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鬓白发斑之人，用一句习惯语说，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尤其我家，要不是相逢“解放”，就永远翻不了身；要不是“土改”，我也走不出父亲命运的圈子。从先祖乾隆年间至我父亲五代二百多年都是贫农。土改时我家成份也是贫农。所以光解放不土改，社会不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贫农就翻不了身。翻了身的贫农父亲也许理解读书是件好事，我八九岁时上学了。不过，与同龄人比，他们有书包背，而我母亲用一片裹豆腐用过的旧纱巾给包书。寒冬的下雨天，一双母亲纳的“千层底”舍不得脱，父亲锯下一节毛竹筒，劈开，每片四角钻上孔，系上细麻绳，给我当雨鞋。

　　有一次，头顶大箬帽，脚缚“毛竹片”，斜刺里一阵暴风雨，把我掀到路坎下。坎下是水田，衣湿是小事，那两要书抖落在田沟里，拿回家搁在灶台上烘，翻来撕去的弄成了一堆“猫儿屎”，破了我的读书梦。

　　第二年，父亲感到读书的小儿郎没书包不象样，走十几里到市上买来一只细篾丝纬的小竹箱给我装书，我感觉一阵新鲜，与人一比，“新鲜感”变成了“别扭劲”。但毕竟有了书包。这样，我从小学、初中，又读进了县城。

　　哪里是“大跃进”的尾声了，“浮夸风”把这所学校刮得昏头转向。在校兔场“劳改”的“右派”王曰忠老师苦中作乐，他不怕闻者告密，说自己“兔方十肥方（每日运大便至校农场）=逼得我死定律”；我想，何止是他们，学生也是“锄头+扁担=读书民”。我身上流动着几世代山农的血脉，表现于性格不屈不挠，这副性格配上扁担与锄头，折磨得我1.68米长的19岁青年剩80斤体重。

　　难忘长潭水库大坝合拢时连战七天七夜，最后每人吃了一段年糕，在校方“谁英雄，谁好汉，背着铺盖往回返”的口号鼓动下步行四十五里回校，当夜到电影院包场看电影，回来后脑子里又放一夜“电影”，疲劳到顶的身体亢奋起来，我绝对的失眠开始了，有几夜焦躁地敲校医室的门，校医拉亮电灯让我进去，有一次他抚我的脊背说：“还好，蛮壮实的。”我说：“校医，我又是失眠了。”他在一个格子里抓起七八枚银针捏成一把，让我坐在角牌凳上，用力（恰如其分）往我大脑皮层上戳，象父亲拿了旧扫帚戳秧田畈，戳、戳、戳，戳得很爽快，“哈、呒、嘈、呗！”（好些了吗？）校医说：“嗨，老实宽呒数！”我说，但“得寸进尺”：“我每天早晨流鼻血，还是在长潭筑水库睡在灵中大礼堂就开始的。”“没事，”校医又说，“等几日国庆会餐，补点营养就好！”从校医室回来，在大小五十多支此起彼伏的如潮鼾声中辗转反侧……

　　如此的失眠持续五昼夜，日里照常劳动（以前我也曾请过假，因还会吃饭，得到“生假病”的批判），身体好像航船底下抽掉了一根压轴，贤脏对全身血液的平衡失控，血液涌向头部，从鼻孔的薄弱环节冲决出来，这时，我们已从羽山建校工地转战到黄土岭八路山，大滴大滴的血洒在这片荒芜的山土上而无收获！

　　在这所“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里”颠簸三年，出产了一批劳动力，但这不要紧，几位校方看中的同学做了国家公务员，我们都当了小学教师，也没安稳几年，全国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小学生念语录，中学生搞串联，全国罢课闹革命。领导号召读毛选，我也读，从第一卷第一篇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到第四卷末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读了个遍。同时，我把省报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读后当“金科玉律”奉行。然后又读了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知识，加深了对祖国的认识，认识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是最好的时代，创造这个光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最伟大的党，抬头见前途一片光明，举目看现实非尽人意。我把这不尽人意的事情归咎于少数“阳奉阴喻”的“走资派”，是他们对党的政策执行中打折扣、渗水分，我与人交谈中有了微词。

　　这时，从上级来了一位心目中的“偶像”，他对我说，“你说对党、对毛主席有感情，但对党的一些基层干部有成见，这是对党‘离心离德’啊！毛主席在北京，他老人家的指示只能从这些党干部口中传达到群众，听干部话与听毛主席话是一致的。”这使我发愣，试问：“基层党干部是否能与毛主席划等号？”——不过我没反问。我带着这大惑不解的心理卷入这史无前例的“文革”，不知不觉将光阴虚掷十年！

　　文革后期，我调到某区文化站工作，随着工作内容转换，感觉肚里知识象狗舔石捣臼一样空，好想读几本书充实充实，却难违纪俗“规律”，进入议婚论娶阶段，于是我成了家，于是我们有了子女，于是我家人口齐全，但就是缺少劳动力。

　　父亲生于光绪27年，上世纪的1913年，他已84岁，农业合作化至人民公社解体（1956—1978）20几年，是农村强劳力说了算的时期，难忘那时妻子拿畚斗去分粮，捧回满腹怨艾；也难忘在饥馑的岁月，大儿子从学校回来，大口大口地吞咽那一家人口里省下的一碗蕃莳丝粥；更难忘我对第二个儿子去七八里外的外洋割稻时的动员：“去吧，中午是有饭吃的，下饭的小菜不是鱼就是肉，不去队里做生活就吃不到。”他听说有肉吃就去了。爸不在边的孩子被人欺，割稻也“横挑鼻子竖挑眼”，总于挑出了儿子的眼泪，他模糊了双眼，割破了手指，鲜血淋漓，他上田沿汰了汰脚，流着泪回来……

　　1983年，队里实行“承包制”，长期压抑着的诸多“难忘”，激发我夫妻俩拼命往承包田里“发泄”，尽管我俩都少气薄力，也拼命地担，拼命地干活。开始三四个月，夜里一躺下，我整夜都喊“啊唷”，但每天清晨鸟醒我也醒，夫妻俩一骨碌下床落田洋，干了二小时赶快回家，让母亲拾掇好饭菜，三二下扒下立马赶上班，下班回来又干二小时活，两头拼命奋斗八年。八年中我坚持岗位收给“脚下柴”，赢得八块奖牌，可没突出的创造性劳动，文学青年陈华国为我选购的《鲁讯全集》、《资治通鉴》等一批图书都置若罔闻，“买书本必能读”如我者“缪种”不绝也！

　　90年代，我读到青年作家路遥的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接着又读了他的“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体会到人生的多方面，才改变了我这“拼命三郎”的生活方式，而且全家开始脱贫。圣经上说“富人想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铜钿眼还难”。我一方面领着单位工资，另一方面想争取田地里的收成，所为何来？！也是年岁不饶人嘛，疲于奔命的结果，体力象放了气的轮胎，瘪了。旁人说我“未老先衰”，我真的老年横秋。进医院体检，医生说我得了“消渴症”，我不甘将这百几十斤的衣食之躯过早地肥了野草，我要让过去的“荒芜”岁月长上些许绿色，我的时秩虽然进入秋凉时候，巴金先生65岁遭遇“牛棚”时还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呢。我虽不能与名人比，佩服他们的不休精神也不算错误啊！想吃“天鹅肉”的蟾蜍是天天会有好梦的。愿晚年圆读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