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峰山，是浙中名邑——台州黄岩的城市地标，也是精神原乡。康有为黄岩访友，赞曰：“黄岩在台(天台)宕(雁宕)间，九峰环立，峭碧摩天……其地分雁宕之幽奇，其所孕产人才亦必俊拔……”
清光绪乙未科榜眼喻长霖公，就是从黄岩九峰山走出来的一代才俊。他与康有为系同榜进士，渊源颇深。
为减少枝蔓，本篇选择长霖公九峰镜心亭何人载酒七言联的微观视角，以一家之言，解锁清末民初易代之际其个人命运和精神世界，进而管窥一代士人的群体命运和精神世界。
榜眼墨宝亭生辉
乙巳新正，九峰山麓的梅花破蕊绽放，传递出“独天下而春”的讯息。
这里，有堪称人文渊薮的九峰书院。清同治八年(1869)，一代循吏孙憙(一作孙熹)从宁海履新黄岩知县的第二年，“益振厉奋发”，将毁于兵燹的九峰寺改建为九峰书院。他还亲撰《九峰书院碑记》，订立《学规》，并在北山魁字岩摩崖镌刻“青云直上”四字，勉励学子。
翌年，延揽“言行师表垂万世，史志文章冠晚清”的城东柔桥王棻大儒，执掌九峰书院首任山长。自兹，书院奉“左交许郑右程朱，要使滨海变邹鲁”为圭臬，传道授业解惑。其间，他4次受命，凡12年，影响深远。
朗朗书声、浓浓墨香中，先后走出了王彦威、喻长霖、王舟瑶、管世骏、陈瑞畴、章梫、许元颖、於昕、江伯震、黄方庆等先贤人杰。
黄岩乃至台州，自清初“两庠退学案”“白榜银案”发，进士绝榜近百年后，复又“人文蔚起，卓然为浙东生色”。其中，榜眼喻长霖是有清一代台州最高也是唯一荣膺一甲殊荣的文科举“学霸”。
此黄岩之幸也。
光绪二十年(1894)，主讲九峰书院的王舟瑶倩寓居黄岩的“海派四杰”蒲华大师，绘制《九峰读书图》。这是蒲华山水画代表作之一。王舟瑶在上面题七绝五首，诗跋中列举了喻长霖等六位同在书院求学的小伙伴名字，字里行间，“不胜黄公酒垆之感”。
他还撰有《九峰读书图记》，情真意切，怀念之情跃然纸上：“每当夕阳西落，山月初上，则相与散步诸处，藉草列坐，各论日间所读书与夫身心之过諐，时事之得失，古今之治乱。每析一疑义，群证心得，则不觉忻喜欢娱……余与毂成(黄方庆)应学使之招，读书杭之西湖诂经精舍。西湖山水甲天下，而余与毂成私心终惓惓以为不若九峰乐也。”
1934年春，毗邻九峰书院的镜心亭在桃花潭畔落成。长霖公与朱劼成、王念劬、柯璜、任重等八位黄岩籍耆宿大贤，为之题写楹联。正草隶篆各具风采，尽显名士风流，俨然兰亭雅集的千年余韵。其中，长霖公的“何人会得春风意，载酒时作凌云游”七言联，最为引人注目。
书如其人。长霖公的书风，丰腴圆润、雄秀俊丽，一笔一画皆是深厚学养和士人风骨的外化。他幼承庭训，“夜读经史,日习小楷”，以帖学为宗，师法颜真卿等唐代大家。同时受时风影响，清末碑学兴起，他与康有为等同时代文人墨客过从甚密，作品中可见北碑的雄强笔意，呈现对金石气的追求。时年78岁，已臻人书俱老之境。因是勒石楹联，只署名款，未钤印。
镜心之名缘何来
关于镜心亭，《九峰广志》载：九峰学村首事王定一与伍止渊大师及弟子一起疏浚桃花潭，在南岸水际建攒尖顶单檐方凉亭一座，名镜心亭。
王观岳先生2000年元旦撰《镜心亭记》，也记述了这段历史：“九峰为邑之胜地。镜心亭，又斯境之明珠也。斯亭，经原九峰学村首事王定一先生募建，历时数载，于一九三四年春落成。前清进士朱劼成、榜眼喻长霖等八位乡贤先达，撰联挥毫，为斯亭增光添彩……”
《志》和《记》概述了镜心亭募建、修缮之始末，对何以“名镜心亭”，都未曾提及。笔者查找过一些史料，未果。在此不揣谫陋，妄提拙见。
《庄子·则阳》有句：“生而美者，人与之鑑。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说文》记：“鑑诸，可以取明水于月。”汉郑玄注：“鉴，镜属，取水者，世谓之方诸。”可以想见，我国最早的镜子，在铜镜出现之前，是以平滑的陶瓦器“鑑”上面倒上一层水，形成水平面，即陶镜，又称水镜，用来映照。
由物及人。
“镜心”，源自道家“至人用心若镜”的智慧。庄子在《应帝王第七》中提出：“无为为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用心若镜”是一种无为的极致。由此，人的身心完全超越外界客观事物的遮蔽，完全敞开自己，进入“游无朕”的境界。“心”与“镜”，于是被链接在一起，成为“心镜”或者“镜心”。
说到“镜”，必然会联系到另一个重要概念“静”。庄子在《天道第十三》中提到：“水镜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乎？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
