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扶不扶”和“救不救”的选择时，施救者最纠结的是“不敢救”。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被媒体广泛传播后，该案几乎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符号。多地的类似事件，都被贴上了“彭宇案”的标签。然而，就在2012年，彭宇公开向媒体承认，自己确实碰撞了老人。从“彭宇案”到“扶老人”引发的争议案件，无论真相如何，类似事件正在消耗社会正气，也让很多好人面临道德选择时知难而退。

　　“好人法”的出台，无疑具有示范作用和指标意义。但如何在实际操作中落实，才是引导“好人回归”的关键。

　　有专家指出，在“扶不扶”的抉择中，救助者可能面临两种法律风险：其一，如果没有目击证人或现场监控，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是事故的制造者，要求救助人承担全部责任;其二，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处理不当，加重其伤情，要求救助人承担加重部分的责任。

　　对此，各地“好人法”提出的“追究恶意索赔”“社会急救免责”等原则虽然具有针对性，但在实践中尚缺乏具体细则，法律条文有待细化。

　　殷啸虎表示，应当在立法内容上明确“好人”的免责条款和救助条款，明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者可以免除其责任。而对于一些非确定法律概念引发的责任，应当作出有利于“好人”的价值判断。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泽刚认为，被救助人仅仅表示“救助人”就是“致害人”而索要赔偿，既难以证明这样做严重侵害他人名誉，也难以评价为客观上的诬陷、诽谤。因此，实践中尚未出现此类事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先例。

　　专家认为，从“以儆效尤”的角度来说，除了通过民事诉讼回击“碰瓷”行为外，还应通过其他社会救济途径补缺。例如，地方立法机构可出台相关规定，将讹诈行为记入个人信用系统，提高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威慑力。此前，深圳救助人保护权益规定就明确，被救助人诬告陷害救助人的，处理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通知公共征信机构，录入个人信用记录系统。

　　而从“赏一劝百”的角度而言，还要大力逐步健全正面奖励见义勇为的相关法规。例如上海“好人法”就作出规定，鼓励社会组织通过商业保险、奖励等形式，支持和引导市民参与紧急现场救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建议，也可以设立救助基金保障好人出手相助，一旦出现法律适用争议问题，由救助基金来弥补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