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在农耕时代，柑橘一直是黄岩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其贸易状况关乎地方财政和百姓生活。
从唐代开始，黄岩的柑橘成为朝廷贡品。唐杜佑编纂的《通典》就有临海郡(今台州)土贡“乳柑六千颗”的记载，并成为该书记载土贡柑橘最多的郡。北宋欧阳修等纂修的《新唐书》也有唐代台州土贡乳柑的记载。这些权威史籍的记载均说明，作为台州柑橘主产地的黄岩，柑橘的品质已臻上乘。
一、古代黄岩的柑橘贸易
据现有的史志记载，黄岩柑橘贸易可追溯到宋代。宋陈耆卿所修的嘉定《赤城志》载：“(黄岩乳柑)未霜以饷行都，贵游谓之青柑。”在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茶楼酒肆，就有来自各地的名优水果出售。宋吴自牧所著《梦粱录》卷十六“分茶酒店”条出售的“四时果子”中有关柑橘类水果有圆柑、乳柑、福柑、台柑、洞庭橘、蜜橘、扁橘、衢橘、金橘等，《西湖老人繁胜录》“食店”条记载出售的柑橘类水果有罗浮橘、洞庭橘、乳柑、温柑、匾橘等，其中的乳柑、台柑等可能就来自黄岩。元林昉《柑子记》追记南宋黄岩乳柑销售情景，如此写道：“方钱氏、谢氏(台州权贵)收柑时，为楮动以万计，园户争售之。已而分亲戚，遗乡邻，通商贩矣。”这段材料既反映了宋代黄岩柑橘产业的兴盛，又说明当时黄岩柑橘商品化的实情。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关于宋高宗放橘灯的记载，更反映了黄岩柑橘通过椒江外运的情况。
进入明朝，黄岩柑橘产业日渐兴盛，柑橘的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明万历年间(1573—1620)，徐贵格在《橘柚主人传》中有如此描述：“遇市则担负出门而求售，得值则沽酒、市脯而饮之、食之……而再三计划，却嫌担负之运用不多，不如舟载为便，一舟欸乃，向市而投，贾人争来交易，未几售罄。”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柑橘由肩挑销售向批发贸易转化。
二、近代黄岩的柑橘贸易
到了清代，随着商业日益繁荣、交通日渐发达，黄岩的柑橘产业逐渐繁荣。嘉庆、道光间黄岩人施彬作有《摘橘诗》：“平皋晚稻罄登场，小雪村边摘橘忙。采得骊珠新出颔，携来猩血灿盈筐。仙踪不复留棋叟，客座从凭堕陆郎。竞赛园婆烧短纸，姑苏卖价视多昂。”通过诗中描述可知，黄岩朱红橘被贩运至苏州出售。苏州历史上曾是著名的柑橘产地，到了清代“洞庭红”已风光不再，还要从黄岩贩运柑橘。戚桂裳(太平著名学者戚学标孙女)作有《新设家子海防署歌》，诗中有“贾舶乘潮集如蚁，贩柑不远来东瓯”句，反映道光二十三年(1843)贩运柑橘的商船云集葭芷的盛况。清同治年间(1862—1874)，黄岩柑橘外销日渐兴起。橘商罗大川将朱红橘装上木帆船，一直运到平湖乍浦港销售。当时乍浦橘行有恒丰、泰济、福兴、洪聚兴等4家，再分销到杭州、苏州、上海等地。在罗大川之后，林利川、林阜南、王元茂、王德泰、王美利、谭万茂等接踵而至，每年贸易额约20余万元。这时主要外运的品种是朱红。乳橘只销宁波、绍兴等地。光绪三年《仙居县志》载：“橘，本地产者不多，市中所卖皆来自黄岩。”说明黄岩柑橘同时也销往邻近地区。
光绪二十二年(1896)，椒沪航线通航，“老海门”轮船直通上海。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先后有“最阳丸”(日本船)、“灵江”“永宁”“永利”轮加入椒沪航线，于是黄岩柑橘直运上海，乍浦橘行日渐衰落。接着，董文兴、张元利、解顺兴等3家橘商乘时崛起，并开始将早橘运销上海，上海人称为“绿橘”，颇受沪上人士欢迎，柑橘贸易出现蒸蒸日上之势。
民国初年，黄岩蜜橘以成熟早、品质好，开始扬名于上海滩，饮誉国内外。客居上海的黄岩籍书法家刘文玠(笔名天台山农)以“天台山蜜橘”为“本地早”命名。他不仅在自己担任编辑的《大世界》报的中缝刊载广告，还利用自身的人脉资源，如请袁克文(袁世凯次子)、步林屋(曾为袁世凯秘书)等人疏通报界，一再宣传“天台山蜜橘”为天下第一，为黄岩蜜橘的扬名作出了突出贡献。据章恢志《浙江省永嘉、瑞安、平阳及黄岩柑橘调查报告》(1932年)记载：黄岩每年输出的柑橘约占总产量90%，其中约70%运往上海，由上海转销杭州、苏州、镇江、南京等地，20%运往宁波、余姚、绍兴及邻近各县。又据民国《黄岩县新志》记载：1935年运销上海的柑橘有13.4万担，运销宁波2.5万担，其他地区0.3万担，共计16.2万担。1936年运销量198450箱，约合8.93万担。1946年运往上海柑橘445928箱，约合20.06万担。
