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音的距离：在方言丛林中穿行
人在故乡，十年不觉短，八十年也不觉长。
一个人的家乡话是不能忘记的。乡音总是牵动人情怀、又令人感伤给人以温暖。特别是当人们远离故乡的时候。听到乡音，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一书中说：“不论你继承了多少财富，你的工作是否可靠，你的居住条件怎样，你的外观如何，也不论你的私人车道的形状和面积，你家起居室前廊的摆设，你饮料的甜度，你吃正餐的时间，邮购什么商品，也不论你上的学校在什么地方，你对它有多少敬畏，以及你读什么样的书报——只要你一张口说话，你的社会地位就暴露无遗了。”
说得很绝对。可一想，也有些道理。人生中有些印记是很难消除的。在中国，“只要一张口说话”，暴露的不仅是所受的教育、社会地位和学识教养，同样会隐现家乡留给一个人的“血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语言需要环境，无论一个人普通话说得如何流利纯正，但你只要一踏上归途，置身于乡亲乡情中间，仿佛早已遗忘了的陌生的乡音，重又在心中唤起，蜂拥而至——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黄岩方言确实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
在方言的“丛林”中穿行，如同在岁月与乡土的迷宫中摸索找寻。俚俗土语、音节词汇、句式结构、语言风格——如潮水一般轰响，市井一般繁杂，又如天籁一般神秘。
无论是子夜吴歌，还是唐代的变文传奇；无论是宋元话本，还是明清小说。我试图从各个断面接近故乡方言的“真实”。
1、你可以不懂，但绝不可以轻慢
语言是什么？是用声音约定俗成的符号。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要弄清南方的语言、特别是某些方言的来龙去脉，几乎是无望的——方言的构成太复杂，语音差别大，且受地域限制，能完全听懂的人少。
不像陕西的作家中原的作家北京的作家，用口语写作土话写作，写出来还很有味道。即使“土得掉渣”仍然有知音，像日子过得阔绰了的人家，偶尔吃一些粗粮杂面，觉得很有“嚼头”。于是有人做成了大菜，从“山药蛋派”到“乡土文学”。
遗憾。无论是客家话、闽南话还是温州话，有的很难“变成”文字，写成文学作品。黄岩话亦然。
再说得远一些，相声小品之类的“北盛南衰”，既是我们几十年来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成果，同时也隐现了曾经是中国“主流语言”的南方方言的式微。电视剧、小品里人物可以有东北话山东话四川话，可以有京腔秦腔，其中即使夹杂着一两句南方口音，多半是小白脸生意人，是为了点缀和打诨——有没有语言上的傲慢与偏见？
现在一些台湾人，把先民从中原带来的闽南话，称作台湾话，认为这是有别于大陆的文化，这成了一些人搞“台独”的文化依据。
对于台湾话、闽南话等等，更重要的历史真实是什么？——可对此我们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
对许多南方方言来说，你可以不懂，可以排斥，但绝不能轻慢。
对于我，家乡不仅是一个回忆、一条血脉、一种自豪，一分亲情，还是一片难以替代的文化的沃土与历史的河床——家乡的语言(包括方言)，就是植根沃土上树叶的喧响、河流中浪涛的击拍。
2、黄岩话与台州话的路标
虽然现在黄岩成了台州市区。但从研究语言的角度，黄岩话不是台州话，台州话是指临海话——这两者有明显的差异。比如，台州话中的“俺”，在黄岩方言中绝对不用。
方言学中的专用名词是“方言区”和“亚方言区”。
黄岩话无疑属于吴方言语系，但其区域不大，仅限于黄岩、椒江、路桥、温岭及乐清的大荆等地。
“吴侬软语”——人们对吴方言的评价一直不太高，影视小品中讲吴方言的，也都是些“小男人”，女里女气的。但黄岩话却不软。上海人有句话：“宁可和苏州人吵相骂，不和宁波人讲闲话。”讲闲话是聊天，宁波话太硬，听起来并不柔和。和宁波话相比，黄岩话还要硬得多。
语言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和人群，和社会，语言是最基本的交流。社会学家克里斯特尔认为：如果没有语言，大部分人类思维将不复存在。——我想，方言的发音、音节、词汇和构成句子的方式不同，将会影响到人群的思维方式。
方言学是一种特殊的学问。从我所学的专业来说，汉语言文学应该是我的本行。山东大学治学严谨，以文史见长，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高亨等大师级的学者教授。古汉语、音韵、方言和训诂等等，浩繁的卷轶，一页页翻过、圈点。然毕业后不事研究，学业荒废。也许对于方言的重要感悟，学问之路的起点，还源自缘若流水的校园。
3、走向文化和历史
