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了的耕作风景
在书店里淘得一本出版于1990年的《黄岩农业志》，竟然兴致勃勃，终夜手不能释卷。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书中述及的耕作制度、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品种及其生长情况，我曾经是那么地熟悉。但是我在少年时代就离开了村庄。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小城工作，现在我已人到中年。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也经常回家去。即使现在父母已亡去多年，每年我总也有几次要到守在老家的兄弟姐妹和乡亲们中间。岁月流逝，农村已变得太多太快了。许多我少时熟悉的乡村风景已消失在岁月的云烟里。以前视为命根子的土地，很少再为今日的村人牵挂，任田园抛荒。过去两熟制的稻田，村民们只种一季。不是村民们懒，不是他们再也吃不起六月皇天、赤日炎炎里赤脚下田的苦，而是稻谷的比较价值太微薄了，眼孔大了、赚钱门路多了的村民再也看不起稻谷，哪怕是风调雨顺的年景。他们向往的是钱。只要有了钱，他们就不愁没有米。他们心心念着的是怎么弄钱的问题。在土地上刨不出金子，金子都在城镇上。所以村里的中青年几乎都离开了土地，天天骑车往镇上或县城里奔。
在家时我虽然年少，但农村的所有农活，我几乎都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做过。记得那时种田还不用化学肥料，用的是栏肥。所谓栏肥，就是猪圈（也叫猪栏）里挖出的有机肥料。那时村民们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猪不止一头。村民们把晒干的稻草每天撒入猪圈，既给猪当褥，又让猪在这上面撒尿拉屎。被猪粪烘染后的稻草腐烂后就是庄稼最好的肥料。春耕时节，村民们就从猪圈里把栏肥挖出，一挑挑地挑到大田里去，倒入已翻耕过的水田里。这些水田冬春季要么种麦，要么种红花草。该翻耕插种早稻秧苗的时候，政府会指令水库放闸，于是长河水满，长河里的水流入大田上的一条条沟渠中，渠水满盈，在每一亩田的田埂上挖开一个小缺口，沟渠里的水就汩汩地漫进了刚收割过小麦的田里。待田水放满清清亮亮，村民们要么牵来了牛，要么请来了拖拉机，于是泥土被犁翻出来，被水泡着，再经机耙，把水田耙平。村民们就可以在这上面插秧了。但在插秧之前，先得把栏肥摊下去，喂一喂地力。我的父亲和大哥把栏肥倒在了水田上，我跟着就涉进田里。我学着父兄的样，小手抓起一把把搅和着猪粪的烂稻草往身前身后的田里抛，而且要尽量抛得均匀。我不记得我嫌过这东西脏，那时我的心里肯定也同当农民的父兄一样朴素：它们是催庄稼茁壮成长的营养肥料啊。虽然我的手上、身上粘满了黄黄的猪粪，但我仍然干得很起劲。
后来有了化学肥料，种田用栏肥的人越来越少了。农民们甚至连猪都不养了，嫌猪圈太臭，尤其是夏天，猪圈自然成了蚊蝇的滋生地。后来农民开始到镇上城里去挣钱，有了钱就可以在菜市场的肉摊上割点猪肉回家。国家这时也开始鼓励商品猪生产。自己不养猪，但用不着愁吃不到肉。到现在全村几乎不再有人还在房前屋后专门建个猪圈来养猪的了。即使有人想养，邻舍也不同意。
村民们不养猪，何来栏肥？
现在村民们干脆连麦也不种了，连早稻也不种了。要种也只种一季杂交晚稻。如果自己在厂里做工或在镇上做点小买卖，连种一季稻的工夫都没有，就把田转包给留在家里种田的人，租金是田里出产的稻谷，约定一亩若干公斤。
晋陶渊明清晨荷锄下田，但见“草盛豆苗稀”。我偶而回到乡下，看到的田野风光是草盛不见庄稼（豆苗）。报上经常有议论中国人口增长太快，有限的土地承载不了这么多的人。所以政府一边加强国土资源管理，一边控制人口的增长，同时鼓励科学家潜心研究高产稻种，想以提高单产来缓解人口的过快增长造成的压力。但如果能决策的人下到村庄里蹲上一年，看一看今日农田的四季，决策者就不会这么忧心忡忡了，因为土地的闲置使地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如果能象过去一样实现一季麦和两季水稻的三熟制，我们还会对粮食的基础感到恐慌吗？
