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士人孜孜而求的最高人生境界。
《礼记·学记》曰：“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张之洞《创设储才学堂折》曰：“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教育乃“国之大者”，自古以来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
晚清时局内忧外患，河山黯淡，甲午战败后，举国尤为惊触，从而揭开了十年变法改革的序幕。其中，教育革新成为时代潮流。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喻长霖公从清末榜眼这一千年科举制度的最后光焰，华丽转身为近代教育体系的拓荒者，他在教育领域身体力行、领风气之先的成就，足以不朽。
中枢革新：京师大学堂的夯基垒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6月11日，风雨飘摇中树起一座救亡图存的灯塔。
这一天，光绪皇帝颁行《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史称“戊戌变法”，终结科举取士，开启近代教育，“诏立京师大学堂”。
这一年，12月31日，位于北京马神庙路北公主府的京师大学堂，爆竹阵阵，锣鼓喧天，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由此诞生。此间，百日维新失败，但幸运的是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同时保留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燎原火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师大学堂惨遭破坏。光绪二十八年(1902)12月17日，管学大臣张百熙受命主持制定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壬寅学制)，恢复重建京师大学堂，创设师范馆、仕学馆，同时恢复的是国运所系的中流砥柱。
从来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这个在历史大转折的节点上应运而生，浓缩了中国近代以来全部的忧患、苦难与追求，又时刻为民族复兴大业振臂高呼的巍巍上庠，薪火相传，至今走过了两个多甲子。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让我们清楚记得京师大学堂十年伊始的路，长霖公真心是功不可没。
历史学家顾颉刚在《顾颉刚书话》中指出，喻长霖《惺諟斋初稿》中“《文钞》卷四，有《与刘幼云京卿书》《京师大学堂沿革略》《大学堂师范预科毕业告诸生文》数篇，将来编中国教育史或北京大学史者所宜取材也”。
尤其是《京师大学堂沿革略》，分官制、学科、办事人、舆论(是非毁誉)四略，是研究北京大学和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轫的高被引重要文献。历史学家邓之诚、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等都有引述。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开中国大学之先河，在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和大多数丰功伟绩一样，“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适有诏复八股，遂以时文性理论录士得百余名，于十一月开学。学生不及百人，分《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课士，每堂不过十余人。《春秋》堂多或二十人。兢兢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每月甄别一次，不记分数。有奖赏，分三等。”此“学科沿革”，呈现了1898年大学堂初创时的情形，颇具画面即视感。
这是一则最为珍贵的京师大学堂史料。时至今日，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全面翔实的记载了。
光绪三十年(1904)，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根据“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公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施行的学制。同时，实行政校分离，将管学大臣改为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别置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专管大学堂事务。京师大学堂在组织上开始独立为一所纯粹的大学。
这本书的内容很有意义——作为清末第一部系统梳理京师大学堂发展历程的专论，既是校史记录，又是改革宣言。长霖公以?亲历者视角，?还原了大学堂草创至鼎革的关键十年?。
