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有过许许多多关键事件，其巨大的辐射能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望百年之前，五四运动便是这样一个个难以绕开的关键事件，依然让我们念念不忘。不管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如何演进，先行者的探索都值得后来人尊重和理解。而在这些先行者中，也不乏黄岩人的身影，他们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积极投身于国家独立、社会进步的浩荡潮流。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揭开序幕。来自浙东黄岩的四位北京大学学子满怀爱国热情，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他们是周炳琳、牟正非、王恭睦、牟谟。“五四”当天，军警逮捕的32名学生中就有牟正非。鲁迅先生所说的“台州式的硬气”，他们在此次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炳琳
(1892—1963)
字枚荪，黄岩上垟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经济系)。起初，周炳琳只想顺利完成学业，把文凭作为将来做官的敲门砖。后来受陈独秀、李大钊等影响和启迪，他逐渐融入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从此迈上了爱国救亡的人生道路。192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又入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深造。1925年，经李大钊、童贯贤介绍加入国民党，李大钊1927年牺牲。此后，除曾短暂出任过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等职外，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他曾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副秘书长。1949年以后，专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在北京大学就学期间，周炳琳与邓中夏、许德珩等于1918年10月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导师。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周炳琳等轮流担任编辑主任，并发表《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么样运动》等文章，号召“建立共同消费、共同生产的新社会”。同年3月，周炳琳和邓中夏等14位同学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组织同学到北京及农村讲演。
5月3日，周炳琳等从蔡元培校长处得知，北洋政府密令巴黎和会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对德和约上签字，这令他们义愤填膺。当晚，周炳琳等学生即在北大第三院礼堂集会抗议，决定第二天联络各校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秘书、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积极投入五四运动中。5月4日当天，有32位学生被警察分头架走，周炳琳态度沉着，加以外穿灰色长袍，衣上所沾灰土未被发现，得以安全回校。
1919年6月，周炳琳在上海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委兼秘书，主持编辑《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同年夏天，周炳琳和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讲演，声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不彻底，我们要的是彻底的革命。孙中山在下面听了为之热烈鼓掌。后来，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谒见孙中山。
同年7月，周炳琳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协助李大钊编辑《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月刊，并发表了《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1919年秋季开学后的北京学生界》等文章。周炳琳在五四运动中异常活跃，成为当时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
牟正非
(1893—1977)
原名振飞，字正非，黄岩茅畲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工科采冶学门，191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抗日战争期间回家，曾担任茅畲乡乡长。后到天台中学、黄岩县立中学担任教务主任，1943年7月至1944年7月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
五四运动爆发时，牟正非尽管正面临毕业，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参加这场爱国行动。五四运动当天，牟正非与周炳琳等北大学生全程参与其中，牟正非即是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5月7日，牟正非被营救出狱，蔡元培校长和一批师生在校园迎接，场面异常感人。
牟谟
(1899—1982)
字赞禹，黄岩茅畲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为教授、总务长，兼平津国立教职员联合会常委。1948年聘为沈阳医学院教授，1958年调杭州市化工研究所任总工程师。
在五四运动期间，牟谟积极投身于这场爱国运动。1919年6月2日，牟谟与刘仁静等北大学生以卖国货为名到街头讲演，结果被警察逮捕。在警署，牟谟等与警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18年8月，《新生活》周刊创刊，牟谟先后发表《妇女念书比男子更要紧》《家庭革命》等文章，鼓吹妇女解放。
王恭睦
(1899—1960)
字望楚，黄岩桥头王人。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后赴德国留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在国外获理学博士的黄岩人。归国后，历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长、西北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曾参与北京周口店遗址发掘，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1951年开始，历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勘测处处长、资源勘测局副局长、地质部西北地质局副局长等。
在西北地质局副局长任上，王恭睦曾于1954年5月12日写过一篇自传，其中写道：“五四运动中，激于爱国参加活动，曾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月余。”(《黄岩文史资料》第十五期)
另外，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往事：1919年6月19日，临海文人项士元收到时居京华的黄岩籍诗人柯骅威寄来的俚句一首《白打曲·颂京华学生能击贼也》。柯骅威，字辅周，号扪虱老人，黄岩县桐屿人，后迁居县城横街。光绪二十三年(1897)府学拔贡，光绪三十三年担任乾州通判，为当时黄岩诗坛之首，著有《小丹邱诗存》十八卷。作为旧式文人，柯骅威在诗中描写了“痛殴章宗祥”事件，痛斥曹、章等卖国贼，讴歌学生的爱国行动，实在是令人可敬可佩。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迅速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上海工人的“六五”政治大罢工，标志着五四运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间，同样不乏黄岩人的身影，书法家刘文玠和工商巨子朱葆三都作出了响应，不过在影响上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五四运动期间，刘文玠正寓居沪上，以卖文鬻书为生。刘文玠通过各种渠道看到、听到五四运动的消息后，在其编辑的《大世界》报上连续发声，声援学生的爱国举动。5月17日，刘文玠发表《金刚精光》，5月21日再发表《时事新唐诗》，5月25日又发表《抵制抵制》，痛斥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呼吁抵制日货，“用我国货”。在运动取得初步成果时，刘文玠又于6月11日发表《罢课罢市感言》，6月12日发表《我之希望》，6月14日发表《民意胜利》，6月15日发表《开市新开篇》，为五四运动呐喊助威。通过上述诗文可见，对于运动取得的初步胜利，刘文玠的欢悦之情溢于言表，爱国之心情不自禁。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黄岩以后，清献中学校师生联合城区紫阳小学、璇珠小学、崇仁女校等各校师生集会游行，响应北京学界行动。他们上街散发传单，手拿小纸旗，高呼“抵制日货，挽回利权”，“抵到底，先禁米，日奴自毙，休怕它兵势”等口号，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民族炽热的心声，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与此同时，学生们还组织日货检查队，到各处商店、码头查禁日货。同年6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许植方回到故乡，清献中学校及城区各小学学生邀请其在城隍庙演讲，许植方在演讲中说：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我们要锻炼自强。他还教学生们练八段锦，强身健体，不当亡国奴。
“五四”风雷，激荡百年。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相对闭塞的浙东大地，为中国共产党黄岩地方党组织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先贤为之奋斗而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已成为激励家乡人民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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