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中国杭州“不完整世界”（纪念诗歌）诗人沙龙上的致辞
去了解哪些力量，
使世界变成一个整体。
----歌德《浮士德》
多年来，没有哪一次比今天的诗人聚会更让这个城市在此刻显得如此非同寻常。
无论从哪一种角度上看，这都是一次诗歌界质朴、庄严、罕见的聚会。我宁可不把它看成是一次艺术策划事件。它不是一次类似官方举行的艺术双年展、不是一次对诗人论资排辈、树碑立传徒劳无益的声明或颁奖活动。这样类似的闹哄哄争先恐后的活动到头来被时间证明是自慰式的宣泄。当我被邀作为一个非诗歌界权威站在这里发表致辞，足可证明，今天的诗人聚会在其文化上的开放性和包容度与以往有着显著区别。同样，今天的活动的发起者并不是某个所谓权威机构、或者某个诗歌流派急于要向诗歌界或大众表明他们的一种姿态，或者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对抗性游戏中的一个文化附庸，或者带有某种商业利益企图的时尚沙龙等等；今天诗人们到场----恰恰是因为在这个城市中热爱诗歌的两位名不经传女士的心愿，她们此举的理由非常简单：诗歌是重要的。仅仅因为诗歌本身，它作为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元素足够可以毋须其他理由让我们汇集于此。就此而言，这个活动无论在杭州、海口、西安、成都、哈尔滨或者任何一个不知名地点都具有同样非凡的重要性。
也许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个有点怀旧的家伙。因此当两位女士找我商谈时，我们几乎毫不犹豫地确立了今天的主题与极少数人的范围。我非常荣幸可以不必介绍各位，因为只要略懂一点当代诗歌常识的朋友都可以斩钉截铁地默认你们曾经对汉语当代诗歌珍贵的馈赠。不仅如此，正是因为在座的以及更多因客观原因未能列席的诗人们，汉语诗歌无疑已成为当今国际诗歌界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纪念诗歌”----并未意指诗歌已经成为过去词。在这里，诗歌并不是一个名词。诗歌是一种发展。纪念也不仅仅是一种追忆。也许本来换一种说法更清晰：当代汉语诗歌的过去及今天的坐标关系。但这看上去像学术机构令人乏味正襟危坐的研讨会----诗歌的日常功用，它有机体的丰富内涵，嗓音与重量丢失了。我们希望今天的小型沙龙是诗人们自己的：环视一下今天的场景，我们并未身处富丽堂皇的会议厅，此刻是在地下室。静悄悄、令人耐人寻味的城市中心的地下室。这几乎暗合着当今诗歌低调的独立性----这并不表明我们从地下的立场触动诗歌生长的本质，我们只是沉默地按捺在汉语当代诗歌准确悦耳的音穴上和诗歌庄严的脉腕上。
当代汉语诗歌在30年前播下的种子，经几十载春秋直至现在----70年代萌生的诗歌给中国当代文学所带来的影响仍然不可名状。在座的都是当代汉语诗歌运动的目击者与参与者。包括那个遥远时代诗歌运动的发起者与先驱人物。食指、北岛与芒克，即为那个时代的先驱与其中杰出的代表。既往的诗歌研究以及近年来有关论及当代汉诗的出版物，把前北岛时期以及朦胧诗以来的诗歌发展看成是孤立的诗歌编年史或流派罗列，用简单机械的方法论把诗歌运动表象地归纳为量的分配。
随着时光流逝以更开阔的眼光看待几十年的汉语诗歌，当代汉语诗歌始终是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沉浮的大背景下与广阔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如果说七十年代末是因为社会要求少数启蒙者与时代觉醒者对强权政治作出怀疑，在全民性的创伤上开始呼唤人道主义与自由信仰，并且直接引发了当代中国文学新的乌托邦倾向，那么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与文化界最为激进而跌宕起伏的十年。这是激进与保守、自由与反自由、民主与专制、文化解放与政治管辖顾此失彼、矫枉过正与犬牙交错的十年。其中，没有一种艺术能像诗歌写作与诗歌运动一样显示出八十时代的鲜明特征与文学激情。也许我们可以武断，中国文学史再也不会拥有那个年代雄心勃勃的文学现象。当小说界的现状只停留于一些先锋小说家的文学实验初见成效时，“地下诗歌”却像一种文学宗教一样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民间与校园的诗歌地下出版物汗牛充栋。诗歌团体、各种流派与宣言层出不穷，在相安无事的争辩与沟通中绵延不断，而一些真正的诗人正在那个纷繁的局面中开始确立自己的风格，自觉关注诗歌本身的权利与诗歌更为重要与广阔的一面。
那种至今看来尽管种种几乎幼稚的社会抱负、那种对文化精英的神话向往，急切地要求与西方社会对话或与西方艺术大师同化的心情促使的文学艺术实验，大有西方一百多年的艺术变迁史在中国短短的十年间似乎得以成功嫁接的幻像，其中不乏产生出一些确实光彩夺目的佳作与优秀诗人，但八十年代注定是勇气促成的溃败：一个由知识界精英们为导向的文化现象夸大到了不顾政治机器的权威性，以文化激情充当的政治勇气到头变成了令人揪心的心灵创伤。尽管八十年代最终以悲剧落幕，但是八十年代的影响仍然深深延伸至今，它仍旧是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艺术的活力源与分水岭。八十年代因它的失败而成为一段永不可重复的成长。我个人以为，八十年代诗歌真正的影响，并不在于那种狂乱恣肆的写作实验与诗歌运动，它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社会争论与意识形态领域分道扬镳的转折点。它导致了艺术已不再臣服于一种强权意识，通过主流意识与非主流意识、政治文化与亚文化的离异，诗歌则成为一种更自由、多元地辨别世界的独立存在。