据《黄岩农业志》记载，早在12世纪时我的老家院桥这一带就“初步形成了夏秋两熟的间作稻两熟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连作稻改制以前。”我不想在此说明间作和连作的区别，这其中的科学知识，说起来太枯燥。但书中的一段总结很重要，兹抄录如下：
耕作制度改革的成功，促进了粮食单产的大幅度提高。早稻亩产由改制前的100多公斤提高到200公斤左右。晚稻产量稳中有升，接近早稻产量水平。1958年全县按粮地面积计算，粮食亩产达到401.8公斤，成为全省粮食单产最早上《纲要》的县之一。
这段文字让我感叹的是，水稻双熟制曾经养活了一千多年来温黄平原上越来越多的人口，而在现在温黄平原的人口承载达到历史的顶峰的时候，不仅水田因城镇的扩展而每年都在锐减，而且耕作也由两熟改为一熟，有的村民甚至一年到头让田荒着。
该为当今的农村和农民唱赞歌，因为他们陆续富了？
该为当今的大田和庄稼唱挽歌，因为他们的备受冷落？
真正的家庭作业：割草养猪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都有贫寒的青少年时代。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大家都穷，“均贫”。后来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虽然好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但基本上都过上了小康生活。而我们又恰逢国家实行“只生一个好”的生育政策，城市家庭一般都只有一个孩子。大人们自己节俭惯了，但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费用的开支上却很大方，“反正我们这辈子赚的最后都是孩子的”，孩子真正成了掌上明珠，他们一出生就过着衣食无忧（且不说锦衣玉食）的日子。蜜罐里长大的人早已经甜腻了，他们不会体会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们对“苦”没有体验，因此也就体会不到甜之为甜，他们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的，一切都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难免父母要伤心，伤心的父母想起自己艰苦卓绝的童年，习惯性地又要对孩子进行一番忆苦思甜的教育：“我们以前饭都吃不饱……”，或“我们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什么活都干了。”比如昨天，我就听到一位朋友在训斥他的儿子，儿子刚刚因学期结束从学校回家，漫长的假期，做父亲的本希望儿子安排出一些时间补补功课，却遭到儿子的强烈反对。做父亲的因为我们在，不好动手揍儿子一顿，但心中愤愤，转过脸对我们说：“论年纪他也不小了，只知道玩，只知道轻松，就是不知道为父母分忧。我们在他的年纪，早就跟着父母做过各种农活了。尤其是割草喂猪，家里的猪都是我们用草喂大的。一放学，我们不是做作业，而是先去割猪草。都说穷人的孩子好当家。我们做人都很矛盾。没有人不向往富裕生活的，但生活太丰裕了，对子女的成长又没有好处。”
我深以为然。
我也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凡家在农村的人小时候都不免有割猪草的经历。或者说，割猪草成为农村孩子的专责。因为大人有大人的忙活，养猪对每个家庭来说仅是个副业，猪们吃的是草，让孩子下午放学后到园子里或田头割一筐回来也费不了多少时间。那个时候高考制度还没恢复，农村孩子读到初中毕业大多回家了，高中生就已经算是高学历了。
《黄岩农业志》“畜牧篇”记载：“本县传统的养猪方式是由农民各家各户饲养。农民利用自产的农副产品和剩饭残菜作饮料，利用老人、小孩等家庭辅助劳力拔猪草喂猪，作为家庭的一项辅助收入。”