显然，庄子所说的“水静犹明”与“圣人之心”的关系，来源于老子，也是对老子的应合。老子说“归根曰静”，要把握自然之道，真正体验“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就得“致虚极，守静笃”。
这一思想出了圈，超越道教，获得了儒、释乃至普世认同。诸如荀子的“虚壹而静”、诸葛亮的“宁静致远”、王阳明的“修静以入心之境”、弘一的“静待花开”等，都有精辟阐述。
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
“妙道大师”伍止渊是道教全真龙门派二十四代代表人物，鹤发童颜，自带仙气。民国十八年(1929)，他从湖北长春观等地修道大成后，回到黄岩故里。
世界兵荒马乱，幸好“清绝胜蓬壶”的九峰山，正满足他对修道处所的所有想象。
“觅一壑幽栖，辗转尘寰教息马。借九峰片席，逍遥世外好栽梅”。于是乎，他在此栽梅植竹，兴建玄都观(又称小玄都观)。同时，与王定一一拍即合，率众弟子浚溪、垒石、建亭。
机缘所至，伍止渊拥有明朝国师刘伯温的蕉叶式古琴。彼时，他端坐亭中，对一张琴，一溪云……天籁般的清音，随月光飘散，在空谷中回响。
《诗经·郑风·女曰鸡鸣》曰：“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古琴作为一种灵物，“清泠由木性，恬澹随人心”，弦鸣指间，润泽心灵，让人宁静生慧。
“镜心亭”的名字，就水到渠成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镜心亭，到底“镜”的是什么样的“心”？
苏诗集联昭心迹
出走半生，对九峰，喻长霖、王舟瑶等乡贤自是一往情深。此去经年，长霖公曾先后写下多首有关九峰的诗作。如：
游九峰作
四十年前旧游地，名山往事渺难追。
先进衣冠同逝水，后凋松柏滞寒枝。
艰难素友双弓米，忧患余生百劫棋。
精舍讲堂风寂寞，柔桥芳草梦迷离。
收到故乡盛情邀约的长霖公，提笔凝思，“俯仰身世，万端交集”。“辛苦遭逢起一经”。他16岁首度入读九峰书院，师从母舅王棻，后又负箧曳屣千里从师，当“小镇做题家”。之后，一路秋闱复春闱，艰难困苦、屡败屡战，39岁终于开挂逆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回望来时路，人生几度秋凉。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如今，春风不许再少年，在“奔走四方”后，耄耋之年客居沪上，结庐杭州，躬耕嘉兴。经过岁月磨砺的家山底色,早已褪去葱茏苍翠与红尘喧嚣，世事沧桑，物是人非，怎不感慨系之矣。
“何人会得春风意，载酒时作凌云游。”
如上，一挥而就的诗联，构思精巧，格高意远，浑然天成。乍一看，似乎尽显蟾宫折桂之豪气。而且，与榜眼身份绝配，丝滑得没有一丢丢违和感。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是长霖公的自撰联了。
其实不然。该楹联为集联，上下联均集自苏轼诗句。确切地说，是“乌台诗案”后、二刷杭州时期的苏东坡诗句。放下执念，他从苏轼到苏东坡，从鲜衣怒马到竹杖芒鞋，从浸淫儒学到礼佛好道，实现了士大夫最伟大的涅槃。
深意在此。
上联出自《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其八)》：
湖面初惊片片飞，樽前吹折最繁枝。
何人会得春风意，怕见梅黄雨细时。
苏轼任杭州太守时，临海章安(今属椒江区)人杨公济任通判，二人同僚兼诗友，经常在公务之余互相唱和。
纵观苏轼的梅花诗，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乌台诗案”以后。“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最重要转折点，没有之一，其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都由此分野蜕嬗。从那一刻起，苏轼开始关注梅花，仿佛也成一株遗落幽谷的梅花了。特别是几次颠沛流离，在荒郊野外，看到梅花寂寞开无主，能不歌吟之？
下联出自《送张嘉州》：
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
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
虚名无用今白首，梦中却到龙泓口。
浮云轩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难入手。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
