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严蕊，稍有点文学知识的人，便会想起她的这首《卜算子》词：“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南宋周密的野史笔记《齐东野语》载《卜算子》的写作背景：严蕊因牵涉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诉讼公案，即“朱唐公案”，而身陷囹圄，此词是主审官岳霖(岳飞之子)让她当堂填词以表明自己意愿而写就的。词中诉说了严蕊因家贫而误落风尘，这是命运的捉弄，也无可奈何地误了自己的一生。
一个颇具才华又姿色可人的弱女子，却在狱中遭遇折磨，这不免让人心生怜悯。于是，继《齐东野语》之后，洪迈《夷坚志》又加演绎，明末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更是将其改编成小说《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将严蕊塑造成一名受到道学家迫害的奇女子。
严蕊，真名周幼芳，严蕊为其艺名。据说她出身书香门第，因父被害，没为奴，她成为一名卖艺不卖身的台州营妓。周密《齐东野语》称其“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是位多才多艺、远近闻名的才女。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介营妓，如果没有特别的际遇，最终的命运正如其词中所描述的那样，沦落于风尘之中，然后在历史的烟尘中湮没无闻。幸运的是她遇到了唐仲友，也因为他，严蕊遭遇了一场不幸的劫难。
唐仲友(1136—1188)，字与政，号悦斋，金华义乌人，是浙东永康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绍兴二十一年(1151)中进士，曾任信州(今江西上饶)知州，在信州任上以善政闻名。淳熙七年(1180)，唐仲友以朝议大夫知台州。时台州大旱，他奏请拨常平仓赈济灾民。他为台州民众做了许多好事，如修建府城西门的中津桥；重文崇教，为教育事业作出一定的贡献。
但同时，他也是一位风流才子。有一次，唐仲友在花园设宴，严蕊也在席。可能是听说过严蕊的才华，唐仲友便以“红白桃花”为题命其赋词一首，她即席吟道：“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如梦令》)这首命题作文，联想丰富，典故纯熟，构思新奇，语言自然，活脱脱地写出了个性鲜明的自我——身为营妓，心比天高，向往梦中自由美好的世界。唐仲友听罢大为赞叹，以丝绢赏赐。随后，唐仲友对色艺俱佳、才貌双全的严蕊产生爱慕之心，遂为其脱了妓籍，将其安置在私家别宅。
宋朝的官妓制度规定：“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委巷丛谈》)即士大夫在公务接待时，可以传唤歌妓歌舞陪同饮宴，但官员不准在公务之外“预妓乐宴会”，也不准跟官妓发生不正当关系。唐仲友的风流行为，显然已经触犯了宋朝的官员守则。
淳熙八年(1181)，浙东地域发生大旱，朝廷任命朱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巡按浙东主持赈灾。朱熹在巡视台州时，当地士民投状检举控告知州唐仲友不法之事。朱熹根据搜集到的材料，连上六道奏疏弹劾唐仲友，列举出来的罪状包括贪污官钱、偷盗公物、收受贿赂、伪造会子、嫖宿官妓等。其中嫖宿官妓一条，牵涉严蕊。
在朱熹对唐仲友提起弹劾后，唐仲友也上书自辩，两者莫衷一是。从公允的角度看，虽朱熹或间有夸大不实之处，但唐仲友却也非洁身自好、清正廉明之辈。宰相王淮(唐仲友的同乡兼姻亲)将朱熹的前三道弹劾状压了下来，没有上呈皇帝，隐秘不让他人听闻。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此时又站出来举荐唐仲友，唐仲友并未受弹劾影响，反而升迁为江西提刑。
朱熹见三道弹劾状石沉大海，接着再上三道措词更严厉的奏疏。王淮不敢再隐瞒下去，只好将朱熹的弹劾状(罗列唐仲友罪行较轻的第一疏)与唐仲友的自辩状呈交宋孝宗。皇帝阅后征求他的意见时，王淮却轻描淡写地说，他们只是学派之争，秀才争闲气罢了。宋孝宗令臣僚讨论朱熹、唐仲友争讼一事，有臣僚建议：将朱熹调离浙东，“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由浙西提刑委任“清强之官”前往台州“究实”。王淮为显示公正，提请皇帝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的职务，转而任命朱熹为江西提刑。但任命书送到浙东，朱熹以“填唐仲友阙不可”为由，坚决不接受任命书，还提出辞职，乞请奉祠归家获准。按野史笔记的记述，接替朱熹巡按浙东的官员，便是岳飞之子岳霖。于是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但检索史料，出任浙东提刑、负责审理此案是张诏，并不是岳霖。而那首《卜算子》也有学者认为非严蕊所写，而是出自唐仲友亲戚高宣教之手，所以《齐东野语》等宋人小说或有牵强附会之处。
张诏到任后，原台州通判赵善伋被调出台州，涉及唐仲友一案在押人员，一概无罪释放，严蕊也被释放回家。闹得沸沸扬扬的“朱唐公案”草草了结。
严蕊在此案过程中，确实受过两次杖刑。两次杖刑，皆合乎南宋律例。第二次杖刑时，朱熹已调离浙东，所以说严蕊受朱熹刻意迫害也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关于严蕊的传奇能够一再被演绎传播，除了宋代文人随性、行文自在、不受真人真事的拘束之外，与民间百姓同情弱者、厌恶强权的心理有着莫大关联。更何况，严蕊是一位有着凄惨身世而又色艺俱佳的弱女子，好不容易脱了妓籍，还了自由身，又因朱熹的几道奏疏而身陷囹圄，在情感上民众自然不能接受。明清时期，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观念，也引起民众，特别是一些率性文人的强烈反感。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自然首当其冲。
于是，朱熹“迫害”弱女子严蕊的传奇故事，成了坊间里巷茶饭后的谈资。至于历史的真相如何，则是无关紧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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