我就是这段记载文字中的那个农家小孩。但有一个词用得不准确，我们不是拔猪草，而是用镰割猪草。每天下午放学后，其实我们都用不着父母催，我们自己放下书包，就会很自觉地一手握一个小镰，一手提一个长柄竹篮，有时到自家菜园子里，更多的时候到大田上去，春天的麦田里往往草与麦苗同秀，而夏天只能割田塍上的草。
草是喂给猪吃的青饲料。那时还没有人工合成的加工饲料。在本书“饲养管理”章中，著者称：“农民家庭养猪的饲料，以米糠为主，搭配水草、田草、蕃薯叶等青粗饲料。”
情形确是如此。我的母亲在洗过一大家口的碗筷后，将残菜、菜渣、汤汁和洗碗水一起倒入铅桶内，称为泔水。这时猪在栏里可能正在打盹，也许正在饿着，焦急地来回踱步，听到母亲的脚步声，它们迅速奔到食糟前，冲着我母亲提到栏上的铅桶嗷嗷叫。母亲淋着它们的嘴鼻倒下去，猪们不再把头昂着，而是很快地大口吸食起来，“吧嗒吧嗒”地吃得忘乎所以。这原是人类掺了水的残羹冷饭，猪们却视为美味佳肴。
一糟汤水很快被吃光了，这些正在快速成长的猪食量不小，这时它们的肚子根本还没有饱，于是又嗷嗷地叫了起来。这时母亲一般都还没有走开。有时是为猪们吃得太香了，它们的吃相可能让母亲都有些感动，在她心里，这些猪也是她的孩子。她就站在栏边看它们一边摇着尾巴，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看到栏里所有的稻草都沤烂了，母亲会从稻草垛上抽出一把稻草扔进猪圈，这是猪们今晚的睡褥。看到猪吃光了糟里的汤水还冲着她不住地叫，母亲就会从我们割来洗后放在栏外的草篮里抓几把扔进栏里，母亲不是扔作一堆，而是分开来扔，因为猪有大有小，大猪经常会欺负小猪，分扔进去，可以让小猪也能吃饱。
一头猪一般都要养到一百五十斤以上。养大到这个份量往往需要一年的时间。所以年底家家户户宰猪忙。我曾在《肉食者》一文中详述乡间宰猪的情形，此处不赘。要说明的是两点，一是那时农民养的猪很少是活猪卖到市场上的，大多是放在家里宰。二是宰后的猪农民很少自己吃，而是卖给镇里的食品站。我小时经常听大人们讲这头猪白肉多少多少斤。所谓白肉，就是去毛、剥皮并净去内脏以后的净肉的说法。农民们会把猪头和一些脏器留在家里，这是我们少时最向往的美味，只有在年节时才能吃得到的美味。平时我们很少能吃到肉。那时的农村很少有其它的收入。只有自养的猪和自种的蔬菜在保证自给自足以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很多的副业都是不允许的，或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或被认为是投机倒把。我就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对养母猪的农户，政府规定一栏只能售五只猪崽，超过了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公社就要派人去割尾巴。这使我想起了改革开放初期，民间小加工业开始勃兴。刚割过资本主义尾巴没几年，虽然这时中央已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群众发展的积极性，但很多干部还是怕国家要变修，要变颜色。那时我已经到了县政府办公室为首长当秘书，政府曾经很认真地开过一个会议，研究作坊式的企业雇工限在几个人之内才是合法的。
既然农民能发财的路都被堵死了，大家只好均贫着，出售宰猪也就成为农民一年中最主要的收入。过年时孩子们的新衣服靠它置办，过了年再上学时的学费也靠它。虽然那时的学费很低，低得让现在的中小学生都觉得不可思议，才只有几元钱，对于今天动辄百万家财的家庭来说，几元钱连九牛一毛也算不上。但在那时，能随时从口袋里掏出几元钱的家庭又有几个呢？
感恩杂粮
我的老家在黄岩的院桥，那时叫黄岩县的院桥区。境内多平原，是著名的高产粮区温黄平原的一部分，南面与温岭、乐清等县接址的地方，多为山。因此院桥的水田和旱地作物品种丰富，有些且为名特优农产品。比如沙埠的西瓜和芋头。沙埠是院桥下属的一个人民公社，土壤以沙性为主，西瓜的种植历史比较悠久。我小时候吃的就是沙埠瓜。在我多年以前写的一篇小文《月夜守瓜田》中就详细地写过这种瓜。沙埠的芋头是小芋，既可作汤煮的热菜，也可作冷盘，曾经是黄岩各大酒店的招牌菜。至于原产院桥区店头公社的荸荠，名气更大，几与黄岩蜜桔齐名，当地民谣有“黄岩蜜桔红叮咚，店头荸荠三根葱”之称。