笑谈万事真何有，一时付与东岩酒。
归来还受一大钱，好意莫违黄发叟。
此诗亦作于杭州太守任上，他得知同僚张伯温将赴自己的故乡出任嘉州(今乐山)知州，特以诗相赠。诗中还反复化用李白诗句。
理想与现实，出川与归乡，李白与苏轼，谪仙与东坡，如蒙太奇般闪回、重叠，呼应内心从挣扎追求到旷达乐观。
与《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表现的人生理想一脉相承，苏轼载酒游赤壁已实现了，而“载酒游凌云”、徜徉仙山之间是一种发愿，22岁“初发嘉州”时没有实现，52岁“送张嘉州”时也没有实现，至死他都没有实现。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毋需意难平。
长霖公的这一副集联，堪称绝妙。上下联一问一答，既问人，又问心；既致敬苏轼，又宣示自我；既是对隐逸传统的继承，更是一次历史性的重构。
前文(一)说到，长霖公曾为晚清名家钟天纬撰《钟征君传》。征君者，朝廷或官府征辟不就的隐士也。其实，长霖公才是征君。
正际鼎革，“城头变幻大王旗”。袁世凯、孙传芳、卢永祥等屡邀长霖公出任要职。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朝代政权的更迭，是一个生命与历史紧密交织的沉重话题。每当易代之际，传统士人多身陷死生弃用的两难抉择，既困于道德轨范与离乱生活之间的尴尬较量，复于追念胜国与依附新朝的矛盾中进退维谷。
长霖公《澹宁自记年谱》表露了这段心路历程：“只因惨遭国变，郁闷痛悸，致肝气旺而肺气阻滞不通，乃致水溢高原，全身浮肿……一病之后，恍然大悟。天地须臾，古今一瞬，自古无不亡之国，无不破之家，无不死之人，今者国破家亡，夫复何言，盖忧患伤身，痛哭无益。盛衰生死得失之数，听其自然，付之有命而已矣！”
在家国遽变的深痛处，长霖公重新定义了自我。婉谢不仕，并非他是一个不识时务、冥顽不化的迂儒。
没有人能置身于时代的“巨流河”之外。殿试中，他以答策中有行变法句，获光绪帝青睐而特拔为头鼎甲第二名，钦点为榜眼。维新运动中，长霖公属“帝党”人物，与慈禧为首的“后党”相比，是进步的。受翰林院派遣，他远赴日本考察学务，学习西学，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持积极态度。后来参加立宪派，赞同“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与有荣焉的是，长霖公的得意门生钟镜芙、黄绍兰，是中共一大代表驻地上海博文女校的创校校长。一大期间，时任校长黄绍兰悉心保障，为建党大业居功至伟。
但他最终选择隐退，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其一，儒家思想的影响。王朝更替的遗民现象，是帝制时代的产物，它的形成与儒学传统文化塑造相关。社稷危亡，忠义是遗民精神和道德责任的核心，自古就有“一士不事二君”的古训。
其二，遁世隐逸的理想。追求啸傲林泉的“松弛感”，在文人士大夫中由来已久。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交融催生了隐逸思想正式成为一种文化。
其三，特殊身份的束缚。榜眼即榜样，是读书人膜拜的YYDS。深受儒学传统教育的士人，地位越高心理压力越大。“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享受了前朝的功名利禄，加之特殊的人设，改换门庭已然身不由己。
其四，家族忠义的承继。长霖公的父亲喻兴云受仙浦喻族人推举，组织卫乡民团，修筑壕堡，保境安民。同治二年(1863)，在与土寇奋战中英勇就义，事迹载入《浙江忠义录》。母亲王太夫人面对劫难，变卖家产赎回被土寇绑架的长霖。从此，家道中落，一家人全靠她纺织为生，含辛茹苦，孝姑教子。长霖公在母亲“六旬揽揆之辰”，绘《寒机课读图》，并赋诗一首。翰林院编修俞樾作《图记》，将王太夫人与刑部侍郎钱陈群的画家母亲陈书并称，以为“《寒机课读图》必与嘉兴钱氏《夜纺授经图》同传千古”。光绪帝师、相国翁同龢赠联：“雏凤神驹天下士，青裙白发女中师。”
其五，台州式硬气的体现。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点赞左联五烈士柔石有“台州式的硬气”。长霖公《台州府志》序称：“台郡地僻东南弹丸之地，然常异才突起，群贤多能立光明俊伟事业以惊动人世，他郡莫之若先。”典型人物如方孝孺、骆宾王(婺州义乌人，曾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等。他们共同凝铸成持义守道、舍生取义的台州人文群像。
