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岁——1941年那年,4月19日下午,跟着哥哥在仆萝山拾柴,城郊棋盘山告急的警报声,突然揪心地传来。
紧接着,日寇4架飞机侵入县城上空,进行轮翻轰炸,投下一颗颗热水瓶似的炸弹。县城上空,浓烟滚滚,巨声隆隆,房子烧塌了,街道炸毁了。以后还听说:一颗炸弹投在石捣臼旁边,沉重的石捣臼被轻松地掀上了城墙。
这时,哥哥猛地想到父亲在城里,丢下柴篰,和我一起疾驰地往敌机轰炸的县城方向奔去,迎面有两个身穿海青衫的尼姑,从城里逃出来,见到我俩就叫嚷:你俩小鬼,命还要不要!人家往乡下逃,你俩却往城里跑,快躲进麦垄里去。我俩连忙钻进麦垄里,可不时地探出头来,看看空中强盗。又见敌机向县城俯冲下去,很低很低,比我俩所处的水平位置还低,接连投下了一颗颗炸弹,县城上空又是浓烟滚滚,巨声隆隆。
那天,父亲从城里往城外跑,正遇山洪暴涨,冲垮了城外江上的木桥,与难友争先恐后地挤上横渡的竹排。这时敌机向江中投弹,佬大一怔,竹排被卷进漩涡,排上难民乱了脚跟,一个个掉入江中,父亲幸好,被冲到岸边,抓住野草千斤拔,爬上岸来。自那以后,父亲失去魂魄,不省人事,虽经治疗,仍魂不守舍,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年仅30岁。父亲丢下我们4个萝卜头大的孩子,小弟弟还不满周岁,一副家庭重担全压在母亲一个年轻寡妇身上。此后的几年,连年害灾,有劳力的人家,还能收进一点粮;我家寡母小孩,自然是颗粒无收。一家人要吃要穿,生活困难得正是使母亲寻死不得,觅活无路。在那年头,不但没有哪个神佛保佑我家超渡苦海,反而一伙乱世妖孽绑架了我,等待着母亲赎回。母亲想想自己是黄连树下的人,苦上加苦。她觉得老天爷委屈她寡妇独个人,祖宗大人也不保佑我这个可怜的晚辈。一天,东方刚刚露白,她跑到楼上,“哗啦”一声,把神龛上的祖宗牌位掳得精光,丈夫的牌位掳下之后再把它砸得粉身碎骨。她号啕着:你去了,你省事了,你把罪孽留给我一人担当,叫我怎么得了呀!这时,她已成了疯人,倒在楼上只是哭,哭到最后只是嚎;嚎到最后只是哼;哼到最后已发不出声音来了,只是喘。在极度疲劳了才安静了下来——她睡着了。
母亲为了赎我回家,卖掉了系维全家生活的六亩田地。她这样做,既高兴又痛苦。她知道未来的煎熬在等待着她;苦难的命运在持续折磨着她。母亲赎我回家那天,家人团聚,泪眼盈盈,万分高兴。在场的亲邻有嗟叹乱世做人的艰难;有咀咒这个世界坏人横行,好人受难;更有人抨击说: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干脆来个否极泰来,改朝换代。
唉!在当时那个混沌的社会里,正有“野老仰面啼,疮痍向谁诉”之痛感呢!
光阴荏苒,沧桑巨变。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此翻身作了主人。经过60年,尤其是后面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我父母这个大家为例,在他们肩下目前有13个小家、41个晚辈。晚辈中涉足遍及政界、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医务界、金融界和工商企业界等多方面的领城与行业。家家生活都非常殷实。就是上了年纪仍在家当农民的晚辈,也改变了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种单一承传农业生产的观念,他们农忙在家耕作,农闲进城打工,生活同样过得美好。曾孙辈中多在各级各类学校读书。
在这个大家中,不乏有出众的晚辈:工商企业界4人都是财大气粗的老板,个别还是村中的首富。教育科研界6人中有的是著名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孙辈青少年中,也有德才端倪初露:有被评为浙江省“三好”学生;有不足17岁已成为哈佛大学学生,而且还被聘为《HARVARD Review》(《哈佛评论》)编辑,有缘拜读各国领袖、伟人、名人的文稿。当然在这个大家中,困难与忧患也还不少。我有个儿子因病残而未能立业成家,成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上述一大堆的罗列,不是也不敢横向跟别人比,更无意妄自夸耀;而是纵向与自己父辈时的老家比。通过比,比出了我们家的大变化。
先父母在天之灵如有感知,当知道你们生前想也不敢想,想也想不到儿孙们如今幸福的生活,而感到无比欣慰时,你们一定会高兴地说:这是因为新中国不被欺凌、繁荣富强给我的晚辈带来的福气。
面对此景此情,我胡诌了首小诗:
登高云峰催人思,社稷苍生更如斯,
历尽六秩艰难境,才是莺花盛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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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镇钦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