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铃，铃铃铃——”大队部空旷的房间里突然响起清脆的声音，“喂，喂，书记，我是老潘，您有什么指示……”讲话的是我们大队的支书，神情带着几分尊敬，我们一群孩子则围在他旁边，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这一根线里怎么会传来声音？“去、去、去——”书记总是不耐烦地驱赶着我们，我们嘻嘻哈哈一溜烟似地跑了。岁月会淡漠记忆，儿时留下的关于电信的物事至今仍是那么鲜活。

    懂事后，我才知道这叫电话。那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我们国家对共产主义理想一种现实的描绘。八十年代初，我在外地上大学，带给我童年许多欢乐的外公、外婆相继去世，等我接到父母的信后，外公、外婆早已安葬，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们祈祷，希望外公、外婆在“天堂”一切安好，不要责怪我的不孝。那时想，要是有电话该多好，至少我还能再见上他们最后一面，在灵堂前为他们点上一柱香。

    电话与我切肤之感是我工作后，那时，学校只有校长室里一部手摇的电话，正是恋爱的季节，与女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每每思念的情丝滋长，只好到邮电所里排队打电话，整整一、二年的时间，邮电所成了我常去的地方。电话，成了我恋爱季节的最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对讲机成了黄城的一道风景。那时，手拿对讲机者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大街小巷，有事没事总对着对讲机喊上几句，显示着自己身份的与众不同。他们大多是机关干部，对讲机成了权力的象征。1993年左右，黄城出现了“大哥大”，号码都向社会公开拍卖，一个号码最贵的要三万多，在那个“万元户”即是富裕户的年代，“大哥大”成了富裕的象征。对于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只能是望“大哥大”而兴叹，即便是送给你，也消费不起每月上千元的费用。好在没多久，BP机出现了，一个月几十元的租费虽有点贵，还可以支付。我唯一使用过的BP机是咬咬牙花了二千多元买下来的，当时想一步到位，选择了摩托罗拉这一品牌，有中文来电显示功能，没想到电信事业发展得如此之快。用了一、二年，个人住宅电话安装放开了，初装费的价格也从一万多元降到五千元左右，接着没多久，手机也从模拟机变为数字机，号码费也从天价跌下来了，花几百元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号码，手机的价格也开始便宜起来，BP机退出了我的消费领域，我的第一只BP机也是唯一一只BP机直到现在还躺在我的抽屉里，成了我不时的回忆。

    在手机出现的同时，互联网开始普及，平生第一次买了一台联想电脑，并选择了当时的电话拨号上网。我第一次感受到世界触手可及，“地球村”的概念真正意义上开始植入我心中。在我的大学时代，我听过一个来自香港的作家的报告，他说，他写作基本上都在电脑中进行，我是如此的羡慕。当时，我读到大量访港作家写的文章里说香港是一个经济的天堂，却是一个“文化的沙漠”，我始终心存怀疑：一个进入信息时代的现代化的香港，怎么会是一个“文化的沙漠”？没想到过了短短的十年，我们也享受着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便捷。在我开始写作的八十年代，每每投稿，总是通过信件的寄送，新闻稿件投出去到编辑收到后早成了旧闻，当时自认为比较有价值的新闻稿，就直接乘车送到《台州日报》，来回要整整一天，投到省报就没有价值了。后来，单位里有了传真机才方便多了，发稿的成功率才有了提升。网络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电子邮箱给我爬格子带来了极大的便捷。因为网络，我有一年见报的文章达一百多篇，这期间还出版了自己的几本著作，享受着网络带给我的喜悦。网络资源为我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每天的教学工作，需要新的知识、新的信息，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像一只贪婪的蜜蜂不停地从互联网上采集着知识的“蜂蜜”，充实着自己的知识宝库，享受着学习带给我精神上的愉悦。近几年来，我也开设自己的博客，不时把自己的作品发到网上，与网友们共享对生命的感悟，对社会现象的认识。

    三十年，历史的一瞬。电信事业的三十年，和着中国崛起的步伐。我庆幸，在这样一个发展目眩的时代，亲历电信痛苦而辉煌的涅磐，共享着中国电信、黄岩电信事业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