总之，在风云激荡、改朝换代的大波巨澜中，长霖公不是“殉道者”，而是“标本式人物”，注定只能以遗老身份终其一生。
是进亦忧，退亦忧。他23岁时作《慎思日录》自励：“远思先父亡灵，近慰慈母之望，上思报国之意，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修己之身。”
居庙堂之高，长霖公的这颗“天地心”，映照着“民吾同胞”的悲悯情怀。高中后，即以当红榜眼的泼天流量，为宁海(三门)县募资修建海塘坝。“榜眼塘”，至今仍护佑着沿海居民和万顷良畴。
之后，喜提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和功臣馆纂修等职。资政院成立，他与严复等为10名钦选硕学通儒议员之一，同时与润贝勒等18名议员组成特任股员会，参与立宪和朝政。帝国大厦将倾的辛亥年(1911)初，与庄亲王载勋、劳乃宣、陈宝琛、赵炳麟等7人发起成立宪政实进会，是中国历史上首批三大政党之一，为清末政治转型提供组织基础，推动了民主政治进程。
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有台州周坚忠俗号“小老周”，举兵起义。长霖公接电从上海赶回台州，凭一腔孤勇，劝抚义民投诚，不费一兵一卒成功平息战乱，生灵得免涂炭。
戊戌变法后，经“中国近代教育之父”张百熙等荐举，长霖公唯笃志于教育赛道。他从清末榜眼这一千年科举制度的最后光焰，转变为近代教育体系的拓荒者，致力新式教育启蒙转型，发展垂直领域，在全浙师范学堂(两浙师范学堂一说应有误)、京师大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等校担任要职，成就卓著，称其教育家毫不为过。
由科举入仕的长霖公，不是坐而论道的清谈客，而是起而行之的行动派。其从政经历前后十四年，成为一生仕途的高光时刻。
处江湖之远，他和遗老们“大隐隐于市”，并非消极避世，纯粹“佛系”，而以经世致用修史志，做学问，诗文书法自娱，因应世变。
作为曾负责国史文献编纂的太史公，民国三年(1914)春，他受聘浙江通志局提调，续修《浙江通志》。十五年(1926)，历时5年主修《台州府志》，被方志学界誉为“体例有新创造”的方志巨构，入编《中国方志丛书》。浙江图书馆馆长徐晓军称：“民国《台州府志》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在台州方志学史上具有难以逾越的地位。”
至晚年，长霖公始终笃行“君子之守”，甘为清流，卖文鬻字，过着清贫的生活。二十九年(1940)，逝于沪寓，终年84岁。
仕即辱身，隐则食贫。这是易代之际士大夫们面临的两难处境。
他一边倾力整理王棻遗著《台学统》，和王舟瑶选辑王棻文集《柔桥文钞》，四处奔走才得以出版传世。一边矢志著述，可谓著作等身，然生平纂著已成者仅《惺諟斋初稿》《台州府志》等刊行，其余如《澹宁斋诗钞》《古今中外交涉考》《中华富教自强策》等俱未杀青成书，或无力付梓，以抄本留存，多有散轶。
遗老们向来有结社的传统。长霖公与周庆云、吴昌硕、况蕙风、潘飞声等一道创立“淞滨吟社”，浅斟低唱，是当时众多遗民诗群的代表。他与吴昌硕同是“海派”“淞社”成员，彼此一直保持翰墨酬酢、诗酒流连的交谊。曾为暮年吴昌硕写下一副无敌妙联：“聋两耳，跛一足；学三绝，人千秋。”
承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乱世人的心境。长霖公保有滚烫的雄心，但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未及登上施展抱负的更高平台，大清帝国已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訇然垮台。“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长霖公等众遗老怀有深深的黍离之悲，由曾经的绚烂归于平淡，有的甚至堕入枯寂。这固然有他们自遗于世的因素，也有当时的历史境况使然。遗老圈中，有云淡风轻、返璞归真的通透，也有举世茫茫、渺无知音的苍凉和孤独感。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长霖公的“载酒时作凌云游”之意，想必不在“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之“酒”，而“在乎山水之间也”。知音难觅。难怪他喟叹“何人会得春风意”了。
