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资(合股)兴办石曲乡冰箱配件厂，生产冰箱蒸发器(叶心源摄于1984年)
在浙江台州市黄岩区档案馆，珍藏着一份历史文件——1986年10月颁布的《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
这份40年前出台的文件，是全国首个保护和规范股份合作制县级政策性文件，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岩的合股企业(即股份合作制企业)早已遍地开花。但这些已出生的“孩子”却领不到一个合法的“身份证”。为了保险起见，许多合股企业只好戴上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合股企业身份不清、前途不明，企业主顾虑重重，实际工作中也迈不开步子。
这一文件出台后，极大释放了企业活力，黄岩民营经济发展也掀开崭新一页。党的十五大期间，股份合作制首次被写入全国党代会报告。
2026年是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出台40周年。近日，记者对话4名亲历者——时任黄岩县委书记孙万鹏、时任黄岩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潘祖礼、时任黄岩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章显林、时任黄岩县委农工部副部长杨明，听他们讲述文件出台始末。
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回望这份文件的出台，更是具有特殊意义：它用实践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
对话孙万鹏：只要有利于人民利益，就应该敢于负责
记者：1986年初，您作为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到黄岩兼职县委书记。组织上为什么派您到黄岩？
孙万鹏：当时我45岁，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刚回来，渴望去基层学习锻炼，是我主动打报告，要求去黄岩的。
记者：黄岩民间素有“打硬股”凑份子合股办事的传统。面对“打硬股”企业，当时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孙万鹏：最大的顾虑并非企业本身的经营风险，而是政治定性风险与政策缺失带来的不确定性。
记者：当时全国学苏南或温州，黄岩为何选择“第三条路”，压力主要来自哪里？
孙万鹏：黄岩“打硬股”企业，既不是集体的，又不是个体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既可以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又可以解决资金的短缺问题，何乐而不为？当然，压力肯定存在，而且很大。当时，没有经验可借鉴，中央层面又没有明确的文件支持。我和县长王德虎秉承“唯实精神”，认为只要有利于人民利益，就应该敢于负责。我俩曾有誓言，以政治勇气推动制度破冰。
记者：您和当时的县长王德虎曾谈到，出台这个文件后，如果被撤职，就回家卖红薯。为什么愿意为群众利益承担风险？
孙万鹏：因为我们认定这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农民致富的大好事。为了消除基层干部和企业主的顾虑，我们决定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出台全国第一个县级党委政府颁发的《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即(1986)69号文件)。
当县委书记，应该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记者：您在黄岩工作仅仅两年。当年那纸文件却种下了民营经济的种子，为黄岩未来几十年发展打下了产业基础。
孙万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这是对人民对事业的根本态度，要多做一些为人民利益打基础的长远之事，将个人融入到大局中去，做好为后人铺垫的事。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为人民负责，要有担当，努力在黄岩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向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对话潘祖礼：最可贵的是敢为天下先
记者：1986年前后，您担任黄岩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当时黄岩工业底子如何？
潘祖礼：解放前黄岩没有现代工业，只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县志记载，解放前全县只有一个发电厂，供电给街上商铺和城关18盏路灯照明，这就是当时最大的工业。自1958年开始，根据国家计划安排创办了一些国有工业。到1986年，黄岩已有食品、机械、化工、工艺品、塑料等产业，但整体基础仍薄弱。交通闭塞、原材料短缺，县域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瓶颈。也正是在这样的底子上，黄岩开始探索合股企业这条路。
记者：当时主要有哪些产业和所有制形式？
潘祖礼：产业主要有几块：一是水产、水果加工业，俗称“两水一加”，主要是罐头厂、冷冻厂；二是机械工业，以机械零配件加工为主，其中就有模具加工；三是化学工业，也叫“精细化工”，黄岩被称为“精细化工王国”，后来发展为医药、医疗器械、器材；还有工艺品、塑料制品。所有制形式主要是三大块：国有工业、县属集体、由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办的社办工业即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当时占30%，此外还有零星的个体经济。这样的产业和所有制结构，为后来合股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记者：主要遭遇的困境有哪些？
潘祖礼：一是交通不便，产品销售和原材料采购都要到上海联系，陆路到杭州要八九个小时，海上班轮到上海要20多个钟头。二是没有原材料，特别是钢材，定点的、列入国家计划的才能分到，先给国营、二轻集体，乡镇企业根本分不到。三是思想包袱重，合股企业姓社姓资、赚了钱能不能分、怎么分，大家心里没底。有个工程队按承包合同拿奖金，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贪污集体公款，起诉到法院要判刑，后来孙书记向省高院反映，法院查清后无罪释放；石曲乡有的企业主赚了奖金不敢拿，要上交乡镇，王县长亲自谈话让他们放心大胆拿。这些事不解决，企业迈不开步子。
记者：回望40年，怎么看当年那段历史？
