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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上午，我泡的龙井茶刚刚在杯里舒展着身子，清香还没有完全散开。办公室门口传来小心的询问，请问领导在吗？我放下手头的报纸，只见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带茶色眼镜的瘦弱年轻人，双手抱着一顶斗笠，双腿呈立正姿势，局促不安地冲我微笑；另一个是穿制服的大楼保安，一手擎着对讲机，一手叉腰，和他保持一个人的间距，以便随时抓住他扭送出去。
保安见我抬头，就连忙解释说，这个人说警察打了他，要找你们领导解决，已经在楼下等了很久，我就带他上来，你们看看怎么办？我看了看办公室里的同事，离门口最近的老张仍旧看他的报纸，且有点入迷，对面的小黄则费力地点击鼠标，显然也无暇顾及此事。在这间办公室里，我大小是个主任，而且此刻正好闲着，所以接待群众的事情，自然该我出面。我站起身，远远地问，你找哪个领导？我们这里可没有什么领导，都是办事人员。年轻人点头哈腰说，我找哪个领导都行，只要能让我说理，秉公办事！我走到门口，侧身看了看楼道内侧几间紧闭大门的领导办公室，然后对年轻人说，我们领导都开会去了，你有什么事情就先进来和我说说吧。保安大约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就知趣地转身离去。
我回到办公室里提起热水壶给他倒茶，问他茶叶还是白开水？他还站在门口说，谢谢，白开水。我在卫生纸杯里倒好水，示意他进来坐到我办公桌边上的接待椅子上。可是，他还是立正站在门口，双手抱着斗笠，一副未经许可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样子。我心里有点乐了，这个人真是老实！我说，叫你进来你就进来嘛！难道你要站在门口和我说话不成？他才红着脸说，不是，我担心这顶斗笠，湿的，早上外面有雨，我向别人借的。他试探着往门里走了一小步，旋即又收了回去，把斗笠放下立在门边，露出一角在门框内，然后双手放在屁股后面反复擦了两下，一步一步踮着脚尖走到我的跟前。我指指椅子让他坐下，他才双手交叠着，小心地坐下半个屁股，挺着腰背，一副受宠若惊担待不起的模样。
我这才仔细打量起他，脸色泛黄，额角青黑，茶色眼镜掩盖了他的眼神，嘴上有一层细密的八字胡，露出的牙齿倒是洁白。穿着还算时髦，上身是一件绿色碎花短袖，领子开的很低，露出半个胸口，下身是一条蓝色便裤，颜色深一块浅一块，脚上着一双蓝边休闲运动鞋，有些脏。如果这身穿着换在一个胖子身上，我会觉得还不赖，偏偏他是个瘦子，瘦弱兮兮地，这个人给我的感觉，用我们永宁当地话说，就是很没料足，仿佛他整个人都是偷工减料的。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温刚刚好，不烫口，有滋味。我问他，你叫什么？老家哪里？在永宁做什么工作？你反映警察打你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
2
他说，我叫卢勇，安徽肥西县人，本来在永宁一家建筑工地打工。现在老板不要我了，我昨天去工地拿我的行李，也被别人拿走了。
等等，你带身份证了吗？你慢慢讲，我把你说的情况记一下，我了解清楚后可以给你核实一下，如果警察确有违法的事情，我还可以向我们领导汇报。
卢勇立起身子，右手拧开上衣表袋的纽扣，从里面小心掏出一张脏兮兮的身份证，双手捧给我。我接过一看，身份证上的照片除了没长八字胡，略闲白净些，和眼前的这个人完全相符。我发现他的出生是1978年，便笑笑说，哎呀，我们两个是同龄人，交流上应该更加没问题了。又问，你什么学历？什么时候出来的？出来就到永宁吗？
卢勇继续站着回答，我高中毕业，今年年初从老家出来的。当时是跟一个小学同学，他在永安一家私人塑料厂上班，一个月近两千收入。我原来在老家的乡政府当文书，临时工性质，一个月四五百元工资，还老是拿不到现钱。小学同学一说我就心动了，心想凭着自己的高中文化，加上几年的乡政府工作经历，到你们浙江发达地区找份工作，争取辛苦二三年，将娶媳妇欠下的近万元账还清。不然，我继续在老家乡政府上班，不知还要干上多少年哪！