其核心历史意义在于：?教育制度史维度。?揭示清末学制及痛点，新式学堂四难成为学界概括晚清教育困境的经典框架。?社会文化史维度。执笔校史，?映射知识阶层转型，?主动介入新教育话语建构。此外，还有?近代化维度的意义。
这本书的立场很有意思——作为体制内改革派，长霖公笔下既有揭露黑暗的勇气，又有维护体系的保守。如批判八旗子弟抵制新学，而鲜少反映新政弊端。书中“多有隐笔”，回避了某些敏感议题。如提及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未提及西学总教习丁韪良。
“非身处其地莫能悉数其沿革”。长霖公高中后，从翰林院编修到京师大学堂庶务提调，大部分时间都与大学堂打交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荣升大学堂庶务提调。
庶务提调，又称庶务长，相当于现代大学的总务长或行政总管。属于大学堂“总监督(校长)——三提调(教务、庶务、斋务)”行政管理体系中的行政后勤主官，受总监督领导，形成“三驾马车”管理模式，参与校级决策。
庶务提调的职能，覆盖大学堂运行的?行政后勤中枢，包括?财政管理、?基建工程、后勤保障、?制度执行监督等。长霖公是学堂?资源调配的实际掌控者，加上?政治身份的加持，以榜眼和翰林官身份任职学堂，兼具传统文官与新式教育管理者双重角色。从其仕途轨迹看，后来迅速迁任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校长)，主政一校，可见该职位是?晋升要津?。
值得一提的是，长霖公先后任职的京师大学堂，初创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全浙师范学堂，后来都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当然，那是后话。
风气之先：女子师范教育的开山破冰
办学难，办女学更难，办女子师范难上加难。
女子教育，是文化变迁的寒暑表。“历代以来，帝王圣贤创制兴学，独不为妇女立教育之科”，“使数千载聪明灵秀之才，无学无教无权”。清朝末期，女子教育在争议中萌芽。“癸卯学制”远采日本、近酌旧章，唯《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稍带提及女子教育“只可于家庭教之”，态度仍十分保守，认为“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及女师范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颁布《女子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此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之嚆矢，使女子教育在国家教育制度体系上有了一席之地，为实现男女教育平等提供了法制保障，女校才有了长足发展。
宣统二年(1910)至民国元年(1912)，长霖公执掌初创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任学堂总理。
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女子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御史黄瑞麟奏请创立。当时，举办女学风气渐开，清廷要求省城及府城至少建立一所女子师范学堂，京师“以为提倡”。由此可见，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建立，与京师大学堂一样，寄托着为全国树立典范的期望。
学部决定在北京石驸马大街斗公府旧址(今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建校，宣统元年(1909)9月竣工开学，同时设立附属两等小学堂(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1910年，首任总理傅增湘转任直隶提学使，江谦短暂过渡后，当年即由长霖公接任。
长霖公无疑是最合适人选。当多数翰林官员仍沉湎于八股文章时，他赴日考察学务，并带着取回来的经，首先在大学堂庶务提调任上建立起中国最早的大学后勤管理体系，试验由一域再到一校。这种开放视野和探索精神，在当时高级文官中鲜有其匹。
走进灰色的大门，旧址建筑由六栋二层小楼组成，坐北朝南，为清末西洋古典折中主义风格，同时在西洋柱式和拱券设计中巧妙融入中国传统的砖雕花饰，“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几个金色大字赫然嵌在其中，更显庄重与典雅，和深深的历史沧桑感。
据长霖公所撰《钟征君传》等记载，中共一大代表驻地上海博文女校的创校校长钟镜芙、黄绍兰(学梅)，都是他“长京师女师范时所得高才生也”。“校生数百人，而镜芙文最杰，毕业冠军，后在申江创办博文女校，成绩斐然，家学渊源，有自来也。”黄绍兰15岁即考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因成绩优异，深受学堂总理喻长霖，教习高潜、章梫等欣赏。1908年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猝然离世，举国哀悼。学堂设祭奠灵堂，让师生们跪拜哭灵。唯独以花木兰自励的黄绍兰，拒不循规蹈矩，背对灵牌，席地而坐。此举震惊全场，学监为之嗔怒，视其“大逆不道”，拟开除学籍。后经喻长霖、高潜等人竭力开脱，才赦免其责。