方言学的成熟与指向，注定要走向文化、走向历史，聆听那遥远的绝响。
阳光下，清脆悦耳的话音，像叶片在枝头和树杈间不停地跳跃闪烁。使我们有了破译的愿望。解读醇醇的乡音，我们有可能再现民族和文明的迁徙、融合的“流程”。
中国地域广阔，汉民族是由历史上不同民族和众多部落融合而成的。经历过太多的历史动荡，口语、土语、方言极其丰富，汉语可以说是“混血”而成——这也是它有生命力的原因。
一个民族语言的发展变化，如同一条奔流的长河或一棵生长的大树。有的粗大的枝干从接近根部的地方横逸而出；有些蓬勃生长的，只不过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后来演变成了“主干”的未梢——如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
我到过很多地方，虽然各地的方言相差很大，但有一些听起来却十分耳熟。在今天陕北的一些农村，“这里”说“疙达”，这与黄岩的土话相同，这应当是唐代或更早的古汉话。黄岩话中垃圾叫“勒塞(LESE)”与闽南话与台湾土话相同，这也许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大批土人的南迁。
4、无尽语言长河的三个“渡口”
思考与求索，需要运用专业知识和智慧的判断。语言隔膜的大山中有无数小道。座座高峰、条条河流有永远相互心许又永远不能如愿的相望。
这是一种基本路径与方法：研究方言，需要从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三个方面入手。
一般地说，在语言变化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先变化更新的是词汇；其次是语句的结构；而变化相对稳定的是语音。许多黄岩俚语土话能说能读，却无法用现代汉字写出来，这也符合先有语言，再有文字发展的规律。古老的正在遗忘，正在淡去，也受到忽视。对诗词韵律很有研究的朱锋先生说，用黄岩话吟咏唐诗宋词，完全合乎平仄韵律，而用现在的普通话则不然。
文学语言的生死轮回、纷繁芜杂，断裂和迷茫，只有走在“回家的路上”，才能够欣赏到唯美的深刻。
5、两把钥匙：书面语与土话
不仅仅是古诗词，用黄岩话可以无障碍地读出任何文学作品；但汉字及拼音，却写不出某些黄岩方言。这为什么？因为黄岩话其实分为书面语与土话两套互相交汇的系统，就像开一座上了保险的大门，有两把“钥匙”。
可以粗略地回顾一下“淬火与锻造”的过程：东瓯国被灭后，黄岩原住人口曾大量北迁，东海边上的家园重又成为蛮荒之地。几百年后，北方居民才陆续南迁到这片土地上，与原住民族融合。如果我们再考察黄岩的历史，及结合吴方言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可以得知，三国时期黄岩大地上曾出现人口迁入的高潮。语言特别是方言区的形成，需要有一个环境——而一定数量的人口，是必需的。黄岩话的基本定型，大抵就在这一时期。
我们今天分析，仍可发现黄岩土话中保留有相当多的古音、古汉语的词汇，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晋和唐代；而在书面语保留得更多的是南宋时“官话”，即临安方言。——因此说某些黄岩话是古汉语中的“活化石”并不过分。
如果说，三国时期黄岩话基本定型，那末宋代特别是南宋，应该是黄岩话中融入大量官话，进入“雅文化”的时代。
5、有形和无形的“宋朝”
“大江东去”的宋朝是一个使人生出很多感喟，投去感情复杂一瞥的朝代。
与我国历史上其他统一王朝相比，宋朝自有它的先天不足，表现得特别软弱，是一个格外疲惫的朝代。但它在文艺复兴上，却生气勃勃，无论是市井文化还是作家创作，都光芒四射。
与现在用行政的办法强制推广普通话不同，宋代语音词汇的推广，大抵与“说话”时兴和“话本”的广泛流传有关。南宋偏安于一隅，很多中原人都辗转来到了临安，给当时江南注入了中原的文化，如同北宋时的汴京，很快临安又成为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在宋代的“文化活动”中。市井杂剧非常兴盛，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杂剧中就包含了这种“说话”，这大概与今天的“说书”、“评书”之类差不多。我想当时的黄岩酒楼茶馆中，也一定有讲史说古道今的“说话人”，他们拥有大量的听众。另外，再加上众多的书院学馆，地方语言在交流融会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
6、雨夜，从另一个角度读《水浒》
