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无论是国防事业，还是民用设施，如果再有与‘两弹一星’类似的大项目，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大力协同精神，我们一定能超越他人，圆满完成。”——陈芳允
“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里，台州乱弹的演员们真情演绎着由陈芳允事迹改编的现代戏曲《追星者》，一首言志诗的深情朗诵，让观众席里一位老者的眼眶泛了红。
老人叫陈晓南，原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追星者”陈芳允的儿子，“为国不为私，这首诗就是我父亲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写照。”陈晓南说。
陈芳允(1916.4.3—2000.4.29)，“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无线电电子学与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理论奠基者及国家“863”计划发起人之一。他少年离家求学清华，学成后将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挺起了中国崛起的脊梁。而陈芳允在科研事业上的无私奉献，以及对国防科技保密工作的严谨、忠诚，也为新一代“追星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怀拳拳爱国心立熠熠强国志
“望眼遍野遭欺凌，
侵我国土杀我同胞心如绞。
如有一天两相遇，
狭路相逢绝不饶。”
——台州乱弹剧目《追星者》戏词片段
1916年4月，陈芳允出生于黄岩城关寺后巷的一处三进式大宅里，他5岁开蒙入私塾读书，在黄岩中学读完初中后一路北上求学，考取清华大学。
陈芳允在清华大学求学时，本来选择的专业是机械系，后来受中国第一代科学家吴有训教授的影响，改入了物理系，期间还积极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战乱，陈芳允随学校迁往长沙，辗转多地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继续物理学的研究和学习。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我父亲曾对我们说过，人生志向应该是为国家而立。而且他动手能力强，物理实验中用到的很多工具他都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陈晓南介绍，在颠沛流离中成长起来的陈芳允，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也看到了科学科技滞后给中国带来的血泪教训，早早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科技救国”的种子。
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陈芳允曾到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成都无线电厂工作。在此期间他发现厂领导要求导航设备对准的方向不是日本，而是延安，陈芳允意识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性，产生了离开无线电厂的念头。1945年，陈芳允考入到英国考瑟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并参与了英国第一套海洋雷达的研制。
“我父亲是从抗日战争时期走过来的人，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不愿为国民党发动内战而工作。”陈晓南说，1949年国民党力促陈芳允去台湾，在李敬永(临海籍地下党)的帮助下，陈芳允请人以割伤脚趾的方式住院留在了上海。
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科技发展与西方国家比相差甚远，始终以落后为耻的陈芳允，一生在科研领域奋起直追。在陈芳允的家中，一直保存着一本科学顾问聘书，聘书上的颁发日期“7月7日”，曾重重拨动了这位科学家的爱国之心。为了牢记历史、激励自己，陈芳允在聘书首页曾记录下“对日抗战开始日，切记要压倒日本人”的字样。
“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和思考，逐渐树立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的信心和决心。”陈芳允曾在回忆录中说。
不过问不言说担负国之重任
“卫星好似风筝飞上天，
全凭地面测控跟踪一线牵；
建好台站接收装置全铺开，
护航东方红一号直上九重天！”
——台州乱弹剧目《追星者》戏词片段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全面封锁和打压，并多次对我国进行核威胁，为了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党和政府把发展“两弹一星”作为国防事业的重中之重。“两弹一星”是国家绝密工程，它代表着中国国防高科技的崛起，代表着新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智慧，无数科技工作者为它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直到近年，其中的感人故事才逐步披露，回顾过往，历久弥新。