自此事件后，她愈加勤奋笃学。不仅课业全优，各项体育运动也出类拔萃，驰马试剑自然不在话下，妥妥的“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1911年，农历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仅20岁的黄绍兰，毅然投笔从戎，星夜奔赴前线。在沪军都督府支持下，她组建了上海女子军事团(北伐敢死队)，奉命随黄兴赴南京。为教养辛亥革命烈士遗孤，又倡议成立忠裔院。
辛亥革命后，长霖公和钟镜芙、黄绍兰先后都来到上海。1914年间，钟、黄合力创办了博文女校，“开办五载”后，因“经费支绌”停办。1920年8月，黄绍兰担纲复校。
1921年“7月下半月”，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董必武等13位中共一大代表中的9位，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下榻于此，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黄绍兰悉心保障会议召开，见证了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为建党大业厥功至伟。
万事开头难。办女子师范，长霖公不时遭受守旧派对其“弃圣贤之道，逐西学之末”的批评，甚至有弹劾“女子师范有伤风化”的奏折。素有台州式硬气的他，不为所动，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春华秋实，终于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接受高等师范教育的女性。
1931年7月，“女师”和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独立设置发展而来的“高师”(北京高等师范学堂)，二源合一，创立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等的前身。
如今，“女师”旧址已经变成了鲁迅中学，但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走进校园，仿佛耳畔还能听到老学堂传来的琅琅读书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青春气息。
地方实践：浙江新式教育的垂直推进
彼时，浙江处于欧风美雨登陆的海岸潮头，吴越风骨浸润下的先知先觉者皆视教育为经国大业，新学制甫定，即以启蒙民智、铸造新民为志，省、府、县分别设立新式大、中、小学堂，一引时代之风气。
光绪三十二年(1906)，浙江巡抚张曾敭奏请创建全浙师范学堂，当年即获批准。1907年4月邵章任首任监督，10月长霖公应邀接棒第二任监督，“搭子”经亨颐任监学(教务长)。
史料和相关研究中，有长霖公任两浙师范学堂监督一说，应有舛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析江南东道为浙江西道、浙江东道和福建道，其中以钱塘江(浙江)为界，以北称浙江西道，以南称浙江东道。唐后期浙江东、西道合称两浙道。明清时期浙江省名、省域定型。
光绪年间，江浙地区官立师范学堂应唯二。一是浙江杭州的全浙师范学堂。是当时浙江唯一的新式高等师范学堂，也是今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和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浙师大龚剑锋和杭高有沿革考。学堂由举办科举乡试的江南贡院旧址改建，清末民初建筑，歇山式屋顶，上铺红洋板瓦，橙色外墙，开有拱形窗洞，很有腔调。
二是江苏南京的三江(两江)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张之洞创建。没有找到长霖公在此任职的记载。
长霖公主政浙师不久，即被委派日本考察学务4个月，之后又被委以京师大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重任。他虽然在此任职时间不长，但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推动了浙师的现代化改革，为浙江师范教育夯土奠基，其教育理念和实践对浙江新式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正式启动招生。体现了实质性创校，故史籍中有首任监督一说。以培养中小学师资为目标，招收了优级师范生200名、初级师范生300名、体育专科生100名。因学堂由优级师范部和初级师范部组成，1908年遂改名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
推进一流新校舍规划建设。建筑格局参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园面积约140亩，除了有教学楼、宿舍、食堂外，还有健身房、音乐与手工教室，附属小学，校舍在大清朝可谓先进、宏伟。
注重教师队伍专业化。聘请新式学者或海归人才担任教职，提升教学质量。
聚力打造当时浙江省规模最大的新式高等学堂和全省师范教育中心，全浙师范学堂以及之后的浙江官立(省立)两级师范学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可谓既有大楼，又有大师。