我一再示意他坐下来说，他才重新按下半个屁股，挺着腰背，让人感觉他这个人还真是有点当过乡政府文书的素质。不过，他老是这么有素质下去，倒反衬得我们办公室的人没有素质了。门口老张继续看他的报纸，不过耳朵明显是竖了起来，今天办公室里遇到的事情显然要比报纸有趣多了。对面小黄的鼠标停了好久，大约他注意力也从网上转移到了卢勇身上了。
卢勇继续说，我到了永安县之后，小学同学介绍我在厂里上班。第一个月工资300元，说是试用工。第二个月涨到500元，第三月给我800元。本来也不错，吃住在厂里，有小学同学照应，他已经是这个私人小厂的管理人员了。可是，到三个月结工资的时候，老板要扣我每个月300元吃住费，并且还要预留1000元的工资作为厂里的押金，说是为了留住工人，免得掌握技术的工人说走就走，耽误生产。这些都是事前没有和我说过的，我不答应，说来时的路费500元还是家里借来的，总不能三个月了一分钱也不寄回家去。小学同学代我向老板说情，老板不答应，说是惯例，除非走人，看在你的面子上就把卢勇的工资给结了，如果卢勇还想在厂里干，就按惯例办，并且工资也会慢慢涨。我觉得自己受骗了，就不听小学同学的劝，坚持向老板讨工资。结果，老板让我卷铺走人，还说这么个死脑筋的人早出厂早安生，长了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我也不后悔，既然是打工，在哪儿都是吃苦受累，难道非要吊死在一颗树上。于是，我就领了剩下的700元工资，给家里汇去500元，身上揣着200元重新找活路。结果，就从永安找到永宁了，一家工地招人，每天包吃包住给50元工资。
我忍不住插话，你还真有个性呀！这算是你炒了老板的鱿鱼。不过你从永安找工作找到永宁，是你那个小学同学介绍的吗？不是，不是。我那个小学同学因为我不合他老板心意，被老板奚落一顿，生我气呢？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烦他，就自己从报纸上找工作。我看的是你们《瓯州日报》，永安到永宁也就半个小时，我看过你们瓯州地图的。卢勇说这话的时候，有意识地用手推了推茶色眼睛，仿佛在暗示他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具备了比一般农民工的文化优势。
3
这时，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忽然响起，犹如学校里的下课铃，将一堂未竟的精彩课程突然中断。我马上放下手中的笔去接电话，领导通知我下乡去，马上出发。卢勇微笑着向我点头，善解人意地说，领导你有事就去忙吧？我去楼下等吧，反正我现在不用上班了，也没有地方可去，这件事情没有解决，我是不会走的。
我一面从办公桌下的橱柜里取出公文包，一面像个小领导似地交代小黄说，小黄你先接待一下卢勇，将他反映的情况好好记录下来，有必要你让卢勇去信访局反映问题。然后对卢勇说，你可以跟我们小黄同志说说，不要急，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说。我夹起公文包走路，经过卢勇身边时，为了表示有好，特意拍了拍已经站起来的卢勇肩膀。卢勇啊哟一声，慌忙用手抱住肩膀，脸上显出了痛苦的表情。怎么了？我问。被警察打的，都是暗伤，还有背上、腰上、屁股上都是，要不我也不会来找你们了，卢勇叹着气说。我这才明白原来卢勇老是提着半个屁股，挺着腰背，敢情人家是有伤痛呀。
我来不及继续和卢勇谈下去，就陪着领导下乡去了。一去就是一整天，等我重新回到单位，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
我到办公室，照例是先上泡一杯龙井茶。老张已经在看今天的报纸了，嘴上叼着一根烟。小黄还没有来，也许昨晚又上网打游戏熬夜了，早上起不利索，上班就磨磨蹭蹭。老头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工作上早已没有了年轻人的上进，自从一年前他把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交接给我，在办公室里他基本上就算是个闲人了，真正过上了“一杯清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机关干部生活了。我也尽量不给他派事做，毕竟是前辈，除非确实事务忙不开或者他主动愿意做事。老张见我泡上茶了，才咳嗽一声，算是开说了。
