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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敲糖(杨邪)
2008年10月06日 15:18 来源:《黄岩文学》(第九期) 【进入论坛】

  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早晨。远处,在郑家大队那头,嫩嫩的毛茸茸的太阳爬上来了,跳上了福财家那间小矮屋的屋脊背。我刚起床不一会儿,坐在前门的门槛上抠眼屎,抠下右边的两粒,勾起手指头把它们弹到院子里,接下再抠左边的,这个时候我就隐约听到了换糖人的拨浪鼓声。我奔出院子,跑到大路上,在大路上踮起双脚滴溜溜转了几圈,我听出来了,那声响肯定来自西边,应该在学校那一带附近。可我怎么也看不到换糖人的影子。后来我跑到老屋塘边,爬上了方向家的那株大皂树,我在大皂树上待了好长的时间——方向他妈开了后门出来,在猪圈边的茅坑上撅着雪白的大屁股拉了一大堆儿屎,回屋后生火做饭,屋后檐上那支臭烟蒂似的烂烟囱喷出滚滚浓烟,熏得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我正受不了要溜回下来,这时我望见了那个换糖人。虽说大老远的,但我的眼珠子最尖了,透过大皂树的枝枝丫丫,我望真切了那个换糖人,他正挑着那副大竹箩担子,转出了学校的大操场,并且他在祠堂塘后面的那个路口张望了几下,最后踏上了让我心跳的这一条路,往这边来了!

  从方向家的大皂树上溜下来,我赶紧屁颠颠奔回家,在屋里屋外屋前屋后地寻东西。这个早晨,像一只饿得慌的野狗,我寻东西寻得团团转,结果让我寻出了我妈的那只上一回怎么也没寻着的破布鞋。宝贝儿似的,我一边攥着那只破鞋,一边眼珠子发绿,又继续翻寻。

  弟弟永卫起床了,堂妹小巧、玉佩和堂弟大志、长钢先后也都起来了。他们好像都嗅到了什么气味儿,一溜儿追在我的屁股后头问我在干什么。

  “在干什么?呵呵……”故意卖了一会儿关子,我再也憋不住了,兴冲冲地说,“告诉你们——换糖人要来啦!”

  一听说换糖人要来了,看那副模样儿就知道,永卫和大志、长钢他们的口水都快出来了,他们立刻四下散开去,小狗般地寻东西去了,而小巧和玉佩却不敢立即信以为真。

  “你怎么晓得的?”小巧傻问。

  “我怎么不晓得?”我说,“我爬到方向家后门的大皂树上望见了,换糖人就要从学校那边过来啦!”

  “你又骗人!”自从那次我从方向家那边的院子奔回家,玉佩问我干什么,我骗她说换糖人来了,而她四下寻不着东西,豁出去了把她妈藏在梳妆盒底下的那两个铜板给偷了出来,结果遭了她妈一顿棒打之后,她就再也不敢轻信我的话了,她恨恨地说,“你又在骗人啦!这么早的天呢,怎么会有换糖人来换糖!”

  可是玉佩马上就恨不起来了。

  “那好哇,你不相信是吧?”我不理她,我说,“谁不相信我,那别说待会儿不给谁糖吃!”

  丢下这句话,我转身又去后院,而我瞥见,小巧拉了一下玉佩的手,她们喜滋滋地奔西边的墙角儿去了……

  

  这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早晨。就因为我的耳朵最尖了,我听到了那么远处的换糖人的拨浪鼓的声响;就因为我的眼珠子最尖了,我望见了那么远处的一个换糖人,望见他正挑着大竹箩担子朝我们这边来了!我把因为换糖人马上就要过来了的那份激动传染给了我的弟弟和堂妹堂弟们,所以,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大人们也就很快知道我们在为了什么而屁颠颠地激动了。但是这个早晨,大人们并没有因为换糖人的即将到来而喜笑颜开,除了年纪大不了我几岁的我的小姑——因为,这一天是端午,大人们一大早就开始为了中午的那一顿麦饼和麦油煎而忙碌起来了。我的小姑想到了吊在楼梯口上的那三个鸡胗皮,它们是积攒了好些年才积攒起来的,原本是想等到再积攒下几个然后去卖给镇上的药店,可是眼看着老是积攒不了啦。小姑问了我爷爷和奶奶,不料我爷爷奶奶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在我们几个的欢呼声中,小姑拿了磨石上的那支添米棒,把那三个用一根鞋底纱串成串的早已被烟灰熏得黑乎乎的鸡胗皮挑了下来。拿鸡胗皮换糖,可是最有分量的了。我们几个眼巴巴地盯着那三个黑乎乎的鸡胗皮,喉咙里都一下子泛起了不可遏止的口水——在我们的眼里,它们仿佛已经变成了换糖人用那小铁片儿和小铁锤子敲下来的一大块一大块的敲糖了……

  敲糖是一种什么样的糖?在我们田支大队,当然,可能应该扩大了说,起码是在我们田支大队以及周围的许多大队里,无论男女老幼,大家每一个人对它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走家串户的换糖人挑着一副大竹箩担子,有一头的竹箩上压着四方方的木托盘,托盘上盖着圆形的精巧的箬篾罩子。换糖人手里晃着拨浪鼓,一路拉长了声调吆喝,有时候还没等他拐进院子,一家家屋子里就奔出了一些孩子与大人,他们拿出烂锅烂锄,或是破鞋破塑料,或是布头儿牙膏壳儿,或是鸡毛鸭毛鹅毛和鸡胗皮鸭胗皮鹅胗皮,或是从前的铜板等等,于是换糖人慢悠悠撂下肩头的大竹箩担子,在大家的围观中掀开那箬篾罩子。托盘上的敲糖像手掌那么厚,圆圆的,有整个脸盆底儿那么大,它包裹在一片片的箬叶里——当然大多时候,它是残缺了的圆,由于换糖人是挨个儿院子挨个儿院子过来的,轮到我们院子时,刚刚摆出整个儿的敲糖或是敲完了剩下的需要摆出整个儿的敲糖再敲的机会总是不多的。换糖人从来都是一副不急不忙的德行,每每用目光掂量过大家拿出的某一件东西,就慢条斯理地用手上的小铁片儿撬开一点点箬叶,然后用小铁片儿在裸露出来的糖身上比画出一小块,一边举起另一只手里的小铁锤子作势欲敲——在这关键的时刻,拿东西换糖的人,他们的呼吸都急促了起来,他们肯定要一再表示不满,所以那小铁片儿通常就很不情愿地再移进去一丁点儿或者再移进去一丁点儿,然后叮当一声,极快地下锤,手势利落地敲下了一块不规则的糖。那敲糖白白净净的,上面会有一粒几粒芝麻,放到嘴里,刚咬上去是硬硬的又脆脆的,而却立刻变软变黏了,接着就慢慢烊化开,甜甜的,甜甜中又有一股儿香:芝麻的香,薄荷的香,另外还有箬叶的清香,沁人心脾。更绝的是,那敲糖在嘴里化完时,它的那种特殊的甜甜的味道,那种特殊的香,却久久地停留在了嘴和喉咙里,令人忍不住会萌生出再吃一块更大的敲糖的渴望——这个时候,换糖人通常是早已经到了邻近的别家院子,甚至他的拨浪鼓的声响更远了,而也有的时候,如果磨磨蹭蹭的,换糖人的担子还没挑出院子或刚刚挑出院子上了大路,他就有可能被喊住,因为哪个嘴馋的绞尽脑汁在家里又翻寻出了什么可以用来换糖的东西了……

  曾经有很多次,换糖人使劲儿晃着手里的拨浪鼓从前面的大路上走过,或者是干脆就拐了进来,把担子挑到了我们家的院子了,可是我们几个小孩子和大人们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只有垂头丧气的份,因为我们实在是寻找不出哪怕是一丁点儿什么能够用来换糖的东西了。但是这个早晨不。这个早晨,我们几个小孩子,包括我的小姑,大家站在门口的前廊下,伸长了脖子,一字儿排开,每个人都充满了胸有成竹的气概!