以学入仕的长霖公，发自内心地投身教育救国，带头推行“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开展顶层设计、系统布局、垂直发展，率先在家乡落地办学，回报桑梓。
他对台州、黄岩最大的贡献是发展新式教育。这些新式学堂，凭藉其声望，发起号召，大多由绅富筹集款项创办而成。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王舟瑶、王士骏、柯逵等在黄岩县城文昌祠创立黄岩公学(今黄岩区锦江小学)，由王士骏主持学务，课程中设有数学、科学。这是近代黄岩最早的小学。
光绪三十年(1904)至三十二年(1906)，受聘台州学务处总理，兼任三台中学堂(今台州中学、台州学院)监督。三台中学堂由三台书院变通改名而来，科举考试的旧制旧俗尚留。他积极推行新式教育，添建校舍楼房两所，开辟操场一片。还撰有《清季台州学务纪略》(稿本)。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杨晨、王咏霓等提议创办农工商学堂以冀兴实业，筹改椒江小学堂为椒江中等实业学堂。后因经费不敷，改办为椒江中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弟长琦及刘春煦(恩度)、刘春熙(仲台)昆仲等创办保粹两等小学堂(今黄岩区澄江中学)。并与众乡绅捐助田亩，用于办学和接济。
高中榜眼前，长霖公曾在家乡黄岩多个学塾和九峰、清献、灵石、南渠等书院执教，还应邀赴天台文明书院、江西南昌学馆。高中后，曾任清宗室觉罗八旗第三学堂提调、八旗第六学堂提调兼八旗高等师范学堂教习，译学馆伦理教习等职。
家乡人民感念长霖公的功德，为他树碑立传。如今，矗立在澄江中学校园内的长霖公铜像，睿智慈祥的目光中，饱含拳拳之心殷殷之望，喜见莘莘学子一茬茬地茁壮成长。
灼灼其华：喻长霖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
长霖公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教育家。
他一生仕途的高光时刻，担任学官教职是重点，加上高中榜眼前在一些塾馆、书院教读兼顾，前后有二三十年的教育工作经历。鼎革后，他退隐江湖，除短暂任职浙江通志局提调，其余时间致力于史志、诗文、书画等，按现在的说法属自由职业、灵活就业。
教育，是长霖公一生从事最长的一个正式职业。无论教育专著，还是散见的讲话和文章，都蕴涵着丰富的教育哲理。他对教育问题发表的一系列革新主张和许多精辟见解，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这些都是他的思想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
京师大学堂期间，能传诵千古的著名演讲为数不多。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成立仪式上的演讲算一篇。长霖公也应算一篇。1908年，正逢师范馆第二批、也是最后一批学生，以及预科第一批学生完成他们的学业，并推迟至1909年初举行毕业典礼，长霖公作为大学堂官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著名演讲。
他阐述了国粹的含义。认为国粹不是八股文，也不是学术成就，更不是法令规章，而是从周公传至孔子和其他圣贤的道德伦理规范。国粹有仁、敬、孝、慈、信五方面内容，这是圣贤认定的人类关系准则，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因此，他认为中国的道德规范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值得颂扬的，我们不应该也没有理由放弃我们自己优秀的东西。
他提出，知识分子要以恪守道德伦理规范为先，强调师德，重申官德，以及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呼吁将要成为教师的学生，要像爱护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爱护自己的学生；将要成为官员的学生，要尽自己的职责，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这篇演讲，虽是受当时国粹主义思潮和京师大学堂新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影响，其基调仍是道统信念，但却表达了一个正直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紧迫感。他的目的是希望传统文化回归，借此凝聚人心，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西学东渐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最令人焦虑的正在于道德观念方面，因为它可能极大地削弱传统的精神支柱，使学生迷失方向，甚或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所以他坚信复兴三代文化能带来社会的稳定。
窥一斑而知全豹。长霖公在清末教育改革中扮演着制度执行者与局部创新者的双重角色，不在于比肩张百熙、张之洞、蔡元培等教育大家，而在于具体而微地展现了传统教育向现代转型的复杂机理。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为“张百熙—张之洞改革谱系中的喻长霖实践”。
