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之前，我的童年是肆意的，那种无所顾忌的放纵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底色。每天至少哭三回，食堂没开饭哭，饭出锅太烫嘴哭，买的菜不合口味哭；和职工宿舍楼里的孩子一言不合出手就打，每天邻居们为此事向我妈妈投诉的不下几件；更离谱的是，我还会欺负两岁的弟弟，妈妈得防贼一样盯着。

　　1982年的9月1日，妈妈拉着我去幼儿园报名。宿舍里的叔叔阿姨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私下里议论着，这下宿舍里能清净多了。然而，午饭前，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我妈黑着脸走进宿舍大楼，我也灰溜溜地跟在她屁股后回来了。两分钟后，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宿舍楼。原来，幼儿园的陈老师坚决拒绝收下我。她的理由很直接：她高中毕业才代课几年，面对我这样“臭名昭著”的学生，恐怕镇不住场子，不肯点头接收。

　　妈妈独自坐在食堂的一角，因为难过和失望，一口饭也吃不下。大家纷纷过来安慰她。一位热心的邻居阿姨出主意，说晚上陪我妈一起向陈老师的妈妈求情。因为陈老师的妈妈也是厂里的老职工，看在多年同事的份上，或许能说上几句话。晚上，我异常乖巧地跟在大人身后，去了陈老师家。三个母亲一起向陈老师求情。最终，陈老师终于松了口，同意收下我，但特别强调只是“试读一段时间”。

　　刚上学几天，陈老师就向我妈告状了：说小朋友不愿与我跳皮筋时，我就扯断她们的皮筋；还将同桌小朋友的蜡笔塞进墙洞里。我妈听了，又气又急，从未动过我一根手指的她发飙了，结结实实地打了我一顿。我也号啕大哭了一场，隐隐地觉得没有学上的日子可怕。以后的一段时间，我收敛了一些，但下课将小朋友打哭，还是时有发生。

　　不久，陈老师将我叫到她身边，问：“你喜欢听故事吗？”“当然喜欢！”我赶紧点点头。“那以后下课了，你就来听我讲故事吧！”

　　那时，陈老师在看《三国演义》。她就给我讲其中的故事。孩子的天性就是爱听故事，加上我从小听我爸讲故事比较多，相对而言，理解的能力较同龄人稍好些。虽然《三国演义》的故事，我听得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但也成了陈老师的忠实小粉丝。下一节快上课了，陈老师的故事便戛然而止，总不忘叮嘱我一句：“婕妤，听话了，我才再给你下一个故事！”奇怪，陈老师没有任何说教，在她的故事声中，我真的安静了许多，很少去惹是生非了。小巷口有一个茶水店，班级里每天要买一壶凉白开。我自告奋勇去买。再后来，陈老师竟然让我一个人去小学部借《小红帽》的幻灯片，来去足足半个小时的路程。

　　时间在陈老师《三国演义》的故事声中不知不觉流逝了。故事讲到了诸葛亮三气周瑜了。那时，陈老师是个很年轻漂亮的姑娘，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讲故事用的是方言，口音绵软，娓娓道来格外动听。她讲到了诸葛亮让赵子龙带兵占领了南郡城，又派关羽突袭了襄阳，不费力地拿下了两座城池。周瑜听了事情的经过，因为又气又急，中箭后的伤口又裂开了。我记得陈老师曾说过，医生告诉周瑜，箭头有毒，不能生气，一生气，伤口就会裂开的。现在周瑜一生气，伤口又裂开了，会不会保不住性命呢？我急了，追问着：“陈老师，那后来呢？周瑜死了没有？”“我们明天再讲吧！”陈老师却不慌不忙地说。

　　第二天一下课，我就追着陈老师问：“陈老师，周瑜死了吗？他会不会死呀？”“我下面还没有看下去呢！这样吧，你和小朋友好好玩，我才能抓紧把书看下去。”陈老师告诉我。我惆怅地离开了。虽有些失落，但为了能接着听故事，我便老老实实地和小朋友们好好地玩了一整天。

　　后来，我偶尔也会找陈老师听一段《三国演义》的故事，但三气周瑜之后，她不再为我讲故事了，我也忘了“课间故事”这件事了。因为孩子的天性之一——玩，我已愉快地“归队”，开开心心地融入小伙伴当中了。

　　多年后回望童年，我才懂得，陈老师当年并没有用严厉的呵斥驯服我，而是抓住孩子心底那一份对故事的热爱，用一份巧妙的温柔，牵着我走出顽劣。那份藏在方言故事里的善意，跨越漫长岁月，依旧温暖着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