  

  这真是个无比快活的早晨。从我家到学校,我和小姑扳着手指头数来数去,这一路上一共要经过大小九个院子,虽然换糖人进出这些院子所花费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们所估计的,几乎要超出了我们的忍受极限,但断断续续的拨浪鼓的声响毕竟还是越来越真切地朝我们的院子靠近过来了,最后,挑着大竹箩担子的换糖人终于还是来了。那是个挺和善的胖嘟嘟的老头,他的一整套行头,除了扁担,从两只大竹箩到木托盘、箬篾罩子,到手上的小铁片儿和小铁锤子,乃至那只比一般的要大一号的拨浪鼓,都是簇新的。我先把我妈的那只破鞋交了出去,胖老头捋了捋衫袖,手里的小铁片儿一比画,简直让大家都乐坏了——那是好大的一块糖!我们赶紧连连点头,可胖老头随即又把小铁片儿往边上挪了一大步,原先比画出的一大块儿一下子没了一小半,我们不依,我和弟弟拽住他的小铁片儿不放,让他把它挪回到原来的地方,而我的小姑则用双手把着他握了小铁锤子的那只手,使劲一压,叮当一下,他的小铁锤子敲落在了小铁片儿上,敲下来的那块糖正好是他原先比画出的样子。我们都差点乐疯了,而胖老头却也不恼。

  我们几个分吃着敲糖,小姑同时问起了换糖人的来历,因为据说来我们这儿的换糖人都来自邻县的某一个地方,他们确实也都说着与我们的口音不大一样的话,而这个换糖人说的话却是与我们的口音一模一样。

  胖老头笑了,他用小铁锤子指着南边,说自己就是前面三里地外的南岸公社孙家里大队的人,刚才开始做换糖的生意,但他做敲糖的本事可是正宗的,因为他老婆的娘家就是邻县的那个地方,他的丈人、大舅子、二舅子和小舅子,都是挑着敲糖担子走家串户的换糖人。

  “怎么样?我的敲糖跟那些换糖人的敲糖是一个儿滋味吧?”胖老头早瞥见了小姑藏在背后的那只手里提着的鸡胗皮,说,“还有什么东西快拿出来换,今天可是端午哇,我特意早点出来的,中午要早点赶着回家吃麦饼哩!”

  胖老头的敲糖是跟别的换糖人的敲糖一个儿滋味,而且他比别的换糖人更爽快些,所以他话没说完,小姑早把那串鸡胗皮提到了前面。

  为了那三个鸡胗皮,我们磨了好长时间的嘴皮,把胖老头手里那小铁片儿和小铁锤子又是争来又是夺去的,最终却到底没占到太多的便宜。

  “不行,不行!这样我可要做亏本生意哩,今天我回家可要让老婆子骂死啦!”

  那胖老头拿我们没辙,就反复说这么几句,不知说了多少遍,说得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心软了。

  但这个早晨,后来我们又换到了很大的一块敲糖——胖老头跟我们的生意做停当之后,一直鬼鬼祟祟躲在门口里偷看着的我们隔壁的波涛和香芝、雅芝姐弟仨拿着一个牙膏壳儿跑出来换了一小块糖,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于是胖老头就把大竹箩担子挑走了,可当他刚踏上了前面的大路,我那转身进屋去了的小姑突然又跑出来,并且快步追了出去。

  小姑是捧着一个沉甸甸的纸包追出去的,很快,没等到我们几个反应过来,她就跟胖老头做成了那笔生意——当我们奔出院子,她已经捧着一大块敲糖往回跑了。

  她是拿什么东西换的这么大的一块敲糖?怎么跟变戏法儿似的?

  我们一边分吃着糖,一边一个劲儿地问,而小姑激动得满脸通红,却就是卖着关子。后来她把我们叫到西墙脚,这才告诉我们,她前几天拿了隔壁麻爷家的烂锄头——她眼看着麻爷拆下旧锄头上的那块烂铁,换了新的,把那块烂铁丢到门槛里,而到了第二天,她趁他们前屋没人,就伸手进去把它摸到手了。她说把它用纸包了藏在灶前的灰塘里,就等着换糖的,可是刚才香芝、雅芝和波涛在,没办法,只能等换糖人上了大路再去换。

  我嘴里塞着敲糖,含糊地说:“你怎么偷人家的东西?”

  “哪里是偷?我这是顺便拿来的嘛!”小姑不高兴了,说,“哼,锄头算什么?不要脸!他们家的房子还是我们家的呢!”

  小姑这么一说,我们几个都不说话了。是啊,他们凭什么霸占去了我们家的房子?他们为什么霸占了我们家的房子,还天天用那样的眼光贼着我们,倒好像是我们家霸占了他们家的房子似的?还有哇,波涛和香芝、雅芝一跟我们搭话,他们家大人就要骂他们了,真是太奇怪了!

  可是我们转而想到,刚才波涛和香芝、雅芝他们没有找着他们爷爷的烂锄头,只是寻了个牙膏壳儿出来换了那么一点点糖,却不知道我们吃的这么一大块糖原本该是他们吃的,我们都觉得好笑死了!

  

  这个早晨,虽然家里没什么可下饭的菜蔬了,后来我吃的早饭是光饭,但我吃得还是那样的津津有味。因为一边吃饭时,我一边在回味着敲糖的滋味儿,而且一想到过端午,想到中午就能吃到麦饼和麦油煎了,心里头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吃完早饭,抹了下嘴,我向妈要了两分钱——那是要用来买一块橡皮的钱,我仔细揣在衣兜里。然后背起书包,我去摘了挂在门背后的那只新做的铁圈儿和钩竿,出门上学了。

  我刚在院子里开始滚起铁圈儿,福财就在大路上喊叫了起来,一边喊叫一边威风凛凛地滚着铁圈儿到了路口。我把铁圈儿滚出去,一看福财的那个就哈哈大笑——他的钩竿是一支枯朽的脏兮兮的竹棒,每个竹节上还留着扎手的毛刺儿,而铁圈儿更有趣,很小的一个圈,锈迹斑斑的,像是从哪个旧木桶上拆下来的铁箍儿。

  “福财呀,跟你的这个比起来,我这个就是凤凰了!”我笑话他说,“你的这个呢,它就是老母鸡啦!”

  福财也看出了他的跟我的铁圈儿和钩竿之间的巨大差别,只好乖乖承认。

  “老母鸡怎么啦?我们又不是比大小、比新旧、比好看,我们比的是谁滚得快又不掉圈儿!”

  福财说得没错儿,比滚铁圈儿当然是比谁滚得快又不掉圈儿,谁滚得慢是输,谁掉圈儿更是输了嘛。可是,他天天在学校里夸自己滚铁圈儿滚得好,原来他那铁圈儿是这个寒碜样,真是好笑。

  “福财呀,这个是你家粪桶底儿上的铁箍儿吧?”我嘲笑他。

  “咦,你怎么晓得?”谁知福财说,“我家的粪桶倒了,我妈把它劈了烧火做饭啦,我捡了三个铁箍儿,这个是底儿上的,最小,我家里头还有两个大点儿的!”

  真是笑死我了,原来,那真的是他家粪桶底儿上的铁箍儿!

  “福财你看我的!”我得意地说,“我说我要跟别人比赛,昨天我爸一高兴,就给我做了这个新的!”