保留着大量南宋语言的小说是《水浒》。《水浒》一直对我有很大的魅力。用不着点香，在潇潇雨夜，静心读读名著，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阅读古典名著，常常有一种与古人交谈的奢想，如果还能听出一些“乡音”，那感觉便有趣。我虽然对“县级干部”宋江的造反不感兴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畅快淋漓生活还是很令人向往。《水浒传》文字构筑的瑰丽高山，更是当今一些文字写得汗牛充栋的作家，望尘莫及。名著如同明前茶、陈年酒，其耐读性是多方面的。我记得前些年偶然看到一篇小文章，有人考证《水浒传》的作者是温岭人——宋代温岭并没有从黄岩分出去。这种考证自然缺少有力证据的支持。但作者的一个论点却记忆犹新，即《水浒传》中的语言与那一带的方言相近。
元人入中国时，“杂剧消歇”，再也无人“讲大书”了，元代说书人的“话本”依然可在民间找到。毫无疑问，《水浒传》中不少章节是作家根据民间流传的“话本”创作的。因此，从词汇、句式、发音上，仍然保留大量宋代语言的“底本”。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也可以发现《水浒传》中同样有两种语言，即“官话”与“俗语”：如“我”字，有写作我，也有称“俺”(这与临海等地的发音相似)的——而黄岩书面语中的“我”的读音，从词源学的角度来分析，似乎更古一些。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种语言的思路。
在中国古典文学几大名著中，我在阅读上感到最亲切的当然是《水浒传》。梁山好汉们主要活动地点在山东与河南开封一带。但书中的语言文字，与今天的山东话河南话已经大相径庭了。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从明代开始就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施耐庵，一为罗贯中，一为施、罗两人合作。现大多数人倾向第一种说法。据明人记载，施耐庵大略生活在元末明初，其籍贯为“武林”、“钱塘”，即今天的杭州。罗贯中名本，杭州人，祖籍太原，大体与施耐庵同一时代人。因此，就像曹雪芹的《红楼梦》用北京话写作一样，《水浒传》包容了大量元明时期的杭州一带的方言官话，当无问题。
7、冲第一盏茶
谈一谈“学问”。在黄城某座小楼，或澄江边上的茶馆里，翻开一本线装的《水浒传》，泡上第一杯茶，讨论的头一个问题是“词汇”。
开头便是第一回。“大虫去了一盏茶时……还把龙香烧着，再上山来，还要寻见天师”。就是典型的黄岩话——称老虎为“大虫”，茶不说一杯而叫“一盏”，“寻”也是黄岩话中最常用的动词。北方话现在“寻找”一词中，多用了后缀的一个动词。
第二回中，“思量出一个路数”——“路数”也是黄岩话中的常用语。“路数”的词义比较复杂，黄岩话中派生出“本领”、“本事”、“门路”、“办法”等等意义，一些用法中还略微有些贬义。
第四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中，“忽一日，天色暴暖，是二月间天气”——暴暖是忽然变暖的意思，在黄岩土语中很常用，还有“暴冷”一词。普通话中现有暴风暴雨，暴表示猛烈。对于“暴暖”一词，现已不用，其词义北人已不易理解。
在第十八回中，“贼都走了，只拿得几个邻舍。”称邻居为邻舍，这是语感多么温暖的词汇，亦与黄岩话相同。北京话中有街坊，街坊与邻舍相似，但有区别，街坊的范围更大一些。
第四十三章中的鄙俗之语“呆鸟”，更与黄岩的土话如出一辙。称脸庞为“面皮”，喝酒为“吃酒”，侍候为“伏侍”，喜欢走路说“贪走”，碰到说“撞着”。此外还有“丫髻”、“埠头”、“盘缠”、“菜蔬”、“板壁”、“油里鳅”等等，这些词汇都依然活在黄岩的方言中。
在黄岩话中，称医生为太医，更是宋代古词汇，宋代设有太医院，有令有丞，皆官职，与《水浒》中的用法一样，在黄岩方言中，太医是作为医生的尊称，现在这一称谓在黄岩农村还比较普遍。
当然，其中有些词汇并非仅保留在黄岩方言中，其他地方语言中也有，但像黄岩话中有如此集中的“古词汇”，却并不多见。
8、第二盏茶：说说语音。
黄岩话中有不少特殊的发音，不懂者听起来如讲外语。如铁锨为“划锹”，可这词在《水浒传》中偏偏就有，称之为“桦锹”。我手头有一本清代程穆衡《水浒传注》，程注疏说，“桦音同划，锹音超”——这个超字正是黄岩话的发音。这说明宋代“锹”读作“超”音。
第二十四章中的“肥耷耷”。程穆衡在《水浒传注略》中说，“耷音挞”，肥读作皮。——更是十分耳熟。
第六十三章中的“杯翻箸落”——箸读作“治”。
此外。还有“呆鸟”，呆读作艾。
9、第三盏茶：也谈语法
品茶间，从故乡一眺望，居然“望见”了宋朝，听到了宋街的市井人声笑语。请看——
第四十三回中李逵说的话：“我与你一贯足钱，央你回些酒饭吃”。央是恳求的意思，现代汉语中已不常用，但在黄岩口语中的使用却很普遍。“回”意为换和买，但又在黄岩话中还有赊意思，表示客气。“央”和“回”在《水浒》都是常用动词，如“前日央人来看了”。如果写成现代汉语“麻烦你拿些酒和饭给我吃”，意韵就全无了。
