杜家村人,他是黄岩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从政,荣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为人,爱国爱民,勤政廉洁。理宗皇帝赐他谥号“清献”,世称清献公。其奏章被皇帝誉为“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
(一)爱国爱民勤政廉洁
杜公生活在南宋后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外有北方崛起的蒙古军压境,内有发动政变扶理宗登基的权奸当道,内外交困,社稷将倾。在强敌面前,是抗战还是投降,在权奸面前是同流合污还是坚决斗争,是对每个士大夫的考验,而他自跻身政坛之日起,就与权奸作斗争。
他一旦掌握军权,便给敌人以重创。在寿春保卫战时,他亲自部署,亲临指挥,使这座北疆的门户寿春城转危为安,使蒙军兵败北撤。以致他死后宋室倾覆,蒙古大军南下占领黄岩时,蒙军统帅伯颜不忘旧恨,血洗杜家村。杜氏后裔非死即逃,至今杜家村无一户姓杜。
他出仕以来,处处关心人间疾苦。他说自己“州县徒劳何敢惮,万家温饱即吾庐。”出任安徽宁国知府时,正逢大灾荒,他二话不说,先捐出自己的俸薪,再报上司打开常平仓,发粮4000斛,还劝说富家乡绅发放存粮,保境平安。消息传开,两淮难民蜂拥入境,又发米10万斛,钱数万,用于救济。不料鱼龙混杂,逃卒和盗贼夹在其中趁机抢劫,居民惊恐奔逃。他与通判商议,调兵聚歼固易,但兵戈一动,玉石俱焚,难民遭殃。最后用计擒斩掠民贼首,抚其余党遣散之,千里士民得以安全!
要说他勤政廉洁,事迹太多。《清献集》卷4有诗写到:“有富室,一日来访,遇午留食,葱羹麦饭,怒去,公贻之诗,终身愧不见。诗曰:葱疗丹田麦疗饥,葱羹麦饭两相宜,请君试上城头望,多少人家午未炊。”抗战最困难时期,全民紧衣缩食,支援前线,身为首辅丞相,杜公以身作则,与民共患难,富室一时不理解,以为杜公无礼,及见赠诗才悔悟。其勤政廉洁跃然纸上。
永宁江是橘乡的母亲河,发源于括苍山脉,从宁溪蜿蜒东流入海,潮涨潮落,海水倒灌,使永宁江下游之水混浊。相传杜范降生时,江水忽然澄清三日。“江水清,出圣人”,于是人们把永宁江称为澄江。
宁溪牌门,原是一片荒芜的山野。杜公病逝后,灵柩运回家乡,安葬在这里。要知道当朝丞相的墓,非同小可,应该有高耸的牌门(坊),有宽阔的墓道,有庄严肃穆的墓碑、墓身。但奇怪的是当年蒙军血洗杜家村时,竟找不到杜公之墓。如今,牌门青山依旧,杜公墓就静卧在这里。
(二)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
《中国公文学》把杜范奏章与唐宋大文学家韩愈、欧阳修等人的奏章看作历代大手笔“鸿笔”进行评介。这样珍贵的文献,如果没有清乾隆皇帝下旨纂修《四库全书》的集部把《清献集》修编进去,后人是无缘读到的。《清献集》共分20卷,奏札独占10卷,共五十多篇,其他都是诗文、序跋、祠记等。奏章最能体现杜公的精神面貌,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述“奏疏之见于集者,大都悱恻恳到,足以证其忠爱之忱矣!”
这里选取《军器监丞轮对札子》(第一、第二)两札奏章作简要导读。
一、幸当轮对。杜公27岁中进士,5年后出任金坛尉,然后婺州司法、户部架阁文字、大理司直,都是八九品小官。到端平元年,他57岁时才被授为军器丞,也只是七品芝麻官,没有资格上朝入对。第二年,不知为什么好运降临,让他上朝入对。面对皇帝,一言不慎,可能性命堪忧,但他却直言敢谏,不顾位低人微,一札奏了奏二札,每奏罢一札,又“贴黄”表达。
二、无私无畏。他说些什么?先务虚,提出《易经》里“穷则思变”的自然法则;再务实,摆出当前“如寄扁舟于惊涛骇浪之上”的颓败国势;最后寻根究源“不过一个私耳”。他先揭“陛下的私未去”,再揭“大臣的私未去”,最后希望君相齐努力以安社稷。只有像杜公这样赤胆忠心的臣子才敢这样说,这才叫:开诚心!
三、胸有韬略。如果说首篇第一札是破,则第二札是立。杜公开头就奏“臣窃谓,当今天下之至可忧者有三:边备之虚也,国计之乏也,民生之困也!”接着力陈胸中的文韬武略,怎么做好边备,怎样积财防漏充实国库,怎么吏治。这才是:布公道!
从杜公的奏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皇帝善纳诤言。理宗在历史上的评价是“半昏半明”,可以说端平更化以前是“昏”,任用奸臣,耽于女色,轻率用兵与强大蒙军作对,致损兵失地,长江沿岸成了北疆。端平更化,才开始“明”。这也符合了“穷则思变”的自然规律,所以能广开言路,采纳忠言。轮对时,他任由杜范仗义执言,而无半点愠色,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另一方面,理宗重用人才。端平更化,理宗急需物色人才以图强,正如史评说的“端平大坏之余,方得正人如杜公”。从首篇两札奏章中,理宗发现这位忠君爱国的“正人”有胆识,有韬略,于是决定重用他,第二年就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可直接参政,接着任命他为太常少卿、崇政殿说书、侍御史及而后的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枢密院事和右丞相兼枢密使。杜范从金坛尉到任军器监丞,用了25年时间只混得七品官,从幸当轮对到进入都堂决策层的一品大员,只用了7年时间,完全是这两札奏章打下根基。可以说:第一札让理宗看到了杜公无私无畏的“诚心”,第二年即任命他为监察御史,接着提为太常少卿、崇政殿说书,再接着提为殿中侍御史。第二札让理宗看到了杜公治国安邦的“公道”,故而让他在吏部、兵部、礼部任职后又任他为同知枢密院事,进入国家军事最高决策机构,进而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