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两会”纷纷拉开大幕后，媒体上最多爆出的就是代表委员各色各样的发言。抛开一些见怪不怪的“雷人雷语”，去年底今年初逐渐走红的“农民工改名”一事，也成了不少代表委员热衷的话题，继深圳有人大代表提出用“援建者”代替“农民工”称呼之后，最新的消息是：已有8位学者、律师致信国务院，认为该称呼有歧视意义，要求更正。

　　而这场改名大戏的真正主角，这时候正为年底工资能否按时发放，还有再怎么排队也买不到的火车票操着心。任凭各种会场、讨论场唾沫飞溅地商量该给他们换个何种称谓，这个2.42亿人的庞大群体一直处在沉默状态。

　　沉默即是回答，“改名”这场戏，我们听到的都是代表委员或者专家学者等各种“社会精英”层面的声音，而农民工自己的意见始终是沉默。“社会精英”层面掌控着话语权，对于“农民工”这个称谓是褒还是贬，只是在他们所处的视角进行评判。而农民工群体对于自身称谓的关注，远不如对一张回家的车票，或者子女来年进城就读要交多少赞助费的关注。

　　或许有人说，改名也是一个过程，是提升农民工待遇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确实，随着人民整体思想认识的提高，农民工这些年来在城市社会中的地位和待遇有所上升，也涌现出“农民工人大代表”这样的政治待遇。但只要城乡二元结构存在一天，农民工和城镇市民的差距就依然会存在一天。改得了“农民工”这个名，但改不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个病根，给他们戴上再冠冕堂皇的称谓都是徒劳！

　　当某些“社会精英”忙碌着为农民工起一个更好听、更体现尊严的称谓，而不愿多为农民工争取一些现实利益，如此行为同样是一种歧视。因为“农民工改名”在这些人看来，或许只是一张发言材料、一个新的课题立项，至于如何让农民工多拿、拿足工资，让农民工能充分享受社会福利待遇，那都是改名以后的事了——不在讨论(研究)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