在农业时代，院桥是有着令人骄傲的贡献和地位的，在《黄岩农业志》中，也可读到关于我的老家辉煌的农业时代的留影。比如院桥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已形成了以连作稻为主的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我刚毕业时在县政府当秘书，参加政府召开的会议，经常听到首长们强调，要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三熟制的推广，使土地的效益发挥到了极致。在三熟制中，早、晚稻两熟是一定的，而不一定的是冬春这一季的作物，有的种大麦，有的种绿肥，有的种油菜。我家似乎没有种过油菜。那时粮食以交公为主，留下的粮食，因我家人口多，需有粗粮来补，所以年年都种麦，但也有少量绿肥，即紫云英。黄岩早在宋、明时代就有“温黄熟，台州足”之誉，解放后又在全国最早粮食产量超双纲，跨纲要，院桥的两熟和后来的三熟制是有功劳的。
本志书也载明大小麦、甘薯（又称蕃薯）、马铃薯、芋头、莳药是黄岩的主要旱地作物，它们都是当地百姓米粮之外的主要粗杂粮品种。我小的时候，一旦出年，家里的米缸就空了。春荒的记忆至今鲜明。几乎每年都有程度不同的春荒，直到联产承包制实行才消除。但我们村庄没有人逃荒，更没有人饿死过。因为我们还有麦、蕃薯和马铃薯。本志在介绍旱地耕作制度时也有一笔提到：“因为这种作物生长期短，可以在6月份青黄不接时收获，接济口粮。”我记得母亲把大麦磨成粉后一般做成两样东西给我们吃，一是窝窝头，二是麦糊条，或称麦疙瘩。马铃薯的数量不多，因为大田只种水稻，自留地里以蔬菜为主。蕃薯是我家主要的裹腹粗粮，但自家种的很少，是用大米与山里人换来的。山里人有太多的蕃薯和晒干以后的蕃薯丝，他们自己吃不了，也吃腻了，他们想吃点大米，他们愿意用一百斤的蕃薯丝换我们七十斤的大米。而我们也愿意用质量换数量。正是借着山里人的蕃薯丝，我家和乡亲们的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但不象温黄平原上其它有的乡镇经常会出现逃荒现象。
本志的农作物部分详述了上述农产品在我老家的引种历史，让我再一次明白人类人口的增长和农作物发展的关系，同时对生我养我的家乡这块膏沃之土更加感激。恕我无知，我原以为黄岩的先民们老早就开始种植甘薯、马铃薯了。就象黄岩蜜桔，人工栽培的历史被一些柑桔史专家远溯到三国时期。但读过本志后才知道，甘薯和马铃薯在我国的种植历史并不长。甘薯原产热带，是明代华侨陈振龙从吕宋引进先在福建试种成功，后在闽广一带种植，清光绪年间才从广东输入黄岩。据此，黄岩种薯的历史才只有一百多年。马铃薯的引种时间也差不多。“马铃薯原产南美洲，100多年前华侨从南洋群岛引进，清朝禁烟局从外地引入县内。”在介绍马铃薯的特性时，著者指出，农民在“惊蛰时下种，小满至芒种收获，生育期短，是一种在麦收后早稻未成熟前收获的补备荒作物。”
看来我的祖先们并不保守，他们勇于接受新事物。在甘薯和马铃薯传入黄岩以后，院桥就成了它们主要的产区。据本志记载，“蕃薯集中种植在山区、半山区的旱地，以宁溪、头陀、院桥的沙埠、秀岭等地最多，路桥以下皆为平原，基本不种”。马铃薯的种植情况也类似，“主要在头陀、宁溪和沙埠等地种植。”据统计资料显示，引种早期的1933年全县只种植马铃薯200多亩，解放那一年的1949年是5900亩，而且解放后至今一直还在扩大，“近年来面积稳定在12000—13000之间，宁溪、头陀、院桥三区多在3000亩以上。”当然现在的甘薯和马铃薯不再被人们用来补歉度荒，而是城里人吃腻了山珍海味以后刻意寻求的乡村风味。烤白薯的香味是飘浮在今日城市街巷口上空的诱人的香气，而少男少女们约会在肯德基中或酒吧茶室里一边聊天一边口中嚼着的就是用薯块切丝加工成的薯条。马铃薯也有多种烧法，既有整煮的，也有切丝炒的，也可压成粉饼状的。进入小康社会以后，甘薯、马铃薯这些当年的杂粮并没有因其贱而遭人唾弃，而是重新发现它能助人返朴归真的价值而身价腾贵。种薯的农民以前自备以度荒年，现在则在谋划扩种以求致富。
