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母年幼丧父，其母改嫁后也早早去世了，只有三个同母异父的兄弟。所以，伯母十几岁就从温岭来到黄岩给人家做保姆，后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的伯父。听说她出嫁时，是直接从她做保姆的那户人家上的花轿。

　　伯母年轻时因医生误诊把一只肾切除了，出院后病情不见好转，一夜上厕所30次，次数太多怕记不清，就用黄豆来记数。后来，她到上海确诊为膀胱有问题，手术后只能靠人工膀胱生活，那年正是我出生的1972年。当时，医生说像她这样的情况最多活15年，所以她总是记着我的年龄。在上海住院治病期间，伯母都靠伯父背着上上下下、进进出出。也因为这次大手术，伯母和大伯母结了三十多年的仇和怨：伯父来信商量治病的事，大伯母出于私心认为治这种病会人财两空，担心自己过继给伯父伯母的亲儿子以后日子不好过，但此事被伯母知晓。

　　伯父过世后，伯母的希望都在孩子身上，但堂哥的事业和婚姻却不如意。几年前的一天早上，伯母中风了。几个月后，伯母的病情加重了。我陪她来到医院，牵着她干瘪的手，看着她用一个肾支撑着的越来越瘦小的身体，一步步在嘈杂的人流中艰难地挪动。想着苦难怎么都降临到这个可怜人的身上，我的心一阵一阵揪紧，泪水模糊了眼睛。从小到大，伯父和伯母把我看成自己的女儿一样，伯母早早为我准备了嫁妆；我做妈妈时，伯母不声不响为我送来了一大篮土鸡蛋和其他补品。在我儿子满月那天，伯母头发梳得油光可鉴，衣着光鲜，高兴得脸放红光。坐在满月酒宴上时，她眼泪都要笑出来了。

　　“人工膀胱”是伯母心里最大的一个结，她从来不在外人面前暴露这方面的一丝情况，就连住院时也不让护士碰。伯母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日常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堂哥经常不在家，就顾了个保姆，她不得不接受一切。我们都要伯母到外面去听听看看，聊天解闷，可她不愿意，天天孤独地坐在椅子上，面朝门，无神的眼睛总是看着外面。每当我儿子蹦蹦跳跳地来到她面前时，伯母笑了，吃力地用含糊不清的言词和我们说着话。我听不明白，曲解其意时儿子笑了，她也笑了，但又哭了，很无助地哭了，没有声音。后来，伯母的精神越来越差，连吃饭下咽都困难，只能喝些流质的东西。我把一碗鲜美的芹菜皮蛋粥送到她面前，一勺一勺地喂，不时地用纸巾擦着从嘴角流下的粥汤，我问她：“好吃吗？”她迟缓地转动着迷茫的眼珠“嗯”了一声，我的心又开始难受了，一转身眼泪就滑落下来了。

　　伯母痛不欲生，像油灯一样慢慢耗尽体内最后一滴油后无声地走了。那天我和我姐姐都在，站在弥留之际的伯母面前，看着她大口大口急促地呼吸和难堪的面容，我并不害怕。伯母出殡那天，我莫名地难过和压抑，就如同堤坝崩溃了一样，泪水和哭声涌了出来。

　　在整理伯母的遗物时，我看到了那套我嫂子做给她的一字领呢衣服，压在箱底，皱了，但还很新，伯母只在退休职工年终大会时穿过一次，那时伯母身体还健康。我们兄妹仨人送给她的洗衣机也没用过几次，伯母舍不得水电费。不过，谁要是说起这台洗衣机，她就得意地说：“是我那侄儿、侄女们买的！”

　　伯母的屋后有几棵槾橘树，即使生活拮据，她也要请个人来打理它们，年年都要把槾橘送我们兄妹，病后这几年也是如此。我们不忍心，她却说：“自家种的槾橘好！放在酒缸里，上面盖些稻草，等到来年就更好吃了！”

　　伯母走了，那几棵橘树却依然生机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