小李啊，昨天你下乡以后，那个什么叫卢勇的上访人，真是实在太有趣了！小黄还没问警察怎么打他的，就问他打那儿了？他就当面脱下上衣，转过身给我们看背上伤痕。然后又要脱下裤子，小黄说不用脱吧，他说不脱你们怎么看得到。于是又脱了长裤，居然把短裤也扒下三分之二，撅起屁股让我们看他屁股上的青印。幸亏隔壁女同志没有过来串门，否则真是笑死人了。小黄让他穿上衣裤，他愣是要小黄数清楚他身上的八处伤痕，说是领导交代的，一定要小黄数清楚了在笔记簿上记下，他才重新穿上衣裤。我看呀，这个人认死理，是个脑袋一根筋的人，就是吃亏的主。昨天他不是说，非要和永安的塑料厂老板结清工资吗？像他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边的厂里是普遍现象，何必较真呢？退路没有找好，就和给你工作的老板较真，岂不是犯傻呀。
我附和说，就是嘛！我看他这个人也是个性很强的人，爱较真，得理不饶人，咬住一点非要叮出一个窟窿，这样的人容易碰壁。说不定他挨打也就是因为这个毛病。
老张继续说道，后来他开始和小黄说警察打他的具体经过。我恰好有点事情要办出去办公室一会儿，等我一回来，小黄和那个叫什么卢勇的居然顶上牛了。两个人都说不到一块儿了，小黄大约有些烦了，就大声指着他说，警察打你怎么了?像你这样不识相的人，换了是我也要打你！那个卢勇也不示弱，说，好，好！你说警察打人有理，你说警察打人有理！你们官官相护，我不跟你说，我找你们领导去说！居然，掉头就走出办公室，一把拎起门口他那顶旧斗笠，滴水一洒，将他的裤腿也洒湿了一滩。他顾不得裤腿，忙着扭头回应，你说警察打人有理，好，好！记住这是你说的。我本想劝住他，让他有话好好说，可是，他反倒是气汹汹地走了，一副不找到说理的地方，誓不罢休咬牙切齿的模样。
4
这时，小黄从门外疾步进入。老张顺手便指着小黄说，喏，小黄来了，你让他自己说说昨天的事情，我不了解全面的情况，没有发言权的。
小黄一屁股坐到我对面办公桌的椅子上，用手使劲揉了揉了黑乎乎的眼圈。看来，他又是一宿的睡眠严重不足。这个时候，往常我是不大愿意招呼他的，否则差他做事晕晕乎乎，不出差错那是纯属意外。一般整个上午他都无精打采，午休后才会恢复正常工作状态。所以，每逢办公室有会务或者领导交办任务，我都会提前给他打预防针，免得出了问题，领导怪罪，那就谁都没有好果子吃了。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昨天的接待上访出了争执，我就是不问他事情经过，他也会急着向我说明情况。果然，小黄自己抢先拾起了话头。
李主任你昨天走后，那个卢勇就向我展示身上的八处伤痕，甚至连他的内裤都快要褪下来了。我问他看过医生没有，他说他前天夜里，不！是大前天夜里，就是在永宁县人民医院过的。他说是三四点钟被巡特警送进人民医院急诊室的，医生检查了一下，开了一些药，但是交钱的时候送他来的巡特警走了。因为他身上没钱，只剩下十五块钱了，根本交不了几百元的医药费。他把巡特警打他的情况跟值班医生说了，医生收回了病例簿和药方，就不再理睬他了。因为他赖着缠着不走，不断地叫疼，医生就丢下他在门诊，自己出去了。临出门才回过头来说，这个事情他管不了，有钱就看病开药，没钱是你自己的事情。医生出去了就没回来，他就在门诊的躺床上咪了一会儿眼。很快天就亮了，他强忍着一身的伤痛，赶早就来县政府上访。他说，警察打人，只有找领导解决了，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被警察打了，不找领导难道找警察？结果，一大早他就来到了县政府大楼的门前，大楼保安让他到大楼对面的信访局反映情况。他等到信访局的人上班了，接待他的人在听完他的事情经过后，告诉他说，这样的事情找信访局意义不大，你还不如直接找公安局的督察队反映一下，因为你说的巡特警打人的事情，属于执法问题，直接归公安局的督察队管，公安局内部就有专门管这些事情的职能部门，你必须先向他们反映问题，等核实之后才能作出相关处理。如果公安局督察队不管，你再来信访局反映。我们信访局只有协调督办的职能，你这个事情恐怕还要公安自己的职能部门去调查处理。