八十年代留下的余辉恰如的其所投下的长长的阴影。它的代价在于一批中国作家为时已晚地加入到国际“流亡作家”的谱系以及九十年代初期诗人们普遍来自政治和生存上的窘迫。流亡对于作家来说是一把双面刃。那是“消失”与“关注”并存的状态。“流亡是教人谦卑的最后一堂课。”这是来自约瑟夫•布罗茨基对流亡作家状态的见解 。1990年，北岛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虽说是当代文学史的重大事件（我们不管斯德哥尔摩的任何意图，但这在客观上肯定了当代汉语诗歌的成就），但并没有给诗歌界与流亡文学带来雄心壮志。国内九十年代头几年在压抑的氛围中要求努力遗忘政治---恰好国际政局动荡，海湾战争成为对八十年代末创伤的一种回避与遮掩物。先锋们作为文学集体倾向偃旗息鼓，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在九十年代的进程中难以为继，被迫放弃过期的主张在时光流失中成为温和的国际主义者；断断续续的诗歌地下出版物与诗歌活动像缺乏目标的幽灵在各自有限的空间范围游荡，而诗人自杀现象则成为公众舆论对诗歌有限的关注点。先是海子山海关卧轨，后是戈麦自杀与更为震惊的顾城夫妇惨剧，构筑了诗人悲剧的另一面形象，也间接地折射出那几个年份诗歌不稳定的状态。
也许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应对，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中国整个九十年代的社会政治与人民生活的最高意识。人们彻底相信八十年代已经荡然无存。经济生活磨灭了文化理想。企业神话取代了文学精英的地位。反腐败与再就业探讨中断了政治分歧。与此同时，70年代以后诞生的新一代人的价值观抬头，更为功利的生活主张与唯我主义弥漫在世纪末。娱乐业、时尚业、新闻传媒、影视业、高科技产业导致了快速消费为特征的中西方通俗文化大联欢。头脑灵活的前卫艺术家通过种种途径在金钱与名望间达成平衡成为了新的入时人物，严肃的作家诗人们则略输风骚，因为在眼花缭乱的现实中写出不落俗套的作品不是一个文学技巧问题，而属于比喧嚣的现实冷静的文化警醒能力与生活方式概括分析能力的把握问题。正是因为在丧失的政治理想与加速度的物质生活中，九十年代秉承了八十年代后期启始的口语化写作，口语诗、平民化的准韵律写作成为民间乃至校园诗歌写作的一种潮流，其自由活泼、激进放纵的可爱与其浅薄发嗲共存，最后在互联网的平台上，终于在新世纪绽放出新的诗歌景象：互联网诗人与网络诗歌已经成为新的一轮诗歌狂欢。
由网络带动的新诗写作者尽管雨后春笋般冒出但注定是鱼目混杂的一种书写变异与诗歌变种行为，这对诗歌写作者来说是一种轻松解脱，其副作用是诗歌以众多过于不成熟的个性写作成为集体性作品的简单化。就像众多网络写作者别出心裁的网名貌似一种个性符号传达实则是一种极其局限的文化贫乏症候。诗歌与鸡零狗碎的手机短信息的地位相等。在这种意义上，对庸俗生活现实简单地总结与抽象形成的诗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诗歌危机。
世界正在改变。世界并没有改变。
世界以前是不完整的，现在仍然不完整。这就是诗歌将永远存在的理由。我敢肯定的是，汉语伟大的诗歌传统并没有因为世界表面的快速变化而丧失其典范涵义；面临诗歌与人类语言艺术在社会种种知识极端化中所处的危机，诗人们首先应该达成一种共识，即何谓我们当今诗歌的辖域与功效？或者说何谓我们诗人所要承受的卓越的努力？我想当代汉语诗歌已经不是非理性文化政治体系时代的任何工具或武器。诗歌的高尚也许来自于华莱士•史蒂文斯所说，“是来自内部的暴力，保护我们抗拒外部的暴力。”它是想象力击败现实的压力。它是个性对抗集体无意识的疫苗。同时，诗歌的想象力对应于我们的生活并忍受世界上的那些事物，这是诗歌与现实被允许的抗衡力。诗歌从不会因为宇宙飞船发射而丧失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因为宇宙飞船或任何科学发明所引起的兴奋是有限而短暂的，而诗歌的兴奋则是长期无限的。我认为，诗歌以它自己特有的至高无上的形式证明它自身与事物的关系，并在通过语言建立一种现实社会不曾有的事物范例。我认为：诗歌是一种语言的伦理学。或者说，只有通过诗歌，我们才找到了语言的秩序感与道德。最后，请允许我引用爱尔兰杰出的诗人希尼在《归功于诗》中的描述作为我今天发言的结尾：诗歌所做的事现在与将来都将永远为诗歌增光----这种能力说服我们意识的薄弱部分，相信其具有准确性，尽管周围遍布错误的根据；这种能力还提醒我们，我们是价值的追逐者和搜集者，我们的孤独和痛苦是可信用的，至少它是我们真实人类的一笔保证金。
我仍然想说：诗歌是重要的。
再一次向在座的各位以及诗歌表示由衷的致敬！谢谢。
作者简介：
黄石，浙江黄岩人，省作协会员，现居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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