  我拿眼去看福财,而福财突然蔫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福财他爸早就死了,我又不小心捅了他的烂脚疤。

  我想,这个早晨,我之所以忘了在半路上拐去小队里的仓库屋那儿的小卖店买橡皮,而当进了学校的大门口才想起这件事,这完全是由于自己说漏了嘴而心存歉疚,于是想竭力岔开,一路上跟福财又是并肩滚铁圈儿又是使劲儿说东道西的结果。可是,没料想,正因为我揣在衣兜里而没有去买橡皮的这两分钱,却惹出了祸!

  

  由于是端午,中午每家每户都要卷麦饼和麦油煎吃,所以班里的同学们都很兴奋。早读的时候,大家几乎都在互相谈论着麦饼和麦油煎,谈论着它们的味道,谈论着它们的做法,谈论着家家户户大同小异的馅儿……大家谗谗地谈论着,好像口水都出来了。大家谈论了麦饼和麦油煎,接下又说起了雄黄酒和菖蒲剑,什么雄黄酒是怎么做成的、菖蒲剑该怎么做啦,什么端午为什么要在身上搽雄黄酒和在地上撒雄黄酒啦,什么菖蒲剑插在门上做什么啦,等等等等。

  下了早读课,大家更是七嘴八舌,说得热闹了。我和福财本来是要到大操场西边那条水沟对岸的小田埂上去比赛滚铁  圈儿  的,却也说得忘乎所以,当我想起了我们俩的正经事,上课铃响了。

  第一堂课是数学课,数学老师是我们田支小学的杨校长,杨校长的绰号叫“洋灯笼”,整天瞪着两个灯笼似的带着两大圈黑眼圈的大眼睛,学校里没有一个学生是不怕他的。所以这堂课上,没有一个同学再敢嘀咕端午的事。但等到这堂课的下课铃响过后,大家也不说端午的事了,因为他们都被外面大操场上的丁零当啷的声响吸引了出去。

  我就是最早被那一串串丁零当啷的声响吸引出去的几个同学中的一个。

  那声响是一个小铁片儿和一把小铁锤子互相敲击所发出的。小铁片儿和小铁锤子分别握在一个瘦高个子男人的两只手里,它们上下翻动,轮流敲击着对方。

  瘦高个子男人背靠着大操场东边的那株大槐树,他的跟前,齐腰高地支着一个簇新的长方形木托盘。那托盘很大,盖着一块鲜艳的红绸布,红绸布的一角掀开来,露出了一小片儿黄灿灿的东西来。

  我们几个朝那株大槐树奔过去,还没靠近,就闻到一股儿香喷喷的气味了。

  瘦高个子男人是个陌生的面色苍白的中年男人,穿着黑长裤白衬衣,戴着一顶样子很特别的宽檐大草帽。由下往上看去,草帽下的那双眼睛眯得很小,而那两撇浓黑的八字胡却很打眼。

  我看着兵辉抢先买了一分钱的那黄灿灿的东西,他在双手接过那东西的当儿问了一句那是什么,而瘦高个子男人说了个奇怪的名字。

  我是挤了好一会儿才轮上的。我说我买一分钱,然后一边递钱过去,一边又忍不住问了一次。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呀?”

  瘦高个子男人说:“敲敲糖!”

  “敲糖?”我是听清楚了的,可我还是忍不住故意再问了一句,“它怎么跟别人的敲糖不一样?”

  “不是敲糖,是敲敲糖!”瘦高个子男人敲下好大的一块糖,说,“那敲糖的味道怎么能跟我这敲敲糖的味道比呢!”

  是的,敲糖的滋味儿真的没法跟敲敲糖比!这敲敲糖,虽然它跟敲糖同样是用小铁片儿和小铁锤子敲下来的,虽然它的样子和滋味儿跟敲糖有几分相像,但它跟敲糖还是有太多的不同了!

  这敲敲糖几乎与长方形木托盘一样的大,也是长方形的。它要比敲糖厚一倍,但它不是白色,是黄色的。它没有包裹在一片片的箬叶里,掀开红绸布,就能看见黄灿灿里嵌着很多红红绿绿的一条条丝线一样的东西,而它的底层是一层豆黄粉。敲开来,它的里面也是黄灿灿的,不过有许多小孔,密密麻麻的。除了样子,当然最不同的是滋味儿了——它是那么的香,香得让人直流口水,香得让人简直要掉鼻子了。它是松松脆脆的,但放到嘴里,它不变软变黏,它还是那么松脆,而你的牙齿碰它一下,它先是粉碎开,然后碎末再化开了。它也甜,但它比敲糖甜几倍,它的甜是和那股儿难以形容的奇香缠在一起的,很舒服的甜,抓人心肝的香,它们不是停留在嘴和喉咙里,是一咕嘟就钻到肚子里去了,可是钻到肚子里去出不来了,却又让你时刻能感觉得到它们的存在,它们长久地在肚子里蹿来蹿去,上蹦下跳,不停折腾……

  

  课间十分钟,由于敲敲糖,大操场的东边聚集了太多嘴馋的同学。我注意到了各种各样的馋相,也注意到了更多的同学们脸上的那种非常难受的表情——他们的兜里没有一分钱,但他们那么近地闻到了敲敲糖的那种勾人的香,还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的一些同学馋馋地吃上了敲敲糖,吃得吧唧吧唧的!

  福财皱着眉头,站在校门口喊我的名字,一手提着他那个可笑的粪桶底箍儿,一手使劲挥动钩竿,指向大操场的西边。可是我把头扭了过去,没理他——别人在吃谗死人了的敲敲糖,他没得吃,却要跟我比赛滚铁圈儿!比起敲敲糖来,滚铁圈儿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还是站在大操场的东边,站在离卖敲敲糖的糖摊儿不远的人群中。  

  那卖敲敲糖的瘦高个子男人也真是奇怪,他可是刚好跟走家串户的换敲糖的换糖人相反,换糖人要的是东西,一般都不大乐意直接收钱,而他却只要钱——有几个同学掏出了天天玩耍的铜板,他们要用铜板换他的糖,却被他一口拒绝了,他说他的敲敲糖只卖,他的敲敲糖跟那些换糖人的敲糖不一样,是绝对不换的。

  兵辉是亲眼看我拿着两分钱去买了一分钱的敲敲糖然后找回来一分钱的人,所以很快地,我兜里的找回来的那一分钱就成了班上同学们奔走相告的焦点了。

  班里有几个同学伸手向我借钱,我说不借的,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说那是我买橡皮的钱。他们又跑去教室里拿来自己的橡皮,有的说要借给我,有的干脆拿来没用几下的两分钱一块的大橡皮,要当做小橡皮贱卖,只卖一分钱。另外,也有拿铜板要卖给我的,铜板起码能卖两分钱,他只卖一分。而更让人心动的是我们的班长李照花,前几天由于喊我是“地主”和“剥削阶级”而跟我结了怨的小美人李照花,笑吟吟地跑回去,从书包里拿来挺刮的一张牡丹牌和两张凤凰牌的香烟壳纸儿,要换我的一分钱。小美人藏在课本中的这几张香烟壳纸儿可是我垂涎已久的,但我还是坚决回绝了她!