《水浒传》第二十七回中有：“有那原旧的上邻姚二郎，将变卖家私杂物的银两交与武松收。”《警世通言》中有“只求老爷再宽十日，容变卖家私杂物。”黄岩方言中“家私”与“家事”的语音及为相近，因而在语意上也含有家用器具与家产的两层含义——因为家具摆设是否讲究豪华，是家产的标志之一。《初刻拍案惊奇》卷一中有：“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的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二刻拍案惊奇》卷七中有：“他有多少家事，娶得起你么？”可见家私与家事在古代不仅语音相近，也通用。
粤语中的“伽赛”虽然港味十足，语音上远不及黄岩话的“家私”更有唐宋余韵，
10、雨落芭蕉，“莫须有”词义的疏证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不大好的词“莫须有”--这是汉奸秦桧对语言文字的唯一“贡献”。
在这个词中，有着暧昧、机巧、诡谲、模糊，以及种种阴暗的色彩。他正是用“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
现代人对此已经解释不通，已经难以理解。多数语言学家纠缠在“莫须有”究竟是有还是没有上--“文化大革命”中用这个词的时候，大抵是认为诬陷不实、强加的意思。那么，词义就是应该是“没有”。而有位语言学家考证后认为，“莫须有”就是“一定有”。这也是我在一家权威学术刊物上看到的。
差矣差矣！
现在黄岩方言中，仍保留有“没须”(即莫须)两个字。如一件事“不能做”，叫做“莫须做”，不能睡觉称为“莫须困”。“不能有”就称作“莫须有”--那么，用黄岩方言一解释，我们就十分明白这个词的本意了。
“莫须有”的罪名是什么？秦桧不说出来，觉得无法“启齿”重复--因为他要为最高当权者讳。这就有些像“文革”时期，指责某人喊了“反动口号”，则成为“现行反革命”。如果你追问口号内容是什么？则一定不能公开通过自己的口说出，不能当众重复，反动口号的内容没有可重复性，顶多是矛头直指“伟大领袖”而已。用黄岩土话就是“莫须讲”。
毫无疑问，历史上很多文臣武将都曾获“罪”，从军、流放、判刑。如苏东坡就因“乌台诗案”被打入大牢，虽然人一生中不希望有什么罪错，但旅途坎坷难以完全避免，在命运的打击下只好承受。只有“龙颜震怒”，招之“杀身之祸”的罪名是万万不能有，即“莫须有”的。
“莫须有”，其实是宋代流行的一个词汇，现在黄岩人在口中轻轻说出来，还相当温和委婉，有规劝的意味。只是我们离宋代已经遥远，几百年后这个词在大多数地方已经消失罢了。但它决非“贬义”。
11、古风犹存的大雅之音
对方言的偏见，其实渗透了对地域或历史的偏见与无知，渗透了对金钱与权势亲近的心态。
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相声小品中，乡音土语总是格调低下的(北京上海等地的土话除外)，因为这表明了你的身份和出身，和“洋话连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北京上海等地胡同小巷中“高贵的土话”，是绝对不能称作方言的。曾一度受到“歧视”的广东话，随着南方经济的崛起和繁荣，有些地方还曾专门办起了粤语学习班，说几句港味的广东话成了一种象征富有的“时髦”。
其实，乡音方言也不见得多么格调低下。如黄岩话就有鲜明的特色，音韵铿锵，古风犹存，简洁生动，词汇又十分丰富。在黄岩话和其他一些南方方言中，保留着不少汉唐时期京城中的官话，文人雅士中通用的“书面语”。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流逝，这些上流社会人士使用的语言——词汇和语音等等，飞入“寻常百姓家”罢了。
我们绝不能因说“土里土气”的语言妄自菲薄。这不是文明的流失，而是文化的植根。
12、外路——方言中的历史地理
毫无疑问，人类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生命科学在基因工程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能不能从方言的研究中，看到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进化？从方言丰富的内涵中，发现保留下来的许多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民俗的“基因”？
也许我们正在忘记一切。在信息爆炸时代，在商品经济时代，我们记得的不是往事，不是历史——而是更现实，更有用的东西。但这种透进我们血脉中的“基因”是无法抹去的。
我一再提到的是宋代，那必定是对故乡方言“最后定型”产生深刻影响的时期。
需要对方言的“断代”。如果一个外地人到黄岩，往往会听到一个不太尊敬的称呼：“外路人”。当然，他说的话也是“外路话”。路还有里路外路的？这个路显然不是指道路的路。那么，这个“路”应该是什么呢？