本志还有专节介绍芋头，遗憾的是没有介绍它的历史。著者说：“芋头也叫芋艿，既可作蔬菜，也可作主食，是全县群众喜食的粮菜作物之一。本县种植芋头的种类有大芋、姜芋、白芋、青芋、乌芋、红芽芋，适于水田种植的称水芋。以沙埠秀岭、院桥（院桥区的院桥乡）、头陀等地种植最多。”
甘薯也、马铃薯也、芋头也，今日的身价固然可喜，我衷心地祝福今日种薯、种芋的农民。我在阅读《黄岩农业志》时所以心潮起伏，在本文中就部分农产品标而举之，因为它们养育了我，我感谢引种它们的先辈，我感谢出产它们的乡土。
我愿意跪下来，甚至匍匐在地，叩谢我的生身之地。
我家的农事报告
本志开篇的“概述”中这样介绍黄岩的区域环境和农作物的关系的：
黄岩地处浙江中部沿海，紧靠台州湾南侧。西部丘陵多山，中部和东部是开阔的温黄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农作物可以四季常青。
所以黄岩出产的农产品很多，黄岩同时也称水果之乡，不在本志范围之内，本志只讲粮食、蔬菜和油料等传统农作物。但正如前文所述，粮食、蔬菜也是个大类，比如“粮食”章，就分水稻、大小麦、甘薯、马铃薯、豆类等，豆类还可再细分。在“油料作物、经济作物”章也分节介绍了油菜、棉花、甘蔗、席草、咸草、马兰草、荸荠、茶叶、蚕桑、其它土特产。在“蔬菜”章，介绍了白菜类、瓜类、根菜类、豆类、水生菜类、海藻类等十四个大类的传统蔬菜和改革开放后新发展起来的食用菌生产。
书中介绍的这些农作物，除了海边金清一带种植的咸草和西部山区种植的茶叶外，我大多比较熟悉。有些是我家长种的，有的虽未种过，但在老家也是从小习见的。比如蚕桑，虽只养过短短的几年，且在我很小的时候，但我今天还有些印象。村里大田的深处有一大片地是桑园。我们爱到那里去，因为全村只有这一片桑树林，其它地方包括村民的门前屋后一棵也没有。每年的春夏之交，我们这些孩子都争着采桑椹吃。记得那些年我在放牛，是放牛小娃。我把牛放在多草的宽田塍上，自己与伙伴们钻进桑园，直吃到满嘴满手都挂满红红的椹汁。
对照书中介绍的黄岩这么多农产品，今天的我突然发现，我家种过的真不少。那些几乎所有的黄岩农民普种的东西我就不说了。说一说不太多的农民专事种植的经济特产作物。沙埠西瓜也算，我家种过几年，后来整个瓜种被来自海边滩涂地上的黄琅西瓜打败了，黄岩大小城镇里叫卖的都是黄琅瓜，我们村就再也没有人种西瓜了。
荸荠虽然原产店头，但店头与我家只隔四、五里地，我们村老早就开始种荸荠了。荸荠扩展到院桥区的各个乡镇。据本志记载，院桥出产的荸荠占到全黄岩县荸荠产量的80%。院桥的荸荠 有两条出路，一是卖到市场上供人作水果鲜食，二是加工成马蹄罐头出口。有一年在霜降过后的一个初冬日子，我在黄岩第一菜市场的门外看到有人在兜卖新挖的荸荠，其时正当父亲亡故之后不久，不禁悲从中来，回家即写了一篇《挖荸荠》以悼念我最敬爱的父亲。挖荸荠是很辛苦的，为了保证荸荠的质量，父亲总是等到降过几次霜、荸荠完全成熟后才去开挖。这时往往北风呼啸，大田里连一棵树都没有，寒风往往烈得人站都站不住，但荸荠是我们村农民难得的一点收入。经农民自己清洗去皮后卖给罐头厂，可以大补家用。我记得在我们村引种柑桔之前，荸荠的收入是最为可观的。所以我们虽是荸荠人家，但我们自己只吃一些在挖的时候被镰铲伤的荸荠，完好的荸荠我们一个也不敢吃，即使我们那时还是个贪馋的童年。
本志“荸荠”章让我认识了院桥人种荸荠的历史。据《后汉书》记：“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凫茈”就是荸荠的古称。可见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末南方就有荸荠了。本县种植荸荠的最早记载见于南宋嘉定《赤城志》，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黄岩种荸荠以店头乡一带历史最久，品质最好。民国21年（1932）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浙江省》记载：“荸荠植于湖沼、泥涂、沟渠等腐植土中，其生产力极速，据调查以黄岩所产的最多，年产280000担，行销宁波及邻县。黄岩总产量占全省的70%。”