  后来就很快响起了上课铃。整整一堂课,我都没法努力把思想集中起来,就因为我尝了一块敲敲糖,而且要命的是,我的兜里还有那宝贝儿似的一分钱,而谁都知道的,那卖敲敲糖的瘦高个子男人,他的糖摊儿一定还支在大操场上的那株大槐树下。

  这堂课上,不知为什么,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金银花总是瞄着我。我们田支大队的大队长的女儿,大家公认的全大队最漂亮的姑娘,骄傲的公主脾气最大的公主金银花,她先是问我屁股下面的凳子上有没有长刺儿,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过一会儿,金银花叫我站起来,让我仔细看着她的脸,她说她脸上是不是有一朵花?我一头雾水地说没有哇,她说那你不看黑板老是盯着我的脸干什么?于是全班同学又是一阵爆笑。最尴尬的是后来我又发了一次呆——金银花让我们听她朗诵一篇课文,她一边朗诵一边在教室里走动,而我的眼睛没有落在课本上却又盯在了她的脸蛋儿上。当骤然竖起眉毛的金银花一手端着课本朗诵着向我走来时,我一下子慌了神,赶紧把自己的眼睛往下移,目光从她的脸蛋儿移到了她的胸脯上。骄傲的金银花,她骄傲的是自己有一个当大队长的爸爸,她骄傲的是自己众所周知的漂亮,所以无论是哪一天,她的异常丰满的胸脯总是骄傲地挺着的。有一次放学后我和福财、兵辉趴在大操场的草丛里钓地虫,不知怎么说起了金老师的大胸脯,福财说那两个大奶子啊像馒头,像两个大大的开花馒头,而兵辉说那哪里是馒头,那好像是两块铁梆硬的硬糕!当时我的头脑里没想出什么比喻来,也没有心思对兵辉的奇怪的比喻表示异议,因为接着我们仨撇开金老师的大奶子,转而讨论开了让我们直流口水的开花馒头和硬糕了。但这一次,我恍惚地盯着金银花的胸脯,却第一次感觉到它们应该是一对什么可怕的动物——它们在金银花的花衬衣里大幅度地起伏着,直逼了过来,最后到了我的眼前,而金银花端在下巴上的课本一扬一抽,啪嚓扇在了我的额头上!

  我清楚听到了金银花在用课本扇我额头的同时,嘴巴里蹦出了一个词儿。

  “下流!”她一撇嘴,冷冷地说。然后用另一只刚才抱在胸前的手拎起我的耳朵,一直把我拎到教室门口那头的黑板下。

  我看着黑压压的下面,同学们都在发出幸灾乐祸的哄笑,尤其是埋怨我只顾着吃敲敲糖而没有去跟他比赛滚铁圈儿的福财,尤其是拿着香烟壳纸儿要跟我换一分钱却被我坚决拒绝的小美人班长以及那几个对我兜里揣着的那一分钱有过企图的同学。不过有一点,看情形他们似乎只顾着金银花扇我额头的那响亮的一啪嚓,却没有听明白从她嘴里飞快蹦出的那个可怕的词儿。

  虽然同学们没有听清楚那个词儿,可是毕竟,我听得真切。因此站在黑板下的我没有由于同学们的哄笑而感到羞耻,却是那个词儿,让我无比地害臊——当然,金银花是严重误会了我,我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怎么会有她所想当然的“下流”的想法呢?我不看黑板不看课本老是盯着她的脸蛋儿,这不是因为她的脸蛋儿好看,是因为我想着课前我吃下肚子的那块敲敲糖的滋味儿想得入迷了,而我不看她的脸蛋儿转而盯上了她的骄傲的胸脯,是因为她不让我看她的脸蛋儿。当身材高挑的她向我走来,仰头的我不能看她的脸蛋儿,那么只有耷下眼皮看她的胸脯了——但是我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呢?老实说,这一堂课,我的魂儿早就被那块敲敲糖给勾走啦!

  

  语文课一下课,趁着同学们拥到教室门口而金银花还在整理讲义夹和粉笔盒的当儿,我顺势拔腿冲出了教室——根据以往的经验,有时候金银花会在下课之后再狠批一顿被她罚站尤其是拎到黑板下罚站的学生,我想这次我是吃不了兜着走了,我得赶紧开溜。但冲出了教室的我并没有逃到哪个角落躲起来,而是冲出了校门口,又冲向了大操场东边的那株大槐树,因为我已经横下了一条心,决定用兜里的那一分钱再去买一块敲敲糖了!

  我冲向大槐树。在我奔跑的途中,靠在树干上的瘦高个子男人站起身,扶了扶头上的那顶宽檐大草帽,掀开面前托盘上的红绸布,然后动手敲起了他手里的那个小铁片儿和那把小铁锤子。瘦高个子男人一边上下翻动着双手,一边眯起了草帽下的那双小眼睛,而由于微笑,他的那两撇浓黑的八字胡,两边翘着飞扬了起来。

  我迫不及待递上去的一分钱,换回了香得让人掉鼻子的一块大大的敲敲糖,一块比上一个课间买到的那一块更大的敲敲糖!

  但是,没一会儿,正当更多的同学拥出来围上了糖摊儿,眼巴巴地盯着那个托盘,盯着红绸布掀开来一角所露出的黄灿灿的那部分,而我还站在人群边上,刚刚享受了手里那块敲敲糖的一小半儿,校长“洋灯笼”和几个老师就出来了。他们厉声喝退了同学们,并一齐跑上去包围了糖摊儿……

  面对突然的变故,同学们都吓住了,赶紧逃回了教室。后来我在教室里看到了这一幕:卖敲敲糖的瘦高个子男人被我们的校长“洋灯笼”牵着手,拉进了校门,那几个老师,有两三个在后面推着他的腰背,有两个抬着糖摊儿,他们穿过院子,都上了办公楼。

  留级坯张强是尾随上了办公楼的几个胆大的同学之一,上课铃响后,他跑回教室,站在讲台上说,坏啦坏啦,那卖糖的人是个特务,他的敲敲糖里有毒药,吃了敲敲糖的人,过不了几个钟头就要肚子疼、拉肚子,厉害的就要被毒死!张强还要往下说什么的,金银花来了,他逃回到了座位上。

  第三堂课是图画课,我们的图画老师“李太婆”李老师刚到门口,就被抢先一步挤进教室的金银花挤得打了个趔趄,晾在了一边。

  金银花板着脸,站在讲台上,用她无比严肃的目光扫视着整个教室,许久,她才开了口。

  金银花说,刚才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卖糖的陌生人很可疑!他很有可能是个特务,甚至有可能就是从台湾那边潜过来的!如果真的是特务,那么他的糖就很可能有问题!

  金银花对我们说,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你们要睁大眼睛,时刻警惕一些可疑的人!

  金银花没说敲敲糖里有毒,是说很可能有问题,但她当众告诉李照花,要小美人班长把凡是向这个卖糖的人买过糖的同学的名单统统记下来,然后交给她。为什么要把名单记下来,记下来交给她又干什么,金银花没有说。

  金银花像打机关枪一样说了一通,然后就走了。“李太婆”李老师这才走进教室,温温和和地走上讲台。这一堂课,可能是被金银花抢说了一通的缘故,李老师居然忘了喊“上课”,没有让我们起立。她在讲台上清了清嗓子,好像要说什么了,却又没有说,接下就转身在黑板上画起了一只大大的喜雀……

  这一堂图画课上,我在想很多事情,脑子里乱糟糟的,乃至有点晕乎乎了。我只记得同学们私下里嘀嘀咕咕的,有些同学明显是被留级坯张强的话给震慑住了,甚至有两个吃了敲敲糖的女同学小声地抽泣了起来,不知道是相信了张强的话还是怕小美人班长把她们的名字记下来交上去。而整整一堂课,李老师始终像往常一样温和地看着我们,并且没有制止大家的不守纪律。

  我是班上的图画课代表,就由于我的画经常受李老师表扬,她说我的画是班上画得最好的。可是这一只喜雀,连我自己都觉得画得不伦不类的……

  

  下课铃响过后,很多同学逃也似的跑出了校门,因为中午回家要吃麦饼和麦油煎了,他们已经谗得不行了。但各个班级也都有许多同学不肯离去,聚集在学校中间的院子里,向着办公楼上仰望。