民国期间，黄岩的柑橘交易市场为橘行。橘行是代客买卖的场所，有的还兼营运销生意，橘农送橘待售，橘行为之评价、过秤，收取3—4%的佣金。据谢成珂《黄岩柑橘调查报告》(1937年)载：1936年，黄岩共有橘行29家，其中城关23家，路桥5家，海门1家。而运销柑橘到外地的商号称为“橘栈”。1936年黄岩有橘栈29家，1946年增加到43家，其实际数量远超此数。据浙江省银行黄岩办事处统计，1946年光运往上海销售的柑橘类商行就达200余家。其中规模较大、营业额较多的被称为“四行头”“八行头”。实力最强的四行头分别为花冠一的一生元，以“金钱”“三光”为商标；董仲刚号董文兴，以“小人”牌为商标；王梦霞源茂兴，以“眼睛”牌为商标；施子茂号施德茂，以“竹林”为商标。“四行头”主要经营早橘、本地早、乳橘、槾、朱红五大品种，销往宁波、绍兴、平湖、上海、南京、徐州、开封、天津各商埠。其次为“八行头”，即虞长兴、协同丰、郭源盛、新万利、张元利仁记、解顺兴、新协兴、益利。有专营早橘的，也有兼营本地早、槾橘的，销往上海、丹阳、无锡、苏州、常州、镇江、杭州、芜湖、汉口、天津各商埠。此外，还销往洛阳、西安、北京等地。
民国时各行业都有自己的商业团体——同业公会。1939年11月，由橘栈组织的黄岩县水果商业同业公会成立，首任主席为林伯赓，会址设在三堂后，因政府无线电台设在会内，1941年4月遭日寇焚毁，后会址变为一利橘栈。成立之初有团体会员23家，1947年6月发展到66家。路桥也有一个黄岩县路桥镇水果商业同业公会，成立于1939年11月，会址设在路桥九老社。水果行包括橘行组成的同业公会为黄岩县水果行商业同业公会，成立于1942年8月，首任主席陶开泰，会址在苍头街，成立之初有团体会员22家。
黄岩橘商也通过组织一些小集体，以合股的形式进行合伙经营，如成立台州水果运销股份有限公司、黄岩橘果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等。另外，还有一些橘农、橘商共同组成合作社，如黄岩第一区保证责任橘果运销兼营合作社、黄岩县久大无限责任橘果运销合作社、黄岩县各合作社橘类运销联合办事处等。
民国时期，橘果出口贸易一度也很繁荣，主要通过上海、宁波口岸出口。1935年，出口总量有8100吨。
全面抗战爆发后，海运受到严重影响。尽管橘商通过租用外籍轮船，或由国内轮船改挂外国旗帜的方法进行运输，但橘果还是难以运出，橘价大跌，很多橘农砍树改种。所以，当时出现了如此的民谣：“爷种橘树三年大，爹锄橘园日连夜，熬尽苦辣盼橘熟，卖得橘钱难还债。”
三、现代黄岩的柑橘贸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岩柑橘生产进入大发展时期。1951年，中国土产公司台州支公司在黄岩外东浦设立了柑橘收购网点。虽几度变更名称，如中国食品公司黄岩经营处、黄岩橘果办事处等，后称黄岩果品公司。其旗下占地面积45亩的黄岩柑橘果品市场，是台州唯一的产地果品批发市场，有1万多平方米钢结构交易大棚和1万多平方米的综合大楼。2015年，该市场成交量达21.25万吨，成交金额达3.5亿万元。
1952年9月，黄岩县召开首届橘农代表会，邀请苏联专家柯鲁索夫和浙江大学吴耕民教授作采摘技术、分级包装运输等方面的报告。之后，成立黄岩橘果收购管理委员会，实施橘果收购管理，并发布《黄岩县橘果收购管理暂行办法》，由合作社的16个收购点及土产公司橘果加工厂的8个分厂统一收购。这类橘果收购管理委员会为临时机构，在每年橘果采销季节来临前成立，名称不一。
1952年，黄岩柑橘鲜果出口苏联3430吨，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出口鲜果。此后二三十年间，黄岩鲜果出口数量巨大，占产量比很高，其中1960年出口鲜橘最多，有21159吨，占当年产量的60.6%。除出口苏联外，还销往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港澳等国家和地区，换取了大量外汇，这些外汇又换回了大批钢材、机械和其他物资，黄岩因此获得了“绿色钢都”的美誉。
1973年，黄岩县对外贸易公司成立，承担柑橘鲜果及加工产品的出口任务。
1980年，浙江省对柑橘实行按产量确定购留比例的派购政策，黄岩作为重点产区收购70%。1981年改为确定收购基数，一定两年不变的办法。1984年6月，黄岩县人民政府向浙江省人民政府请示，要求把柑橘降为三类农副产品，改派购为议购。8月，省政府决定将柑橘的购销管理由二类调整为三类，实行议购议销，开展多渠道经营。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发展柑橘生产的热情高涨，栽培面积和生产量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柑橘生产量已近1000万吨，1997年、1999年出现了“卖橘难”，黄岩柑橘生产也经历了市场竞争激烈化、橘农老龄化和城市化发展等带来的问题，导致栽培面积减少、比较效益下降等严峻挑战。如何传承历史，裂变发展，这是摆在黄岩人民面前的重要课题。进入新时代，黄岩柑橘产业振兴拉开了序幕，编制柑橘产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引进推广国内外柑橘优新品种，塑造黄岩蜜橘品牌，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培育果品产业化组织等举措接连出台，黄岩蜜橘再创辉煌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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