大变局中见风骨
时势造英雄，有时也成为人心人性人格的镜子。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中日甲午海战的硝烟尚未消散，伤口还在淌血。正在帝都参加乙未科会试、等候发榜的长霖公，响应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公车上书”，反对朝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共倡变法图强之新政。
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与长霖公间，曾展开一场激烈的“人法之辩”。康有为主张：“非变法不能自强，有法斯有人，法为人之祖父，人为法之子孙。”长霖公则反驳：“法非人不能自变，有人斯有法，人为法之祖父。”二人各执己见，争辩不让。而后，“戊戌六君子”被简单粗暴斩首，康梁仓皇流亡海外，变法以失败告终。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印证了长霖公更务实的考量和更深邃的洞见。
南渡北归。晚清以降，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上海开埠通商，各国租界竞相设立。政商名流、学林硕儒、书画宗匠以及一众“海漂”，萃聚上海，汇成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上画派”，文化史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惊艳而辉煌的存在，一个难以复制的存在”。
辛亥革命后，长霖公与曾熙等逊清遗老，不约而同退隐沪上，既因“不事二朝”的古训，也为现实生计所迫，在诗书画印中寄托情怀。
“海派”是幸运的。史上少了几个达官显贵，却为这个艺术天团贡献了崛起的契机和云集的大师。
1913年12月，康有为结束海外流亡生涯，次年6月来到上海。他请吴昌硕刻了一方闲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从政治变法到艺术变法，康有为再度擎旗扛鼎，成为力挺碑学的领军人物。加上此前的赵之谦、杨守敬等，尤其是1912年前后，吴昌硕、沈曾植、李瑞清等先后会师上海，推崇碑学，倾情金石，形成了超豪华的第一代海派书法家群体，是为“1912年现象”。从而奠定了“正大气象”的笔墨底气与形质构成，标志了近代书法的开端，具有里程碑意义。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三面云山一面城之间，也留下了康、喻二人的各种“陈迹”。
然而在政治上，康有为由去国时一个激进的维新先驱，还乡时却成了顽固的保皇领袖。民国六年(1917)，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但仅仅12天，便告失败。
康有为人生最后的那些年,本想在魔都“聊乐我魂”。孰料北伐军势如破竹，他自知不见容于革命党，决定避居青岛，不想竟曲终人散去。
如果历史只是单纯的时间长河，他们也只是他们自己，面对风雨飘摇、家国剧变，沉舟侧畔的各自选择，历史自有公允的评判。但在九峰山滋养的长霖公身上，在多数遭际易代离乱的士人身上，愈加彰显其高尚的士大夫气节与操守。俞樾因此赠联盛赞长霖公：“学博德高儒者称，荷香风善圣之清。”
——这恰是鼎革时期一代士人的精神写照。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转瞬间，蝉鸣夏至，又见镜心亭畔“满架蔷薇一院香”。它不仅是这方土地上的人们一个精神“寄存处”，更是穿透历史的棱镜，照见盛世的绚丽、乱世的风骨，以及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故园遗梦。
长霖公的一生，正值变乱交织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虽然未能像康有为一般叱咤风云，却有国士之风，在静默中守护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根脉与人性光辉，奏响了时代褶皱里的生命咏叹调。
主要参考文献：四修理事会《黄岩喻氏宗谱》，以及周绚隆、殷国明、喻菊芳、陈建华、周建灿、章云龙、戎怡、曹瑛杰等著作文章。一并致谢。
(图片来源网络)
区四套班子领导分赴各地开展“七一”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