  办公楼上的一溜儿栅栏里边,站着“洋灯笼”和几个老师,一律表情严肃。过廊尽头的校长室,已经锁上了门。

  院子里,同学们大多脸色凝重,他们小声说着敲敲糖到底是否有毒,那个卖糖的人是不是特务等等,议论纷纷。随着同学们愈聚愈多,议论的声音愈来愈响,“洋灯笼”在楼上瞪起了眼睛,向楼下使劲儿挥手,示意同学们出去。

  我收齐了图画簿,抱着它们上了办公楼,可上到梯口,就被李老师截住了,她朝我温和一笑,拍了一下我的肩头,把整摞儿图画簿接了过去——我原本是想借着把图画簿送交到李老师办公室的机会,上去刺探一下消息的,可是半途无功而返。

  当我走下楼梯,院子里的同学们都被“洋灯笼”赶跑了,而我看见福财仍在校门口,一只脚踏在那个长石条门槛的外面,一只脚踏在里面。他在扭头等着我。

  我和福财走出校门,走到大操场东边的转角,跟上了落在同学们后面的兵辉。

  在班上,我跟福财和兵辉渐渐成了最要好的同学。说起来很可笑,就因为我们仨都是“地主”的后代,都是“剥削阶级”的后代——我的太公是我们田支大队的“地主”,福财的爷爷是郑家大队的“地主”,而兵辉的爷爷是新桥大队的“地主”。我们仨是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好上的。一年级的时候,我几乎跟他俩没说上过几句话,因为刚开学不久,福财就落了个绰号叫“棺材板”,兵辉也落了个绰号,叫做“癞头”,他俩的绰号最难听,在班上也是最被孤立的两个人。他俩的绰号首先是班上离他俩家最近的几个同学叫开的——据说福财他爸喝农药死的那一年,福财还刚出生不久,所以他被当做是扫帚星,邻居们就叫他是“棺材板”;而兵辉的绰号间接继承自他的爷爷,他的爷爷长了个癞痢头,被邻居们叫做“癞头”,后来他爸脑袋好好的也被邻居们叫做“癞头”了,再接着,这个“荣誉”落到了脑袋好好的兵辉头上。二年级的第一学期,有一天,金银花在班上发下来一张表格儿。同学们对于表格儿上的那个“家庭成分”的空格儿,都觉得费解,大家问金银花,金银花说我们农村的“家庭成分”一般分四种,她随手在黑板上写下了“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这八个大字。她说“家庭成分”比较复杂,这张表格儿大家得带回家让家长填写。而自从带回家填了这张表格儿之后,第二天,班上的同学们都在好奇地互相传阅着各自的表格儿,并且谈论起了“家庭成分”——他们大部分是“贫农”,少数几个是“中农”和“富农”,剩下我、福财和兵辉则是“地主”。虽然是小学二年级,但同学们都知道“地主”是欺压贫苦百姓的“剥削阶级”,因为我们的语文课本上就是这么说的,同时还有一个活灵活现的“地主”的可耻形象——《半夜鸡叫》这篇课文里的蹲在鸡窝旁边压着嗓子学鸡叫然后引得公鸡们喔喔直叫的半夜里把长工们赶起来下地去干活的“周扒皮”。所以从此以后,我也成了被班上同学们孤立的对象,而被孤立的我跟福财和兵辉自然而然走在了一起,并且成了同学们口头上的“三人帮”,动不动成了他们口头上讨伐的对象——在他们的概念里,凡是成帮结队的都是别有用心的,就像刚刚被粉碎不久的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他们的猥琐的头像还张贴在办公楼下面的礼堂里,天天遭受大家的唾骂。此外,我们仨都被同学们跟“周扒皮”联系了起来,福财被叫做“梁扒皮”,兵辉被叫做“林扒皮”,我被叫做“杨扒皮”,但叫了一阵子,渐渐地没有同学叫“梁扒皮”和“林扒皮”了,因为这两个绰号远远没有“棺材板”和“癞头”更能惹恼福财和兵辉,而只有原先没有绰号的我,继续被光荣地叫做“杨扒皮”。

  我和福财跟上了兵辉,看见兵辉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顿时我的心情也更加沉重了。

  这当儿,福财也收起了他的幸灾乐祸,神情变得有点紧张。

  “你肚子疼不疼?”福财问兵辉。

  “不疼,”兵辉摸了摸脑门儿,说,“就是这儿胀得很……”

  “这儿怎么会先胀起来了?”福财脸色一变,看看兵辉的大脑门儿,却又忍不住笑了一下,“糖是吃到肚子里的,要是有毒,应该是肚子先疼起来,接着开始拉肚子才对!”

  福财又看看我,我说:“我的肚子也不疼,我就牙疼……”

  福财扑哧笑了一下,连鼻涕都笑出来了。

  “你是吃多了糖了!”福财说,“牙疼,吃多了糖了就牙疼!”

  “对呀,没这么快吧?好像我在吃敲敲糖的第一口的时候就觉得牙疼的……”我也勉强笑了一下,我想了想说,“想起来啦,我早晨在家里的时候就吃了很多块敲糖呢……”

  兵辉皱着眉头,脸色很痛苦,说:“要是……要是这卖敲敲糖的真是特务,那怎么办?”

  我沉思了一下说:“不会的!他要是特务,他来我们田支小学卖敲敲糖干什么呢?”

  “毒死我们这些小学生!”兵辉痛苦地说,“我们是祖国的栋梁啊,毒死了我们,祖国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了……”

  “怎么会的呢……”我嘀咕了半句,我觉得兵辉说的话和他说话的语气让人很难受,可是我自己寻找不出反驳他的话。到了兵辉去新桥大队那边的路口,我们都停下脚步,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理由——既然是特务,甚至可能是从台湾那边潜过来的特务,那他也不应该不分“家庭成分”,把所有买敲敲糖的学生都毒害了,比如我们这些“地主”家的孩子,他就应该手下留情——可是这样一想,自己也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没道理,也很反动……

  “怎么不会?”兵辉说,“你们想想,他要不是特务,他的敲敲糖怎么卖得这么便宜,一分钱这么一大块?”

  “对呀,卖这么便宜,不亏本才怪!”福财点头,说,“还有哇,以前我们怎么从来没看见过有人卖这样的稀奇古怪的糖?”

  “所以说呀,他是特务,他的糖里肯定放了什么药——”兵辉说着,嘴巴都歪斜了,“要不他这糖怎么这么香?怎么这么好吃,让人心里痒痒的,吃了还想吃?”

  我忽然觉得有一股儿莫名的气恼,我说:“好了好了,你吃了一分钱的敲敲糖,我吃了两分钱的敲敲糖,要是糖里放了什么药,我比你早中毒,比你早点肚子疼拉肚子,比你早点死!你怕什么?”

  兵辉脚步异样地走了,转身过去的当儿,我看见他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我赌气地快走了几步,福财慌忙跟了上来。

  “要不,我去告诉你爸吧?”福财出了个馊主意。

  “告诉我爸干什么?”我吓了一跳。

  “万一你中午在家里肚子疼起来怎么办?”福财睁大了他的小眼睛,盯着我说,“我告诉你爸,你爸就会把你送去看赤脚医生的!要不,万一中毒死了怎么办?”

  福财这么说,我心里真的哆嗦了一下,但理智告诉我,我必须制止他的行为。

  “绝对不能告诉我爸!”我虎着脸说,“那两分钱是向我妈要来买橡皮的,让我爸晓得我贪吃去买了糖,我爸肯定要揍我的!”

  谁知我这么一说,福财更来劲了,他快走了几步,说:“噢,原来这是买橡皮的钱哪?怪不得呀!好,我这就告诉你爸去!”

  我急了,快跑两步,一把揪住了他的衬衣领子,我说:“都是你!要不是早晨上学路上碰到你,我早就去小店里买了橡皮了,我哪里还能去买什么敲敲糖?”