唐太宗并减州郡，根据山川地形、经济状况，把全国分为十道。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在全国废除道制，设置“路”，中国进入了路制行政区划时期，北宋地方一级行政区划为二十四路，其中秦淮以南广大地区占有十四路，如“浙东路”、“浙西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但路与省又稍有不同，更侧重于军事交通。黄岩当时属浙东路。“路”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和名称，在宋代延续了三百多年。设立中书省和行中书省(简称省)是元代时起，明代推行的仍是省制，但名称为布政使司。元代“路”降为地方二级行政区划单位和名称，大致相当于一个直隶府，元末1368年它在行政区域中消失。
我们可以认定，黄岩方言中“外路人”这一称谓，应出现于宋代，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外地人”、“外省人”、“外县人”一样。
其实不仅仅是“路”，黄岩方言中对地理和行政区域的区分是明晰的。“外路”是指较远的地方。如对临海是不会称外路的，只称台州府或“北岸”——澄江或椒江以北。有意思的是黄岩话中把宁波读作“明波”。在唐宋时期，宁波为明州，这种方言的音变，显然也是受到历史沿革的影响。
我想起三藏法师《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从“道路”切入研究黄岩方言，也是一种巧合。
13、无须人指点就能走出的语言迷宫
我们来读读《水浒传》中这有名的篇什：“林冲别了智深，急跳过墙缺，和锦儿径奔岳庙里来。抢到五岳楼看时，见了数个人拿着弹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栏杆边。胡梯上一个年小的后生，独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拦着道：‘你且上楼去，和你说话。’……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
墙缺、胡梯、肩胛等等，我们黄岩人听起来都耳熟能详。记得我家老屋后院就有个墙缺，石墙上迤逦地爬着碧绿的南瓜藤，我们在后院玩耍，从这“矮墙缺”望出去，公路上行人和车辆来来往往。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些，而是《水浒传》中鲜活的市井口语里包容的那种民族审美传统。
为什么叫“胡梯”而不称楼梯或扶梯？
为什么叫“解劝”而不说“劝解”？
为什么说“早辰”而不用“早晨”？
为什么叫“面桶”而不称“脸盆”？
……
不幸的是，没有人告诉我。这些都是《水浒传》中的迷宫，也是黄岩方言的迷宫。
称“外路人”，只是远远地讲，背后议。如果说某人为“赤老”，那就是骂人了。但你知道“赤老”(赤音CA，去声)这词的来历么？
赤老本为“尺老”。是宋人对士兵的鄙称，类似于过去的“丘八”。士兵入尺籍(花名册)，尺语音上通赤。
宋代江休复的《江邻几杂志》上有“都下鄙俗，目军人为赤老，莫原其意，缘尺籍得此名耶？狄青自延安入枢府，西府迓者日累，不至，问一路人，不知乃狄子也。既云未至，因谩骂曰：‘迎一赤老，累日不来。’”
大将军狄青未到，在门口等累了的侍者才敢骂“这家伙”，遂不知他们问的路人正是大将军本人。现在吴方言区的其他一些方言中，亦有赤老一词，如上海话中赤老，还有赤贫如洗的意思。而黄岩话中的赤老并无此意，如同北方方言中的“丘八”、“浑蛋”、“王八蛋”一类话，更近“尺老”的原意。
其实，黄岩方言中一些很俗的口头语，仍然是有来历的。如称胡言乱语为“赵七赵八”。明代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中有：“今人以虚罔不实而斥其妄行者，则曰赵。”可见明代时“赵”已作胡说用。——这里我又想，在宋代，赵是皇帝的姓，一定不会有这种用法。
14、吴人远流的一支：对款语的拒绝
不知为什么，被视为吴方言“经典”用语的“侬”、“伊”、“阿拉”、“伊拉”、“伊侬”、“伊笃”、“伲俚”、“伲拉”等等，在黄岩方言中竟然绝迹。胡三省《通鉴》注云：“吴人率自称曰侬。同我。”可见黄岩话虽属吴方言语系，但黄岩人并非“吴人”。在金代的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伊和他已经并用：“咫尺抵天涯，病成也都为他，几时到今晚见伊呵？”
我疑心“伊”极可能是个“外来语”，它的流行也是从北往南，最后在江南“普及”的。黄岩人说话由于古音太重的原因，拒绝了“伊”和“侬”。
14、对更久远年代，更辽远中原的追寻
有些词汇可以追更早的年代。求本字，探语源，为语言研究之极致。——虽然要真正达到“极致”是困难的。
古人用字是极“俭省”的，否则何来“惜墨如金”、“一诺千金”？
俭省，必定是一字多义，一词多用。
“过”字在现代汉语中，主要用作时空的转移。而作为“传染”的用法，更是宋代的“遗风”。黄岩话中常用的有“病过来”“笑人要过人”等，便是“过”作传染用法的例证。