卢勇觉得信访局的人说的挺在理的，就详细地问了公安局的地址。然后一路打听赶去了县公安局。到了县公安局，负责接待的同志很热心，详细了解了事情经过，并且仔细看了他的伤痕。然后让他先回去，说是等调查之后再答复他。卢勇问他什么时候再来？那个督察说，事情如果清楚，下午就可以答复你，如果复杂，就要几天的时间。卢勇就在公安局的门口一直等到下午快下班了，终于见到那个督察了。可是，那个督察的语气全变了，说是卢勇晚上喝醉了酒，没按工地的就寝时间回宿舍，在宿舍外进不去门。求助巡特警帮他去宿舍敲门，结果卢勇自己不小心从楼梯上跌倒滚下来，巡特警帮他送到人民医院，而卢勇却把整个事情赖在巡特警身上。
卢勇大骂一通警察官官相护，被督察推出门外。卢勇只好先回工地宿舍，却发现自己的行李铺盖被人卷走了，工友告诉他是昨晚和他一起喝酒的那两个河南人拎走的。工地上人员流动性大，工头知道他们和警察惹事，已经宣布开除他们三个了。卢勇去找工头，说自己被警察打伤了。工头说，这是你自己惹的事情，你的东西和这十来天的工资，他们两个替你领走了，难道你不知道？卢勇大骂两个河南佬，还怨工头管理不善，工头才不管那么多，让卢勇马上走人，否则就不客气了。
那一晚，卢勇无处安身，花三块钱，在一家录像厅里挨了个通宵。于是，天亮后向录像厅老板借了顶旧斗笠，冒雨赶到县政府大楼上访。
5
小黄叙述卢勇昨天到县政府上访之前的事情，不能不说是详尽的。可是我最关心的两个环节，一个是卢勇挨打的经过，这是卢勇上访的原因，不搞清楚真相就无法解决问题；另一个是小黄为什么和卢勇发生争执，这个关系到卢勇上访行为的发展趋向，处理不好会激化矛盾，谁能预料卢勇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继续上访。可是，前者小黄一句带过，还是公安局督察的原话，后者则尚未提及。
我不免心中不快，顺手将送到嘴边的茶杯往办公桌子一顿，杯里的茶水就势盈出，溅了我一手，还有桌上的一沓信纸。小黄一愣，张开嘴巴想说什么，却没有了下文。我赶紧从办公桌底下摸出一块干抹布，先擦干手，再把桌上的一叠信纸拎起，小心擦净桌面，然后将上面几张湿纸一撕，用力一揉，起身走向门边的废纸篓旁，顺手便仍。
卢勇就是我扔纸的这个空档，出现在门口。他仍旧是昨天的一身衣裤，只是少了斗笠，而且衣裤显得更脏了。由于离他比较近，我甚至闻到了他的一身汗臭。已经是夏天了，我们坐办公室的尚且衣裤一天一换，何况像他这样的打工者，流汗的多少几乎就决定一天的收入多少。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所了解的都是真的，那么现在他是身上连吃饭的钱恐怕都要成问题了。
卢勇一见到我，脸上就露出了笑容，仿佛于茫茫陌生人海终于找见一个熟人，有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请他进来，一面给他倒水，一面问，怎么今天保安没拦你？卢勇仍旧拘谨地站着，回答说，保安一直不让进，说我影响你们办公，我一大早就来，在大楼外面等了好几个小时了，好说歹说，现在才让我上来的。昨天也是，光在大楼外面就等了很长时间。像我这样傻等的，也就我一个人了。其他也有上访的，都是溜进来或者直接就进去的，好像有的人和保安都很熟了。
我觉得卢勇的确有点傻了，其实到我们这幢县政府大楼来的人，除了办公事的，也就是上访人了。而且来上访找各个部委办局的人较少，大部分都是直接找县领导的。吵吵嚷嚷，人满为患，几乎成为大楼保卫工作一项最为头疼的事情了。而领导们最担心的，一个就是群体性上访，信访局虽然离县政府大楼很远，但是许多有经验的上访人，特别是信访老户，从来都是直接来找领导，而且官越大他们就越有理由找他；另一个就是异常访，死缠硬磨，不达到目点誓不甘休，甚至还采取偏激或者过激的行为，乃至不惜以死威胁。