  福财这才呆了一呆。可当我放了手,他又嬉皮笑脸了,他说:“我是为你好哇,我就去告诉你爸——今天我家没有做麦饼,也没有做麦油煎,我去告诉你爸,顺便去你家吃一筒麦饼,要是没有麦饼,吃一筒麦油煎也好!”

  真是急死了,我差点骂他是“棺材板”了,话到了嘴边,才咽回去。我想,福财说得到做得到,他恐怕是真的会去告诉我爸的——说起来,在几辈子以前,福财家跟我家可是有一点沾亲带故的,听我爷爷说福财他家祖上是挑担卖私盐的,几辈子辛辛苦苦下来积攒了一些钱,然后一点一点买田造房,然后一下子就被划分成了“地主”,福财的爷爷被枪毙了,家里的田也被没收了房子也被瓜分了,只给他们家的后代留了间破烂的小矮房,福财他爸从此落下了神经病,经常发作  ,有一回发作了跑去向别人要房子,结果别人几家合力揍了他,而他气不过,就喝农药死了  ……去年端午那天中午,福财跟他妈还一起上过我家的门,我爷爷奶奶很是热情地留下他们母子跟我们全家一起吃了麦饼和麦油煎,而自从那天以后,我跟福财可谓是认了一点亲了,有时候放学了福财就拐进我家跟我玩一会儿,我注意到,我爷爷奶奶每回看他的目光里总是充满了怜悯,碰上家里有什么吃的,就会拿给他一点……

  正在我着急时,一阵急促的警车的呜叫声传来,有一辆忽闪着警灯的三轮摩托车在北边的大队部的方向循着机耕路朝学校开过来了。紧接着,走在放学路上的许多同学都纷纷往回跑,学校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些同学。

  我和福财也往回走,同时看见,兵辉也走了回来。

  我们仨走到学校后面的祠堂塘的岸边时,我们看到,警车已经开到前面的大操场了,而许多同学也已经跑到了大操场上,还有更多的同学则正从四面八方向学校跑回来。

  我们正准备跑向前面的校门口,忽然听见几声呐喊,随即,办公楼西北角的那个窗户打开了,有一个人纵身跳了下来——虽然是眨眼间的事,看见那人晃了一下,我们的视线就被办公楼后面的厕所挡住了,但我们都能肯定,那个人正是被“洋灯笼”和几个老师拉上楼然后锁在校长室里的卖糖人,他穿着白衬衣黑长裤,仍旧戴着那顶宽檐大草帽。

  卖糖人跳下后,传来了很沉闷的一声啪嗒,然后是他的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惨叫——我们看见从礼堂的后门冲出了几个学生,接着是两个穿制服的公安人员。他们冲过了厕所前面然后隐没不见了,而这时传来了扑通的声响,有人落水了。

  我们原本是往前跑,准备跑向校门口的,但听到了有人落水的声音,随即反向沿塘岸边追了过去——追了一段路,我们看见了落水的人,他正往我们这边的塘岸游过来,而对岸,办公楼后面西北角的空地上,站着“洋灯笼”、几个老师和很多学生,他们朝着塘中央呐喊着,那两个公安人员则迅速返身,离开了对岸……

  我们没有呐喊。很快,落水的人奋力游到了离我们不远处的岸边,这时我们看见,他正是卖敲敲糖的那个瘦高个子男人。他活像一只落汤鸡,草帽也没了,嘴上浓黑的胡子湿漉漉地贴到了嘴巴上。

  卖糖人爬上岸的时候,我们都不由自主后退了几步,而他抖搂了一下紧贴在身上的湿漉漉的衣裤,揉了揉右边的膝盖,就慌忙沿着一条田埂,逃向那一片水稻田的中央。

  我们远远地望着卖糖人狼狈的似乎是弱不经风的背影——他的膝盖肯定是在跳楼时受伤了,他拼命地逃跑,一瘸一拐的,有几次甚至在稻田中间的田埂上摔倒了。而与此同时,我们看见那两个公安人员驾着摩托车从学校大操场的西边追了出来,摩托车在那边的机耕路上兜了很大的一圈,稳稳当当地拦住了稻田中央的卖糖人……

  

  中午,毒辣的太阳挂在当空,路上的石块和沙砾被烤得发烫,赤脚踩上去,很是难受。我和福财、兵辉耷拉着脑袋,蔫蔫地踩着路边沿的泥地走着。很多同学跑着或快步走着超越了我们,一边谈论着被那两个公安人员铐走了的卖糖人。

  兵辉一声不吭地走了,然后是我和福财耷拉着脑袋继续走。

  福财说:“那个卖糖人肯定是特务!”

  我说:“他说的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本地话,他怎么会是特务呢?”

  福财说:“那他为什么要跳楼,为什么要拼命逃跑?”

  我说:“他肯定是害怕,害怕被派出所的人抓去——听说被县里的公安局抓去的人会有饭吃,要是被镇上的派出所抓去的,不但没饭吃,还要用棍子狠狠地打屁股!”

  福财说:“害怕?要不是特务,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没吭声。

  “对了,要不是特务,他哪有这么好的本领?”福财又说,“你看,他竟然有胆量跳楼!要不是特务哇,跳下来肯定早摔死啦,哪里还能马上跳到塘里逃跑?”

  我又没吭声。接下来,我们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太阳烤得人实在是难受,可是躲在那些苦楝树上的知了们却没心没肺地叫得特别欢快。

  我们每走过一个院子前面,空气中就能闻到很浓的洋葱头的气味——每一年的端午,家家户户都要卷麦饼吃、卷麦油煎吃,卷麦饼和麦油煎就少不了炒馅儿,炒馅儿就少不了洋葱头。闻起来怪怪的洋葱头吃起来总是香喷喷的,所以我一闻到洋葱头的气味喉咙里总是会直冒口水。但是这一次,原本闻起来让我会直冒口水的洋葱头的味儿,竟然让我闻着觉得难受得要作呕了。

  唯一让我稍觉宽慰的是,大约是由于刚刚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逃跑和追捕,当经过我家前面时,福财居然忘了之前说过的要进去把我吃了敲敲糖这事告诉我爸同时顺便要一筒麦饼或麦油煎吃的事,到路口,他只是表情复杂地看了我一眼,就往前走了。

  我回到家,家里正忙碌成了一片。

  爷爷奶奶、爸妈、二姑小姑,还有叔婶们,他们都在堂屋和灶屋里忙得兴高采烈,而  永卫与小巧、玉佩、大志、长钢们  则大呼小叫,进进出出蹦蹦跳跳。只有我是心事重重的,而且我的不敢说出来的心事,根本不会被谁注意到。

  我爸的麦饼快做好了,他在大桌子上快速翻弄着的双手沾满了粉白,以至于把粉白弄上了鼻尖、脸颊和额头;而我妈正架起熬盘,准备开烙,平日里笨手笨脚的她,这会儿高高挽起了袖管和裤管,动作利落,显得异常干练。

  我一会儿看看爸,一会儿看看妈。最后我看着爸,小心翼翼地向他问了个问题——顿时,一屋子的大人们都黑下了脸。

  我说:“爸,爸,台湾……在哪里?”

  猛地一哆嗦,接着呆住了,爸说:“你小孩子问这个干什么!”

  我说:“你说,你说台湾在哪里嘛!”

  没想到,爸一下子就生气了,他霍地站起,说:“以后不许再说这两个字!”

  我愣怔住了。

  过一会儿,我又小声说:“爸,那,特务是干什么的?”

  这时爷爷喘着气走过来。

  “你说什么哩!”他气呼呼地呵斥,“你小孩子哪里听来的这些?快闭嘴!”

