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怪寒碜的，我在30岁之前，还没有戴过手表。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女子，当年订婚或结婚时，一般会得到男方的一块“定亲表”，可那时候我夫家和我娘家一样的穷，而我那十分清高的父母，绝对不会开口去为女儿去争取点什么聘礼的。
婚后的第二个春节前夕，我和先生带着襁褓中的大儿子准备回婆家。在去车站的路上，孩子骚动了，我给孩子把屎时，等得不耐烦的先生顾自走了。待我弄好尿布赶到车站时，车走了，先生也走了。我怏怏地望着空荡荡的车站，那个春节过得可而想知。
这以后，不管办什么事去，总是满世界找钟；候车等船，总是不断地问身旁的人几点几分了？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子会很夸张地抬一下手腕，然后十分优越感地报出时间，那模样让我艳羡不已。
我当然很希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可是买表谈何容易，一是我们家没有这笔款子，二是那时候物质奇缺，肥皂、火柴、煤油、豆腐都要凭票，何况是手表？
婚后十年我怀上小儿子时，我发誓要买一块手表，省得老是搞不清孩子的落地时辰。当时我刚有了工作，单位有人在搞一种“互助会”，十人为单元，每人每月拿出10元，合起来给最需要钱的主儿。我被定为第八会，算算日子，刚好赶得上预产期。
从那开始，我就开始张罗“表源”了。“表票”离我太远，我识趣地死了这条心；我求助亲朋好友街坊邻里，让他们帮我物色合适的旧表。
在我即将拿到那100元会钱时，我的妯娌带来一位面色凄凉的中年女人，说该女人家遭不测，无奈只得把心爱的手表出让。那是块上海牌的男表，八成新，表面上却有淡淡水渍，证明它的密封性能不好。我心里就有点犹豫。
那忧郁女人说，这表的原价是110元，现在急着用钱，100元让给你了。我说，这表下过水的。那卖主急于出手，说，你戴两天试试，这表走得很准很准的。
我受不了诱惑，竟然接了手表，戴在腕上。多年的习惯使然，开始几天上班的路上，我还是不断地找建筑物上的大钟，待看清了时间，才想起腕上的手表，心里就笑了。走一阵路，又习惯去找街上的钟，又想起自己已经有表了，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可是当第三个孩子呱呱坠地时，我还是急着催母亲去看钟。为什么？因为上几天我家先生出差，没有手表的他就把我的表给戴走了。
熬到了1979年那个著名的春天，我终于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女表。再接着，表便不稀罕了，隔上三五年，我就轻轻松松地换一块新表。
印象最深的是参加娘家亲戚的一次婚礼，菜吃得差不多了，我正待起身走人，却被告之还有一道螃蟹没有上。我正在纳闷螃蟹不是已经吃过了吗？服务员呈上的却是一盘闪闪发光的、大块头的男式电子表！再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人家给的纪念品也是手表，有两次给的还是那种一男一女的情侣表。
望着满抽屉的手表，我感慨万千。戴吧，哪里戴得过来？不戴吧，觉得挺对不住她们的——如果我是国王，她们就像我的后宫的佳丽们，有的竟一次也没被临幸过，就被我打入冷宫。
后来有传呼机，手表便显得多余了，再后来有了手机，连呼机也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手表就越发被冷落了。
不过有两块表值得一说。一块是1998年九江洪灾后，杭州市政府送给抗洪救灾的解放军战士的，盒子上烫着“送给当代最可爱的人”的金字。一位“最可爱”的年轻战士把那表转送给了我这“不可爱”的人。我望着他那黧黑的皮肤，陷得深深的眼圈，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沉甸甸的感觉。
接着我去了次俄罗斯，导游小姐带我们去了一个手表柜台前，那些表的图案是庆祝十月革命成功的，价格不菲。我认为有收藏价值，就买了一块。回家后喜孜孜的拿给朋友看，人家就笑我做了冤大头了，说那些表就是我国的地摊货倒过去的。我不相信，朋友拿起表晃了晃，指针就卡住不动了。我大呼上当。小儿子在一旁振振有词地批评说：“旅游购物是不成熟的表现。”从此我落了个“钱某人的钱是最好骗的”坏名声。
老表、新表、男表、女表、国产表、泊来表，众多的表就在我抽屉里，一天天老去。机械的，发条不动了，电子的，电池耗尽了。我就有了暴殄天物的罪恶感，就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感慨。
我想，手表们如果有灵性，她们不知怎样骂我呢。
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