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岩城小南门出发，沿着“浙东小运河”南官河，有一条温台古驿道蜿蜒南行，在南官河与土屿河交汇的梅桥旁，坐落着一幢晚清民国风格的建筑，它就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教育家罗宗洛的故居。

　　罗宗洛(1898—1978)，字涧东，黄岩县鼓屿乡十里铺人。出生于小康商人之家。6岁丧母，由祖母、继母抚养长大。7岁开始就读于家塾。1911年，进入私立杭州安定中学学习，次年转入上海由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新式中学堂——南洋中学就读。因学习刻苦，深得校长王培孙的器重。

　　1917年南洋中学毕业后，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登上了东渡日本留学的邮轮。191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班，并获浙江省官费资助。翌年，转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理科班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外语及理科各科的基础。为了远离繁华和闹市，专心学术，罗宗洛于1922年考入札幌市的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师事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坂村彻教授。从此，他便以植物生理学为终身事业。坂村彻讲课条理清楚，善于启发，督率学生学习和实验操作一丝不苟。罗宗洛进入坂村彻的实验室后，坂村彻对他提出一个条件，即北海道气候寒冷，一年有半年左右是冰天雪地，暑期是北海道的黄金季节，不能离开实验室。从此，罗宗洛息交绝游、寒窗苦读，与老师朝夕相处，共同度过了八个寒暑。1925年3月大学本科毕业后，他申请继续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1930年，经北海道帝国大学教授会全体通过获得农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二人，当时日本各大报都报道了这个新闻。

　　1930年2月，罗宗洛回国，受聘担任国立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创立了全国第一个植物生理实验室。1932年，罗宗洛到上海暨南大学理学院任教授，并兼任中华学艺社总干事。从1933年起，转赴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在系内建立了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植物生理实验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大学迁到四川重庆沙坪坝区，罗宗洛把家眷安置在成都，自己继续在重庆任教。1940年，应聘到浙江大学生物系担任教授。生物系的办公场所设在贵州湄潭县城西郊外，那里风景优美，但条件艰苦。他一面教课，一面因陋就简，在一个小祠堂里筹建了简易的植物生理实验室，继续坚持开展研究工作。1944年夏，罗宗洛被聘为设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

　　1945年10月，罗宗洛受命担任教育部台湾特派员主任委员，到台北接收台北帝国大学。10月17日，抵达台湾。11月15日，正式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校名更为国立台湾大学，罗宗洛代理校长。他先遣返日籍学生及行政人员，对于日籍教授则给予宽大处理，暂时留用，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日籍教授由新聘教授、讲师逐步接替。所以整个学校的教学、科研体系未受到破坏，能继续进行教学、科研。这些日籍教授回国之后，对此举广为颂扬。曾任国际遗传学会会长的木原均教授著文称赞罗宗洛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很重信义的人、一位德高望重的人。

　　1946年2月9日，罗宗洛携《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报告书》返重庆述职，4月10日返回台湾，5月请求辞去国立台湾大学代理校长之职未获批准，之后回上海植物研究所主持工作，6月正式辞去国立台湾大学代理校长一职。10月，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从重庆搬到上海，罗宗洛仍任所长。他陆续添聘人员，增添仪器药品。经过努力经营，到1948年，植物研究所已设置了植物分类、植物病理、植物形态、植物生理、森林真菌、藻类、细胞遗传等研究室。1948年，罗宗洛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也是黄岩历史上的第一位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宗洛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翻译出版了苏联科学院院士马克西莫夫的《植物的生活》等著作。1953年，该研究室扩建为植物生理研究所，他被任命为所长。他说：“成立植物生理研究所是我生平的夙愿，这个所是亚洲第一个独立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可能实现这样的大事。”除为本部聘任新的研究人员外，他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分设工作组，聘请那里的植物生理学教授为兼任研究员，从而促进了研究所与大学之间、大学与大学之间在科研与人才培养方面的相互协作，避免了研究所处于隔离状态的缺憾。

　　1955年，罗宗洛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此间，他主要从事灌溉、干旱、盐碱与寒害对植物生理的影响等研究，并在国内率先开展根尖组织培养研究，证明铵能作为植物氮源，为铵盐化肥的肥效评价及正确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自原子能在农业上应用后，他又领导开拓植物辐射生理的研究。1957年，罗宗洛被选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日本植物学会名誉会员。到“文化大革命”前，罗宗洛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在植物生理研究所先后亲自创建了水分、抗性生理、辐射生理等研究室。为了推动我国植物生理事业的发展，1963年他跟汤佩松、殷宏章等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植物生理学会，被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理事长，并担任《植物生理学报》主编。在中国植物生理学会成立大会上，罗宗洛提出：重大任务、尖端科学技术与基础理论研究应该并重，直接为生产服务的课题应该放在重要地位，尖端科学技术必须迅速发展，基本理论研究也必须重视。

　　1972年罗宗洛恢复工作后，为了尽快跟踪国际科学的新发展，又积极筹划成立了细胞研究室。他不顾年老体弱，查阅许多文献资料，做了大量笔记、卡片，为开展植物细胞生物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在罗宗洛多年的精心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成为拥有众多人才、成果累累的全国最重要的植物生理学研究中心。

　　罗宗洛为人直爽，敢于坚持真理。曾因对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坦率提出意见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决心始终不渝。1978年春，罗宗洛到北京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回上海后即已病重，但他仍于4月17日在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全体会议上作了贯彻大会精神的讲话。10月26日，一代宗师罗宗洛在中山医院逝世。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近代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罗宗洛学养丰厚，学识渊博，堪称一代科学家的典范。在他身上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人格魅力，永远值得子孙后代学习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