  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吓呆了,而奶奶端着雄黄酒,把我拉出了灶屋。到了堂屋,奶奶没说别的,她把雄黄酒搽在我的头顶、眉心、胳臂和肚脐上,然后让我抿一口。

  “你是做哥哥的,你最大,你先抿一口——”奶奶说,“雄黄酒辟邪!”

  可背过身,我的眼泪就扑簌簌落下了。我觉得委屈,我想,我为什么就不能问这些问题呢?

  我想起二年级第一学期时,金银花老师那次发给同学们的那张表格儿。放学后我把表格儿交给了爸,我说我们家的“家庭成分”是什么?爸好一会儿不吭声,后来他阴沉着脸告诉我,我们家的“家庭成分”这一个空格儿里要填“地主”这两个字。“地主”?当时一听我就急了,我问爸为什么,爸说以前你太公就是大队里的“地主”,那个时候,他要不早几个月从楼梯口摔下来摔死了,几个月后,他就要被人民政府枪毙掉。爸走到门口,指着门前的大片稻田,说这些原先都是我们家的,除了隔壁麻爷家的房子,还有方向家的院子和建军家的院子,也是我们家的!我惊讶得不得了——不是由于建军家的院子,那一大栋房子要比我们家的好几倍,房间的数量也多了几倍,而是因为我的太公原先竟然拥有这么多的田地和房子——我说太公为什么要霸占这么多东西,他为什么要欺压贫苦农民?面对我的诘问,爸好像也很惊讶,他睁大了眼睛说,哪里!邻里乡亲的,谁不晓得你太公是个大好人!但这么一说之后,他的脸色随即柔和了起来,他接着柔声告诉我,有些事情,小孩子是不懂的,等长大了就明白……

  可是,为什么现在我问到“台湾”,爸就是这样的一副神情,就这样地生气?而我问到“特务”,爷爷就这样对我粗暴呵斥?

  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大人们的言行都是这么的不可理喻!

  这个中午,后来我的牙不疼了,倒是脑门发胀得厉害。我想起了放学时兵辉也说脑门发胀,忽然浑身出了一阵冷汗。但我还是决定不告诉大人们关于敲敲糖的事。

  当大人们忙完了一切,开始激动地围着大桌子,摊开烙熟了的麦饼和麦油煎,正在一大筷一大筷地夹馅儿的那一刻,海洋他妈哭丧着脸来了。她说中午海洋一直没回家,怎么找也找不到,她刚才已经去学校找过了,也沿途去过海洋的几个同学家问过,都说刚放学时还在的,可就是没回家。

  海洋他妈的话吓了我一跳。

  海洋没回家,他能到哪去呢?肯定是上谁家去了。但是海洋他妈既然去了一趟学校,还沿途去了海洋的几个同学家,那她恐怕是听说了一些敲敲糖的事了!

  我赶紧说:“海洋是被老师留学了吧?”

  海洋他妈说没有,她找遍了整个田支小学了。

  我盯着她的嘴巴,真怕她会顺嘴儿扯出敲敲糖的事来,所以我抢着说:“我回去帮你找一找!”

  我连忙卷了一筒麦饼拔脚就走,一边告诉大人们,我牙疼,不想吃,吃一筒就够了,然后带着急巴巴的海洋他妈就出了院子……

  

  我和海洋他妈走过了方向家的院子,快到建军家的院子时,她猛然想到了海洋的另一个同学,说再找上门去问一问,于是我们就分头走了。

  林海洋的家在我们家的东边,就隔两个院子,他在学校读四年级,是个有名的调皮捣蛋鬼。他放学后没有回家,要不是被老师留学了,那肯定是上哪儿玩去了,但仔细一想,又不对,今天是端午,中午家家吃麦饼吃麦油煎,老师怎么会留他的学呢?按理说,中午他也不可能上哪儿玩去,他是赶着回家才是啊,他怎么没回家呢?

  一路上我双手把着那筒麦饼,吃得没滋没味的,直到学校后面的祠堂塘岸边时,我才吃完,而突然我想起来了,中午那个卖敲敲糖的人跳窗逃跑的当儿,林海洋正是从礼堂的后门冲到办公楼后面的几个同学中的一个……

  学校里已经有很多来上学的同学了,我去四年级的二班张望了一下,没有林海洋。我喊了一下,教室里有个同学说,林海洋还没有来。

  回到自己的班上,看见班长李照花拿着笔和一张纸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看见我,还向我做了个鬼脸。

  有人幸灾乐祸地告诉我,小美人把我的名字写在了第一名!我这才想起上午金银花当众布置给她的让她把向那个卖糖人买过敲敲糖的同学的名单记下来的光荣任务。

  看着小美人的那副得意劲儿,我不由得想起了福财说过的话——有一次放学路上,小美人远远地大叫了一声“棺材板”,福财向她走着的那条路追过去,她跑了,福财走回来悻悻地说等他长大了一定要把小美人给强奸了!我说强奸是什么意思,福财说不晓得,反正强奸肯定比揍她一顿厉害,说着他握紧了拳头,捋起袖子,露出了纤细纤细的小臂——对,我忍不住想,等我长大了能强奸了,我也一定要把小美人给狠狠强奸了!

  我在想着将来强奸小美人的事,而班上的同学们都在说着敲敲糖的事儿。有的说,那个特务的糖肯定有毒,很多吃了糖的人都开始发作了,有的肚子疼得厉害,有的头疼得厉害!有的说,不晓得是什么毒药,光肚子疼,却不拉肚子?有的说怎么不拉?谁谁就拉了!……也有的说,那个特务被公安局抓走了,不晓得会不会枪毙?又有的说,不是公安局,公安局在县里,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快,那两个人肯定是镇里的派出所的人,他是被派出所抓去了。谁又说,不管怎么样,反正那个特务可倒了大霉了,他跳下来摔断了腿,后院墙脚还有他的一摊血呢……

  我跑去办公楼的后面。

  正对着西北角楼上校长室的那个窗户的墙脚,真的有一摊血迹。血流得不多,不是鲜红的,是暗红色的,要不是有几个脚印,泥地上的血迹还真不好找。

  从后院回到礼堂,我看见兵辉正跟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要上办公楼的楼梯。我喊了一声,兵辉扭过头,又转了过去,然后他们上楼去了。

  我看清楚了,兵辉好像是一副哭过了的模样。

  我们班的教室门口堵了几个同学,他们说,小“癞头”上午吃了敲敲糖,中午回家告诉了大“癞头”,现在大小“癞头”都找老师去了!

  正说着,校门口进来了福财和别的班级的两个同学,后面跟着神情紧张的两个老头。两个老头一起嚷嚷着要找校长去,嚷了一圈,他们又都上办公楼去了。

  福财告诉我,他们是跟他一起来的,都是郑家大队的,是他家边上的那两个同学的爷爷——敲敲糖的事传开了,他们要去找校长问个明白。

  我长吸了一口气,觉得脑门似乎不怎么发胀了,可是肚子里突然有一股儿气在乱蹿,忍了一会儿后,放了一个响屁,接下我就急着要往后院的厕所跑了……

  学校的厕所很脏,掀开坑盖,马上冲上一股儿臭气不说,还经常有白白胖胖的粪虫爬出来,而且下面的粪坑老是进水,有时候拉肚子还好,要是拉出来的是一整截儿的,那么扑通一声之后,肯定有了回礼——粪坑里的脏水臭水被溅起,溅得老高,并且还总是对着你的屁股,星星点点,甚至溅得满屁股都是。我是很少在学校的厕所里拉屎的,除非急得不行。这一次,当我火急火燎而又心里七上八下地坐下来,根本就顾不了脏了。我想,要是我拉了肚子,那一定是敲敲糖里的毒药发作了——幸好,我没拉肚子,长长的一整截儿硬屎扑通坠落,雨点般的坑水溅上屁股,溅得我心里笑开了花!