我让卢勇坐下说话，既然昨天没有来得及讲清楚事情来龙去脉，那么今天就好好讲清楚。我让卢勇坐的椅子，本来是身子正对着我和小黄的，屁股朝向老张。卢勇在坐下之前，特地搬动了椅子，这样他的身子整个朝向了我，侧对老张，而屁股就朝向了小黄。
卢勇坐下后没有说话，而是捧住纸杯一口又一口连续喝水，并且喝水的时候，喉结一伸一缩，仿佛在咽下一口又一口的美食。一杯水很快就喝完了，我再次给他续满水，有些猜测似地问，怎么，早饭没吃饱？卢勇在用力咽下又一口开水后，抬头回答说，不瞒领导你说，我是两天没有吃饱饭了，昨天白天没吃饭，晚上我在录像厅外面买了两个馒头，问老板讨了几杯水喝，早上五六点钟实在饿了，把身上的最后一块钱买了一个馒头吃。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了，除了这身脏衣服，倒是干干净净了。不过，我就是不甘心被那个警察打，而且打了都没地方说理。哪怕就是死，我也要死个明白，不能白白被那个警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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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摆摆手，笑笑说，卢勇呀，不管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我暂且撇开你的事情不说，你的事情呆会儿再详细说。我就讲现在你的处境，身无分文，连吃饭都成为问题，你打算怎么办呢？你必须先要吃饱肚子呀，才能继续办你想办的事情。你说对不对？
见卢勇不吭声，我继续发挥道，我们现在退一步讲，即便是警察打你了，你又没有违法行为。那么，你凭什么来证明警察打你呢？当时和你一起的两个河南人可以说是人证吧，现在他们卷了你的铺盖不说，还领了你的工资，你怎么找到他们？即便找到了，他们难道会为你作证吗？你身上有八处瘀伤，这是事实，但是你的病历证明呢？当时在医院急症室里你没有钱治疗，因此医生也没有给你诊断，你到底伤到什么程度？还有鉴定，医疗鉴定是很重要的法律凭据，离开这个鉴定你怎么向对方提出赔偿依据？并且鉴定结果直接决定事情的处理方式。如果鉴定你够上轻伤，那么对方就有可能要被刑事处罚了；但是前提是你要去医院看病，并且作出司法鉴定，问题是你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啊。如果够不上轻伤，那就只能治安处罚，我估计你目前的伤势，可能都是外伤，皮下组织瘀伤，也就是轻微伤吧。公安机关可以作出治安处罚，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你想你要面对的人是一个警察，况且你又无法提供有效证据，最后也就双方进行调解了，调解不成那就要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了。打官司你怎么打呀？等到法院按程序走完，估计你早已经沦落为街头乞丐了。
卢勇这下有些懵了，左手拿着纸杯颤颤悠悠，右手按住茶色眼镜不断往鼻梁上推。我继续开导他说，其实，我知道你本意是要讨个公道，让对方付些医药费，给你赔礼道歉。可是，卢勇啊卢勇，你现在是有理只能往肚子里咽，因为你除了自己一张嘴巴外，谁也没办法帮你了。与其整天只顾上访，倒不如先去找份工作填包肚子再说。等你有了新的落脚地方，不再挨饿了，你再好好学习学习法律知识，以后就不会吃这样不明不白的冤枉亏了。
卢勇轻叹了一口气，将手上的纸杯拦腰反复捏弄，茶水在纸杯里挤挤落落，却始终没有盈出纸杯。卢勇沉默了一小会儿，方才开口说，领导你说的也有道理，可是我今天要是就这么走了，我这一身的伤痛和这几天的上访也就白白付出了。我就是要搞清楚他警察怎么能够打人，而且打了人到头来还是我这个小百姓的错。如果领导调查了认为还是我错了，我马上就走人，就是死了也不怪别人。如果说警察打人是错了，我不讨回这个公道，我就是死了也不瞑目。
像你这样的外地人，我看你就是不打不长记性！你说警察打你就警察打你了，我还说你欠揍呢！你算什么东西！小黄忍不住插嘴进来，一副仗势气壮的样子。