潘祖礼：当年孙万鹏书记是理论指导，王德虎县长是大胆魄力，两人是黄金搭档，提出让“四个轮子一起转”，国有、县属集体、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各展所长，特别是合股企业适合黄岩土壤。文件出台后，股份合作制像雨后春笋般发展。十年间，黄岩和路桥工业总产值年均提升37.86%，股份合作制企业占一半以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写入股份合作制经济，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要鼓励和提倡，黄岩这份文件的意义也体现于此。后来黄岩名列全省十强，拿到全国百强县、全国明星县市，吉利等企业也是从这块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回望40年，最可贵的就是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当年没有现成经验，没有明确文件支持，黄岩人硬是闯出了一条路。今天面对新的经济挑战，这种精神仍然值得继续发扬。
对话章显林：这个文件就像一艘破冰船
记者：文件出台时，您还在县委办公室，当时人们的反应怎么样？
章显林：文件出台后，社会各界普遍感到振奋，企业家们拍手称快，称之为“及时雨”。但压力也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刮“红色台风”，凡属小规模的手工业经营，都被当作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加以打击。因此在当时能够出台这样一份文件，是很不容易的，体现了很大的胆识。农民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份文件，有其现实背景。中央从1982年以后连续下发几个一号文件，包产到户让农民定了心，统购统销取消使农民手脚放开，农村积聚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人没有出路就做小生意，资金积累多了便尝试合股办企业，但又担心被当作资本主义打击，心里没有底。因此他们迫切希望地方上有一份文件，有一个依靠。69号文件出台，正好回应了这个诉求。
记者：您1987年到乡镇企业局担任局长，最关切的两件事是什么？
章显林：孙万鹏书记派我到乡镇企业局任职，我最关切的主要有两条。第一条，鼓励农民兴办合作企业。第二条，对过去挂“红帽子”的企业进行摘帽正名。摘帽子工作从1987年、1988年一直推进到1989年，黄岩所有戴“红帽子”的企业基本都完成了摘帽。
记者：摘帽前后，来乡镇企业局办事的人有什么变化？
章显林：过去在旧的管理体制下，企管部门每天登记五六家。文件出台以后，过了两三个月，每天增加到二三十家，工作量明显加大。挂“红帽子”的企业名义上挂在乡村，办手续也要来，但当时表情多是强颜欢笑。文件出台后再来办理，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了，进门时脸上带着笑，话也多了，坐下先不说办什么，先感慨几句，说这回心里踏实了，办事总算有了依据。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文件出台后企业身上那种明显的变化。身份清楚了，政策稳定了，企业主的胆子就大了，脚步也轻了，过去不敢想、不敢投的，开始敢想敢投了。有的购置先进设备、改造旧厂房，有的直接到国外考察、扩大生产规模，还有的把集体资产核实清楚、归还集体之后，放心大胆地把企业做大做强。
记者：如果要做个比喻，您觉得69号文件对于黄岩来说最像什么？
章显林：现在回过头看，这份文件就像破冰船，激励农民兄弟披荆斩棘地前进，解开了农民的手脚。农民对这份文件的渴望，正如他们所说，那年10月23号出台，就像“小阳春”一样，过去公章上有红五角星和没有红五角星，区别很大，出去做生意都难做。文件的思路、条理、脉络都很清晰，办起来没什么麻烦。不符合群众心愿的事情，即便投入很大力气也没有用。只有像69号文件这样，适应时势、适应群众心理、符合群众愿望，群众才会转化为巨大的力量。这是一个真理！
对话杨明：在鼓励和规范之间，寻找发展的平衡点
记者：当年，您作为黄岩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具体负责哪方面工作？
杨明：1986年，我已经在黄岩农业部门工作十余年，在县委农工部负责乡镇企业工作。这也是我离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
记者：您是文件起草者之一。为了摸清合股企业的实情，您当时怎么调研的？
杨明：实事求是讲，那次调研是我们自己主动下去的，政策发不发、发到什么程度、怎么发，必须自己亲自去参加调查研究。那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坐“三卡”(一种柴油三轮车)下乡，我带队和县委农工部四五个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一同开展实地调查。我们进到企业里面，同管理人员、工人们聊天、座谈、对话，在乡下一住就是好几天，我们就这样前后持续了几个月。我们抱着向群众学习的姿态开展调研，群众都很信任我们，敞开心扉，跟我们讲问题、说困难。
记者：实地调研中，发现了什么情况？当时的合股企业处境如何？
杨明：调研中，我们发现，合股企业在吸收社会劳动力、增加税收、提供商品等方面，对国家、集体和社会贡献很大。但是，当时合股企业没有合法身份，大部分都挂靠在乡村办的集体企业名下。企业主最大的心病就是惧怕政策多变，担心今天鼓励发展，往后政策转向。受这种心态影响，到了年终，有些企业不敢分红；就算完成分红，企业主也担忧日后收益会被收回，制约企业发展活力。
记者：文件起草出台过程顺利吗，经历了哪些波折？
杨明：实地调研结束后，我们回去起草文件，前后经过多次内部修改，大改没有，小改不断，还派年轻同志下去听取乡镇和群众的意见，听取基层群众和分管乡镇企业相关领导的意见，反复打磨完善。《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文件草稿7月初提交至县委、县政府，中间历经多轮研讨，在资本定息、利润分配问题上我们一再商讨，直到10月份，经县委集体研究决定，正式出台。同时出台的，还有《关于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意见》。文件出台以后，为合股企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记者：当年文件既要“规范”又要“鼓励”，这两者如何平衡？
杨明：我们在鼓励开办合股企业的同时，也注重保障工人的合理收益。比如，在文件里就明确写道，“企业应当允许并鼓励工人向企业投资入股”“企业支给工人的劳动报酬应不低于同类乡镇企业工人的收入”“工人享有国家规定的劳动保护的权利，其中包括养老金保险”等。在促进发展的前提下，也要重视公平和均衡。这些规定，在当时是很超前的；现在回过头看，这些条文，也符合现在共同富裕的理念。
记者：您认为政策好不好，最根本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杨明：往大处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具体一点讲，就是看这个政策是否有利于人民大众、有利于大部分人。你如果不利于人民大众，这个政策再好也没有用；只利于一小部分人的政策，肯定不是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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