  前面院子里的骚动就是在我的第一截儿硬屎扑通坠落时开始的,很快,这种骚动波及到了后院。我马上预感到,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但出了什么大事儿呢?我坐在臭烘烘的厕所里,无法立即知晓,可我想那恐怕一定是有关敲敲糖的事儿了!

  当我从厕所里出来,立刻看见了很多的同学,他们大多聚集在后院西边的塘岸上,有一些则跑到了对岸——那边有个背鱼箩的白头发老头,他的手网网住了什么东西,但他把它连手网搁在了岸上,自己躲得远远的。

  我踮脚望过去,我望清楚了,被手网网住的竟然是一个蜷曲的人!

  那边有人尖叫着说,是林海洋!

  

  学校里一下子沸反盈天了,中午放学时还活蹦乱跳的四年级学生林海洋,什么时候竟然掉到了水里淹死了!要不是在祠堂塘里撒手网的这个捕鱼的老头,要不是他正好一网下去网住了沉在水底的林海洋,大家还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林海洋这个人呢!

  不一会儿,祠堂塘的那一岸聚集来了很多闻讯赶来的人们,吵吵闹闹的,而稍后赶来的林海洋家的亲人们,更是哭得惊天动地……

  祠堂塘是个一说起来就瘆人的地方。大人们经常告诫我们小孩子,说这田支小学以前是个很大的祠堂,经常闹鬼,而学校后面的祠堂塘深不见底,尤其是西头的水底里有几个洞,那几个洞是通向东海的,洞里更是常年住着一群水鬼——水鬼们每过三年就会有一个到人间投胎,他们得拉一个人下去做替死鬼,所以小孩子千万不能到祠堂塘岸边去!

  那林海洋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的呢?

  林海洋班上的几个同学证实了我的回忆,他们说,他们最后看见林海洋是在中午放学后,就是那个卖糖的特务从校长室跳下来然后又跳到祠堂塘里逃跑的那会儿,林海洋还在跑进跑出的。

  但是之后呢,林海洋的班上,乃至全校的同学和老师,他们没有一个说亲眼看见他离开学校的。

  关于林海洋的死,接下来有许多种说法——有的同学说林海洋是在追着观看那个卖敲敲糖的特务时不小心掉进或者是被人群挤到塘里去的;有的说怎么会,说不定是特务跳进塘里逃跑时顺手把他推下水的,而当时大家的心思都在那个特务的身上,所以没注意他的落水;也有的说,特务逃跑的当儿,这么多的人,怎么会没有人看见林海洋落水?肯定是林海洋后来自己跳的水,因为上午林海洋向那个特务买过两块糖,后来他肚子疼,还拉肚子,他肯定是害怕自己中毒,所以……

  当然,这些说法大家都觉得好像没多少道理,倒是有一种说法很可信,那就是林海洋被水鬼迷住了心窍,或者是水鬼把他拉下了水,或者是他自己迷迷糊糊就下了水,所以大家才都没注意到……

  也是的,要不然,林海洋怎么会掉到水里去而且大家都没注意到呢?

  可是大家一相信这种说法,都不由得立刻头皮发麻了!

  乱哄哄的中午过去后,下午第一堂课,我们的老师金银花煞白着脸来上课,居然再也没有提敲敲糖的事。虽然小美人班长大模大样上去交了那份名单,但金银花甚至没有扫一眼名单,就把它收起来了。收起名单后,金银花用一种阴森的口气把我们教训了一顿,而归根结底,她的中心思想就是叫我们以后别到学校的后面去,除了上厕所,要是谁以后胆敢走到后面的塘岸去,她就上谁的家告诉家长去!

  在金银花教训我们的当儿,外面的天空忽然没了毒辣的太阳,紧接着就聚拢起了乌云,还挂起了闪电。隐隐的雷声响了又响,可是雷雨一直没有落下来,整个教室以及外面的天地都显得阴森极了。

  第二堂是校长“洋灯笼”的数学课,他没有来,小美人去办公楼问了金银花,回来说校长没空,改成自习课啦。

  这一堂自习课其实成了同学们的谈论课,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林海洋和他的离奇的落水死亡这件事上。不知怎么的,说起这么恐怖的事儿,福财的嗓子竟然出奇地响亮,而兵辉也有了精神,重新活跃了起来——看神情,他好像暂时忘记了敲敲糖的事儿了……

  第二堂下了课,大家的谈论更热烈了,院子里很多各个班级的学生甚至都混起来谈论林海洋了。

  整个学校,好像只有我们的体育老师“王光头”还是像往常一样地认真。接下来的第三堂体育课,他教的是跳高。闪电和雷声没有了,可是天上的乌云还是不肯散去,还是那样笼罩着。在大操场上的沙坑边,“王光头”紧绷着脸——看那模样,他之所以绷着脸,应该跟学校里死了一个学生没有关系,而是跟天气有关系,因为他隔一会儿就仰头张望一下紧绷着个脸的天空——他恶狠狠地批了几个心不在焉的同学,然后盯着我不放,着实把我羞了一顿——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怎么也无法掌握跳高的动作要领,每次起跳,大部分同学都过去了,轮到我总是把那根横着的竹竿踹到了沙坑里,而有几次我没有踹掉竹竿,但是骑在了竹竿上,竹竿牢牢地横着,我的一只脚过去了,另一只脚却跳不起来,那该死的竹竿狠狠地扛起了我的裤裆!我越是不行,“王光头”就越是命令我起跳,而跳的次数越多,我越是不行。后来,“王光头”让我一个人插到女同学的队伍里,跟着女同学们一起跳那降矮了一大截的竹竿,结果大多数女同学跳过去了,但我却仍然犯同样的毛病,不是踹掉竹竿,就是骑了上去,让竹竿扛起了我的裤裆——我羞得满脸通红,而同学们则笑疼了肚子……

  放学路上,乌云突然更密集了,黑压压地压了下来,大家一边逃跑,一边仍在谈论林海洋。由于林海洋,精神振奋的兵辉和挥舞着钩竿提着粪桶底箍儿的福财被别的同学们接纳而成了他们的伙伴。

  一路上唯独我没有跑,我落在最后,拖着脚步,独自在路上慢慢地  滚着铁圈儿,而  我的心里想着三件事:肚子里的敲敲糖、林海洋的死和沙坑前的羞耻……

  

  这一天,回到家不久,几乎憋了一下午的雷雨这才倾盆而下。

  家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林海洋。他们也许没有听说上午的敲敲糖的事,也许是听说了,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心思是被一个孩子的奇怪的死亡而夺走了!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在饭桌上察觉了我的厌食情绪——我对于特意从中午留下来的那筒麦油煎竟然无动于衷。大人们说,肯定是被海洋的死吓着了,而我说不是,是牙疼。显然,他们对于我所说的牙疼漠不关心,因为当小姑说那肯定是我早晨时多吃了一块敲糖的缘故的当儿,他们都重新把热情转到可怜的海洋身上了……

  这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临睡之前,我站在堂屋的过间门边上,心情复杂地端详着我爷爷过年时新买的那张年画——画面里的那一只正在开屏的绿孔雀,平日里看上去漂亮极了的,这时看去却多了几分阴森——我在孔雀下面的“1980”那四个空心的大字里,用黑色的蜡笔把它们的笔画满满当当地描上了,然后在下面的日历表里寻到五月初五这一天,用了另一支红色的蜡笔,把这个端午涂得红红的……

  睡到床上了的我感到了从未感觉到过的那种莫名的恐惧——可是脑子里晕晕乎乎的,我竟然很快睡着了。这一夜我睡得很死,第二天清晨一觉醒来,我在床上惊喜地听到了窗外那株小梨树上的兴奋的麻雀们的不停歇的叫声了!

  

  

【作者】: 杨邪 【编辑】:林海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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