宋代周密的《癸辛杂志后集》中有“闽有所谓过癞者，盖女子多有此疾，凡觉面色如桃花，即此证之发也。或男子不知，而误与合，即男染其疾而女瘥。”《古今小说·范巨卿鸡黍死生关》中也有；“瘟病过人，我们尚不去看他，秀才你休去。”
如黄岩方言中称客人、来宾为“人客”，其实这在唐代是个很雅的称谓，而不像现在这样听起来似乎“土得掉渣”。唐代大诗人杜甫《遣兴》一诗中就有：“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这位客人会吟诗，杜甫写的也决非顺口溜一类。
现在听起来似乎有些俗——人们现在俗和雅真的不能分了。黄岩话中称妇女为“女客”，是与人客同一组词方式。刚刚结婚的，则称“新女客”——因为对婆家及其邻舍来说，妇女是嫁过来的，如同人客。客——是这个词的重心与落脚点。现在我们常用的“旅客”也是这种组词方式。宋玉的《高唐赋》中有“昔者先王游高唐，梦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女客”一词最早见诸典籍之处。但无疑在古代“女客”的称呼决非粗俗，而是很文明很雅的。
黄岩话中这一类词称谓还很多，卖什么东西的，就叫什么客，如卖柴的，就叫“卖柴客”。《古诗十九首》中有：“客行虽云乐，不如早归旋。”这就包含了客的另一层含义，即旅居或旅行在异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客”比“客人”更接近词的本义。
16、诗一般的语言：文明的品位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唐代诗人似乎是不经意的吟诵，便极有品位，千古流传。
眠——不同于睡觉困觉，这就是唐人的遣词。
现代人已很少用“眠”这样文诌诌的字眼了。但在黄岩话中仍保持了古风、古词、古韵：眠床、眠柜、眠被，(有些人误认为是棉被，这显然是不确的，棉被在古代称作絮被。也有蚕丝作絮的，称丝眠被——如果是丝棉，那是矛盾的重复了)。
想一想吧，热炕头、被窝、铺盖、沙发床、席梦思，听起来总觉得粗俗不堪，如果写进诗作中必定毫无意韵。
这里，我谈到了源于唐五代语言的黄岩方言。为此，还想多说两句。如黄岩话中常用的“冲”(去声)，也是唐代常用的词。现在南方方言中保留着的意思多为“冒着”、“顶着”，如冲凉等。而在黄岩方言中又作“冒犯”用。如说话很冲，冲死。--这也是一种古意。唐代《李陵变文》中就有：“臣是小人，虚沾大造，行事不谨，为将不明，辄驱一队之夫，冲万乘之主。”
还有，在黄岩方言中十分常用的“捞漉”--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以为是“劳碌”，即奔波忙碌。其实本意并不是。
佛经文献中是指水中取物，也指从尘世中救拔众生。这个词的广泛应用，也是在唐代。其证据是，俄藏敦煌写卷《维摩碎金》中有：“汝还知庵园有佛，捞漉众生，有千般之福德严身，具万种威仪在体。”
通过笔记、小说、话本、杂剧，当然还有唐代的变文，我们更能看到一个时代的语言全貌。《变文集》卷五《维摩诘经讲经文》：“不欲见四座流浪，长行捞漉之心。叹常于三界轮回，但作拔救之愿。”
--现在，黄岩方言中“捞漉心”、“捞漉命”是常用语。我想，捞漉又作劳碌。但肯定是源于唐代佛教用语。因为那是一个佛教深入人心的时代。我之所以引用了较多的佛教典籍，因为佛教、特别是禅宗语录中的口语成份很高，当时大师们讲经，尽量用信众易懂的口语来表述。我们更能从中看出黄岩方言的源流。
另外，如黄岩方言中的“摩”，既作疑问语气词“有摩？”如“有吗”--而唐五代还没有现在“么”的字形。如摩读作去声，又作“没有”。我们也可以发现其源头。如成书于南唐时期的禅宗典籍《祖堂集》“德山和尚”：“师问岩头：‘还会摩？’对云：‘不会。’”
古代的文献浩如瀚海，我们甚至不能览其万分之一，更难做到逐词勾句，一一辨析。
17、语言的流变
再如，黄岩方言中下面下边说成是“下头”。而一般认为称“下面”为“文字话”，下头上头是土话。但“土语”在一千年前倒是真正的“文字话”，一点也不土。白居易《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已日游》诗：“去岁暮春上已，独立香山下头。”--当是个真正“很酷”的语言。
语言也需要创新，用的人多了，一滥用，变成了俚言土语，便觉得俗。由唐到五代，再到宋、元，明清，中原社会环境在一次又一次游牧民族的南侵中动荡，盛唐文采风流自然也难以留存。
现在，我国一些历史上“引进”的植物，西红柿、土豆(马铃薯)等，黄岩话仍称为“番茄”、“洋芋”(或洋番芋)——可见，这都是这些农作物刚刚传入中原时的称谓。
如同八十年代手机刚进入中国时称为“大哥大”一样。中国言语有相当的包容与同化力，“大哥大”只有十来年便为手机所替代。几百年上千年过去了，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也已称西红柿、土豆、红薯(红苕)，可是在黄岩还保留了这些农作物刚传入中国时的名称，可见方言的古老和源远流长。当代有个东北作家写了篇小说《亲亲土豆》，如果换作“亲亲洋番芋”试试？