1953年，陈芳允接受党的任务，开展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并参加了国家12年长期科学规划制定工作，工作“涉密”已成常态。
“我母亲(沈淑敏)也是一名科研人员，她在生物物理学领域中取得的成就十分突出。”陈晓南介绍，在陈芳允带领团队进行核爆测试用的仪器研制时，也正值国家生物物理所的创建初期，沈淑敏作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学方面的科研人员，参与和组织了关于核辐射对动物的急性和慢性损伤的试验研究。夫妻二人虽然性格截然不同，但对待工作同样严谨、忠诚，“不好奇、不过问、不言说”已成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相处的默契。
“他们在家从来不讨论工作，因为我父亲不爱说话又常常出差，家里几乎全靠我母亲一人打理。”陈晓南说，“记得小时候，我和我父亲共用一间书房，父亲的书桌是我母亲不去整理的唯一区域。”在陈芳允的家中，不用沈淑敏特别强调，陈晓南和哥哥陈晓东都知道父母工作的特殊性，不去翻看父母的东西。而受家庭“不谈工作”氛围的感染，即使后来陈晓南也紧跟父亲的步伐，从事卫星通信系统的研发工作，父子之间依然只聊生活、不谈工作。
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正式启动，陈芳允担任卫星测量控制的总体技术负责人，承担了地面测量控制设备的研制、台站和中心的建设、轨道计算等方面的艰巨任务。中国到底哪里适合建立测控站？这些答案需要陈芳允带着技术团队走遍中国，翻山越岭到人烟稀少的地区实地考察。每次离家前，陈芳允会好好吃一顿妻子做的饭，至于“要去哪儿、做什么”，又是与家人也不能言说的秘密。
“我父亲经常离家大半年，家里人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当我也进入国防卫星通信系统工作后，才知道他当时去的那些地方条件有多艰苦。”陈晓南说，当时，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绿皮火车是人们出行至外省的重要交通工具，而火车上人多眼杂，陈芳允从不放心把文件交给别人管理，“听跟着他出行的队员说，我父亲在火车上不管去哪，文件包从不离身。我工作后，也养成了时刻警醒的习惯，一旦发现有问题的人或事，少说话多留心，不给任何可疑的人机会打探消息。”
名利淡泊如水清廉自守成墙
“度娘头，细佬头，
提着橘灯望星星。
要问最亮是哪一星？
头上这颗‘芳允星’！”
——台州乱弹剧目《追星者》戏词片段
陈芳允的一生中，荣誉无数。1983年，他首次提出“双星定位”概念和设想，并于1989年演示成功。他的“双星定位通信系统”设想，比美国科学家乔汉森发表的同一设想早了15年；1985年陈芳允因参与完成微波统一测控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因航天测量船上电磁兼容问题的解决获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年因在“两弹一星”工程建设中的突出贡献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四十京兆一技人，爱研求实不爱名，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和赞扬，这句小诗却是陈芳允最真实的内心独白。
作为国家功勋科学家，陈芳允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和子女过上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可现实中，他和家人的生活堪称清贫，头发长了自己理，衣服破了自行缝补，哪怕因公外出住宾馆，也从不要求享受特殊待遇。
“他和我母亲生活节俭，却默默资助过很多人。有一次我回家探望父亲，碰巧看到有个人特地从国外回来感谢我父亲，我才知道他一直在资助一些学生。”陈晓南回忆，黄岩城关原本留有一座陈家宅子，后遇到拆迁，陈芳允直接通过亲属把拆迁款捐赠给了当地小学。“我父亲的爱好就是科研工作，直到去世前，他还念念不忘自己提出的有关国家空间科技发展的重大项目。金钱、名利他都不在乎，这个品质对国防科研工作者来说非常重要，不会被诱惑。”
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是最好的教育，陈芳允夫妇不为名利所困的豁达，也对后代子孙影响颇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晓南进入国防科工委工作，期间，因参与执行国防科工委卫星通信系统建设工程、国际海事卫星通信系统等建设工程，陈晓南的技能被国外多家卫星通信公司看中，“当时国内、国外懂得数字化通信的人才并不多，国外曾有公司提出年薪20万美元让我去工作，但我还是拒绝了，要知道那时我每月工资只有300多元钱，为什么要留下，因为祖国更需要我。”
由于黄岩寺后巷的陈家老宅已被拆除，陈晓楠再回黄岩，还是租住在父亲儿时生活的区域附近。2024年4月份，经陈芳允家属倡议，家属与黄岩区共同出资设立“陈芳允奖学金”，每年将对黄岩中学部分优秀和困难学生、老师给予资助，激励师生共同开拓创新、拼搏奉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部分图片由李洲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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