一是“中体西用”的融合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教育指导思想，张之洞《劝学篇》系统阐述，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长霖公积极倡导中西兼融、文理兼修、古今贯通，引入新式学科和实践教学模式。与全浙师范学堂一脉相承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校歌唱道：“文章惊海内，科学究专门，新旧中西一贯行。”
二是以德为先的育人观。遵循“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规律，根本上在于治国安邦。要先教做人，后教读书。德不立，行不远；有大德，才有大智慧。长霖公师范馆毕业讲话，在张之洞“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基础上，提出民族道德，将传统伦理改造为救亡图存的精神武器，给旧道德注入了国家危机意识的新内涵。
三是男女平等的人权观。新妇女观始自维新思潮兴起，较之张之洞，他更为开明，并积极开创女子高等教育先河，在教学中融入民主、平等观念，通过课程或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培养女性人才，推动妇女解放。钟镜芙、黄绍兰等接受新式教育，成长为时代女性翘楚。博文女校的办学理念承继这一范式，体现了女性教育与社会变革的结合。
四是科学实践的教学观。科学是当时思想革命的主要内容，学科学是用西学的体现，就是宣扬科学，摆脱愚昧，破除迷信，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超越张之洞工艺之用的局限，重视科学教育，推行从小学开始学科学，培养有科学的头脑和工艺的手，已接近后来蔡元培完全革新主张中的基础学科建设理念。民主与科学，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五是个性发展的人才观。长霖公推崇有教无类，文化、科技、体育、劳动和实践并重。他十分重视学生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认为教育的作用主要通过对人的影响体现出来。如黄绍兰的蝶变。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天真活泼的学生教成木头人，也才能使其在未来成为一个独立人格的人。
总体上，长霖公的教育理想和探索实践，是张百熙、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张百熙和张之洞是晚清教育改革中的关键性人物，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重要奠基人，先后都登上中央教育改革的领导位置。二人之间，存在新政中“激进改良派”与“保守改良派”的权力博弈，但主流还是协力同心促成了教育改革的开展。
长霖公与张謇教育思想也有差异。同是立宪派，张謇办通州师范走民间路线，长霖公则坚持官办学堂正统，表现出清末改革路径的分化。
长霖公开创性的教育工作，有些由于人事变化快，任职时间短，成效和影响有待后续才显现出来。正应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在长霖公身上，还显露着趋新与恋旧的矛盾心态。兴办新式学堂，推实行新学制，然而自身走的是科举入仕的老路，因此思想深处仍难以摆脱对科举门第的眷恋。这种纠葛，使得新教育体制不可避免地笼罩旧教育的阴霾。
当然，这一局限非个人缺陷，而是?帝制晚期改革者的集体困境——他们撕开体制裂缝的光，终究照不进自己植根的暗黑。
长霖公作为清末教育改革的关键践行者与记录者，其人生轨迹与教育变革深度交织，呈现改良主义者的典型路径和历史温度。
他的教育改革实践，如同在?帝制大厦将倾时修补梁柱?：其“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创新，沉淀为中国教育的基因；其忠君抑民、文化守成等思想枷锁，折射传统士人转型之痛。正是这种?进步性与保守性的撕扯?，使其成为解码清末改革“?为何艰难而终败?”的锁钥人物。
他恰似晚清改革大潮中的“摆渡人”——既坚定地锚定在张百熙—张之洞的思想岸基上，又将改革的航船向现代教育彼岸推进了关键里程。这种在既定框架内寻求突破的智慧，不仅保存了教育转型的连续性，更以其“有限度的创新”为后来者标定了改革的可行性边界。“变法如烹小鲜，火候过猛则碎，过缓则生”——他的渐进式改革哲学，正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独特路径的生动注脚。
长霖公还积极处理好与张百熙、张之洞的关系，深得赏识和器重。对二张，他一直感恩于怀，从所撰的挽联中也照见自己的影子。
挽张百熙联：
天语嘉哀，公忠清亮；
士林传播，宏奖风流。
挽张之洞联：
曾胡不树党援，以仁事君，遂觉荐贤满天下，公殆能步后尘矣；
汤陆岂殖生产，洁身励俗，长留遗泽在人间，今傥复见继起乎。
主要参考文献：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楼波《清末台州三名彦与京师大学堂》、晋浩天《百廿星辰巍巍北大》、龚剑锋《浙江师范大学历史渊源探寻》，以及顾明远、江琳、张九波、徐中美等著作文章。一并致谢。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