我们从洋番芋、番莳等词汇中可以看出，这是当年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原地区的语言，而不是沿海“蛮荒之地”土生土长的。——可见唐宋时期黄岩的经济文化就已高度发达，否则就不会接受和普及这种语言，而且在当地扎根。
18、又见“炊”烟
“炊”字听起来相当书卷气。像“炊烟袅袅”，“炊具”“炊事”，而现在应该用“炊”字的地方，在“名厨”的料理下，干脆用其他“生猛火爆”的名词替代了。以至《水浒传》中武大郎卖的“炊饼”为何物都需要考证。
但黄岩话中就有炊字，如“炊饭”、“炊糕”、“炊皮”——在北方，海中捕捞的小虾干，在市场上无论生熟一律称“虾皮”。而这在黄岩方言中是有区分的：生的称“虾皮”，熟的称“炊皮”。《现代汉语词典》中炊字的注释为“烧火做饭”——那偏离这个词的本意实在已经很远了。如果我们考虑到“炊皮”的小海虾是蒸熟再晒干，而“炊饭”则是用糯米蒸制的话，我们就可得知当年武大郎卖的“炊饼”是类似于今天馒头或发糕的“蒸饼”。当年的“炊具”也一定是蒸笼。
有些黄岩话用词结构很“古典”。
在中国语言中，有大富、大贵、大亨，但没有其反义词“大贫”(大音：du)——可这个古词汇在黄岩的方言中保存下来了。
“大贫”：即乞丐，要饭的人。
这是绝对是个奇迹。
由此还衍生了其他一些方言词汇，如“落大贫”、“大贫范”等。范——现在我们从“模范”“规范”等少数词汇的“后缀”中可以看到，它亦有“模子”“模式”的意思。“大贫范”，实际上就是“乞丐的模样”。“落大贫”也好理解，即沦落到要饭的地步，它是“发大财”的反义词。
贫就是穷困、不足的意思，并不含“多而贱”之意，而现在常用的“贫嘴”之类，古人是绝对不用的。否则古代的高僧就不会自谦地称“贫僧”、“贫道”了。
19、“绿壳”，黄岩方言中的一个历史名词：
有必要论及的一个词汇便是“台州绿壳”。可以说，这是黄岩方言的“专利”。一个新的词汇的出现，往往与当时的经济、社会有密切关系。黄岩南宋时有“小邹鲁”之称，元兵入境时，“起义抗拒，虽杀身破产，村落为虚，然前赴后继至死不悔。”《宏治赤城志》称赞曰：黄岩“忠节孝义史不绝书，天下称文献者莫之先焉。”“以礼义谦耻为先，以行检名节为重。”《万历黄岩县志》则曰：“民静而安，俗朴而俭。”可见黄岩在历史一直文明之乡礼义之乡，也是多慷慨悲歌之士盛豪侠之风的热土。
“绿壳”一词源于咸丰元年(1851年)，当时广东海盗入侵海门，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海盗占据海门十日，焚烧竟日，直逼黄林洋。因海盗船“形如蚱蜢，船壳涂绿色。”于是人们又称之为“绿壳”。这个对广东海盗船的贬称，演变成对一切土匪的代名词。后来又为什么变成了清末明初对全国都有广泛影响的“台州绿壳”了呢？
黄岩人对广东海匪的袭扰记忆犹新，二年后的咸丰三年，清廷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军饷困难，采用了钱江的建议，创办“厘局”。设局、卡，在水陆交通要道向行商征收商品通过税——这就是买路钱，又向坐商收取交易税，统称“厘金”，又称“厘捐”、“抽厘”。台州知府刘敖在同治元年(1862年)设局18处，分卡38所征收厘金，同治五年又设局征收盐税。当时黄岩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而负担也更重。从同治元年到光绪七年的二十多年里，征收厘金的名目不断增加，税率从1%增加到7%。浙江巡府谭钟麟在奏议中说，台州“二里一分卡，五里一分局。民之肩挑贸易，例子所不捐者，概行需索，局卡并不给捐票，明明局员局丁分肥”，“纵令差役四役穷搜，任令虎狼肆噬。民或卖妻鬻子以偿，甚至投水悬梁以死。”“由于捐厘重征税契苛索，受累已深，思俗泄愤，起而为匪”。这里“绿壳”的指向就是台州府了。
太平军进袭黄岩时，黄岩乡民曾奋起抵抗，黄城几度争夺易手。可见这里百姓的观念是相当“正统”的，保境安民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在台州官府的横征暴敛下，人民终于被逼得无路可走。黄岩徐大度、太平谢仁旺等人就曾聚集数千人闹盐局杀贪官——这是继元末方国珍后的最大一次起事，后来遭到台州知府刘敖的血腥镇压，杀害了数百人，并被诬为“绿壳”。但黄岩人并不认为揭竿而起的徐大度等人是“绿壳”。
光绪十八年，台州再一次遭受自然灾害，“夏旱冬大雪，十一月大雪深尺余，咳吐成冰，江河冻合，冻解随流，下触浮桥为断；花木尽萎，南方百年所未有也。”时黄岩人杨晨任御史，上疏赈恤，发放台州常平仓谷万石救灾。他说：“受灾地方饥民夺食，匪徒乘机抢夺。”“米价一昂，民不聊生，恐盗风日炽矣，”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台州绿壳”应当是州府里的一群贪官，正是他们残暴的统治，造成了匪盗纵横的动乱局面。