读过此段文字，我竟然为父亲曾经是荸荠农感到骄傲。
当然，我家长期坚持的、最主要的副业是草席加工。打草席是奶奶带过来的技艺。她的上一辈就是以打草席为生的。我的爷爷和奶奶打了一辈子的草席，爷爷直到过八十五岁一次小中风以后才彻底歇手不再打了。我的父亲也是到了他病得举不动了席扣才离开了他打了一辈子的席床的。而我的母亲在父亲病重甚至病故之后还找了人搭档打席。
读过本志才知道，黄岩种席草、打草席的历史颇为悠久，而院桥是黄岩最主要的产草区和草席加工地。远在明代，黄岩农村打草席、编草鞋就已成为农民的一项重要副业，明《万历黄岩县志》载：“灯芯草，细圆者可为席，龙须草可为履。”《民国志稿》记：“蔺草俗称席草，本县年产3000亩（民国31年），收获量每亩900斤，以永宁（今店头乡）、圣屿、殿马等乡种植为最多。”本志还详载黄岩草席加工的发展情况。
民国22年（1933年）全县有打草席户1.1万户，1.8万人，年打草席30万条以上；民国36年全县有席床800多架，年打草席48万条，销往南洋等地。席草的重点产地在院桥、路桥两区及澄江区南部的一些村，以桐屿、横山头、店头、院桥等乡（镇）的席草面积最大，打草席的人数最多。
现在又已开始盛暑时节，也正是草席最为旺销的时候。因所住的是开放式的居民区，周末在家经常听到有行贩骑三轮车进来，一边骑一边大声吆喝：“草席嗬草席——”。有一年也是这样的时节，我听到小贩的吆喝声，猛然想起我家已两年没换草席了，草席已经破了。以前每年天还未大热的时候，母亲总会适时进城，把一条草色尚青的草席送过来，因此我从来没有在每年换季的时候愁过草席的事情。而且我全家睡的草席都是新的。但现在没有人再给我送草席了。当草席破了的时候，我这个草席世家的后代（其实我自己从小就打草席的）还要到市场上去买。不仅无席可用，我并想到自己已是无父无母之人了。母亲还在年壮之时，她竟然也这么快地追父亲于地下了，于是心中大恸，草成一篇《又到一年换席时》，我家打草席的情况在该文中记载特详。
因为打草席的关系，我家开始自种席草和络麻。络麻是出产最少的农产品，但本志也有一小段文字记载：“络麻是打草席作经条的主要原料，早在明代以前就有种植，主要产地在院桥、路桥等地，以店头、院桥、鉴湖、螺洋、桐屿、鼓屿等地种植最多。”可以武断地说，见识过络麻的人并不多。与甘蔗一样，络麻也是高杆植物，甚至比甘蔗还要高，但它是又瘦又高。天气热起来的时候，我喜欢钻进络麻园里，络麻的叶子遮得地里阴凉阴凉的。络麻割倒之后才脱皮，要用的就是它的皮，父亲先把它扎成丝片，晒干以后再由母亲纺成小细丝线，这就是供打草席作经条用的材料。但我家一年加工的草席数量不少，光自种络麻远远不能供应，而且种络麻到加工丝条又太烦琐，所以后来大多从市场上买。
自种的席草情况也差不多。父母经常还要到市上买一捆又一捆回来。父母那时专事打席，整理席草的事情就由我们小孩负责。因为席草有长短，长短要分开，长席草可以打宽席子，短席草就只能打单人床的小席子。这些我都写在那篇关于换席的文章中了。
但现在传统的草席加工方法已长久废而不用了。人们多用的是自动编织机，不仅大大节省劳力，而且大大地提高功效。有一年我在湖南的芙蓉镇看到由一个农民自建的民俗博物馆，一位只有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颇为用心地收集了许多现已不用或快要不用的民间生活、生产用品实物。现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工具的变迁太快，一不留神，不少本来还被很多人追逐的时尚就成为历史陈迹了。这话可能扯远了。从芙蓉镇回来的路上我就在想，有朝一日我也自建个乡土民俗博物馆，要搜集的东西太多了。比如我小时候跟父亲在田头用过的脚踏打稻机、灶下烧锅时用的吹火竹筒、手拉木制风箱和电动鼓风机。它们都刚刚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现在我又想到了加工络麻线的纺机和打草席用的席床。今天还有多少人能说得清席床是怎么样子的，草席是怎么打出来的。
真后悔父母健在的时候，没有把他们双双坐在席床前打草席的情景拍摄下来。
坚定信心谋发展 实干笃行谱新篇 我区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