这几年来，南方的经济发展很快，一些广东话流行开来，如称家具为“家私”(音“伽赛”)。家私又成了个全国通用的时髦用语，北方一些地方也建立了“家私城”。其实，“家私”在宋明时期在南方是个很普遍的用词。
20、试水海洋文化：对“水潺”的溯源考证
可能是一个渔民，也可能是一个贩鱼人，在黄城北门江边的码头上，在疲惫不堪的劳累后，第一次称自己“软潺”，人家听后觉得很生动，便慢慢传开了。“水潺”是一种软体鱼类，外地称龙头鱼。但称一个人“软潺”，可既作形容词，也可作动词用。——现在听起来，这种语言也很“酷”。
我经过仔细考证，认为“潺”也是个古音字。
《汉书·张耳传》的注中有：“孟康曰：‘翼州人谓弱为孱。’”孱，竟是古代河北北京一带人的方言——而现在这个词汇北方口语中已成绝响。但“孱头”这一词竟在黄岩保存了下来，还被当地人用以命名一种鱼——这就像将枯死的大树边又长出一株生机盎然的小树。可见中国的语言有一种穿越时空和地域的强大生命力。
语言是代代相传、口口相传的。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地方的特色。黄岩濒临东海，不少真正的土话俗语，往往与海洋和海产品有关，如“空壳蟹”、“虾皮眼”、“死白蟹”、“软潺”等等，这都是从一些比喻和借喻演化过来的，生动形象。
“白眼泥螺”实际上是“像泥螺一样白着眼睛”，“红眼勒鱼”则是像“勒鱼一样红着眼睛”的倒装拟人缩略语。
当然，有些谚语像“三天打鱼四天晒网”之类诞生于何地已无从考证，现在已全国通用——即使在无水无鱼无网的地方。但有些语言使用的地方无疑极其有限，如黄岩人比喻一涌而起又一哄而散为“一篷风”。篷，帆也。一帆风，一刮而过，风过帆落，形象生动，这妙处不是海边的人能想像得出来的。
还有什么？“赶潮落水”——紧赶慢赶，争分夺秒，就是江边海边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些都应当是“海洋文化”中有待开掘的语言宝库之一。
21、消失了的土话，已成绝响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故乡生态环境和人们生活习俗的变化，一些黄岩土语已经消失了。记得少年时形容一个人长腿，称“长脚青彰”——这大抵是一种鹤类飞禽，过去在故乡的稻田池沼边常常见到，现在已经绝迹，这一比喻也开始“枯萎”了。
还有像过去黄岩家家户户烧水做饭用的炉子称为风炉，使用时常以扇子扇风助燃。黄岩话中称饶嘴多舌说话扇风点火的妇女为“风炉扇”，这是一个拟人化的称谓。晚唐诗人李商隐有“美酒成都堪送老，当炉乃是卓文君”的诗句——这是雅的生活场景的写照。宋代陆游在《素饭》一诗中有“缓步横摩五经笥，风炉更试茶山茶。”——可见风炉这一名词在唐宋代已经有了。而现在，大多数人家已用上了煤气灶，风炉不存，无须妇女当炉，“风炉扇”当然也没用了。再过若干年，年青人恐怕不知风炉为何物了。
22、结束的话，回到起点
家乡是一个充满独特魅力的世界。而我们对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还缺乏足够的了解。今天，人文地理这个概念方兴未艾。我想人文地理应当包括方言这个学科。官话、文字话、俚言俗语，黄岩的民间语言是一个层层无尽的丰富的系统，对它的解读，可以接近历史社会和文化真实。语言作为文化本质和根须——文字只是它的一种书写形式——深入到民众之中。一篇短文，当然不可能穷尽，我能提供的，只是一条思路，沿着这条“路途”，也可以探索着漫游一个精神世界，可以往返穿越于时空的壁垒。
我这篇文字，并不是论文，也非纯文学作品，尽管想写得尽量非专业一些，但似乎仍与《黄岩文学》的宗旨有些异趣。引证得太多，已经有了“掉书袋”之嫌，也大大影响影响了阅读的趣味。系统的研究需要若干篇论文，甚至一本著作才能论述清楚深入。没有故乡的学人可以切磋交流，独自一人艰难的寻觅研究，又颇感孤独，只好浅尝辄止，不再考证。
语言的规范与流行，总与文学作品有关。鲁迅作品中的许多绍兴方言，今天流行全国，成为经典。从这个意义上说，希望同乡的青年，努力创作，能通过自己更多更好的作品，使人们能听到更多有韵味的乡音——用文化渠水哗哗浇灌的果园，才会有“一年好景”，才会获得真正的丰收。
从感性到理性，很难完全用文字描述语言的世界，描绘出乡音的神韵，解读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着的“语言基因”——但这确确实实和风声雨声一样组成了我们的真实而丰富的世界。
那是乡音：有天籁一般稍纵即逝心灵震颤，有飓风一般掠过的灵感的流云，有遥远的呼唤与亲切的叮咛——这一切，无法一一凝聚在我的笔下。
作者简介：
朱幼棣，男，原籍黄岩，现任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软科学课题评审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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