卢勇倏地从椅子上弹起，鼓气说道，好，你来呀，你来打我呀！我就是欠揍，有本事你把我打死，如果我还一下手，我立马从窗户里跳下去！好，警察打我，你也要打我，我找你们领导评理去！
我大声喝斥，小黄，你怎么搞的！怎么说话的，注意影响。老张这时也过来劝小黄，叫他冷静些，别乱说话。卢勇却转身要走，一面嚷着要找领导，一面指着小黄要他打死他算了。
7
我一面拦住卢勇不让他出去，一面暗示老张让他把小黄拉出办公室。卢勇是做样子给小黄看，我一拦他就不走了。小黄在老张的推搡下，很不痛快地离开了办公室。
现在我的任务很明确了，那就是劝说卢勇不要在吃力讨不到便宜的上访路上一意孤行，先解决吃饭问题，然后忘记伤痛生活下去。我起身给卢勇的纸杯续水，然后试探着问，我们小黄也真是的，这么会跟你顶牛呢？莫非昨天你们言语上有摩擦？
卢勇费力地咽下一大口白开水，才长吐出一口气说，这个黄领导起先也是蛮负责的，我的事情跟他一说，然后他就给巡特警大队打电话，当时我就在边上。巡特警那边说什么我没听清，但是这个黄领导说话的语气却是明显向着他们的，还一边符和那边说话，一边拿眼睛不断瞟我，仿佛我就是一个等待捉拿的犯人似的。最后，他跟电话那边说，这个人就是欠打，不打不长记性，如果他再 啰 哩 啰 嗦你们就抓回去，好好教训教训，省得他不知好歹！领导你说，哪有他这样对待人的，好像我一个外地民工就不该来这里讲理，就不该为自己说话。反正，我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人家一句话就把我给彻底否定了。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一个普通公民来看待，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欠揍的外地人。而且，他还威胁我，挂完电话说，你要是识相点，就回去不要再来这里闹事；不识相的话，就让巡特警过来带人。我在老家那边也不是没有见过当官的，他一个政府工作人员这样说话，我就说他官僚主义，官官相护，草菅人命。然后他就激动得拍桌打凳，让我滚出去，要喊保安进来撵我出去。
我心里埋怨小黄不注意工作方法，像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能这样简单化，而且还当着上访人的面说这样不得体的话。卢勇换作是我，难免也会对小黄有看法。我对卢勇说，昨天这个事情小黄还没有来得及跟我说，你就来了。他刚进我们单位不久，工作方法上有欠缺，态度也不好，我会批评教育他的，你别放在心上。在这个事情上你和小黄其实并没有本质冲突，你是要向那个打你的警察讨回你的公道，我们不说你们之间的不愉快了，说说你那天晚上被打的经过吧。可能你说出来之后，心里会好受些。我也好替你分析分析，看看这个事情到底该如何处理比较妥当。
卢勇在这间办公室里再次叙述他被警察打的经过。加上我所了解的他在信访局接待室、公安局督察队的叙述，大概这是第四遍了。也许，他还和录像店的老板，县政府大楼门卫，建筑工地工头，卖馒头的，卖小店的，或者路人，其他上访人，都说过他的不幸遭遇。我不是第一个听他叙述事情经过的人，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不知道卢勇每次的叙述有没有增减内容或者细节，但是，我想，假如卢勇他像我一样会写小说，那么，他的这个被警察打的故事肯定会越说越精彩，越说越有兴奋点，越说越有说不完的内涵或者外延。
而我，作为这篇小说的叙述者，此刻却忽然丧失了交代这个故事起因的兴趣，甚至一点儿也不想重复卢勇对我叙说过的整个事情经过。我只想把这篇小说最为紧要的信息抽去，像抽去一张压在最下层的底牌。剩下的游戏，都是在缺少这张不知明底牌的情况下，冠冕堂皇地进行下去。
8
我在卢勇临出门的瞬间，忽然叫住他。然后从自己的钱包里，取出一百元钱，递到了他的手上。你先拿着这钱，也许可以暂时缓解一下你的肚子问题。解决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过程，前提是你先必须填包自己的肚子。卢勇拿着这张钱，停在门口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只是胸口不停地起伏，仿佛正在经历一次忽然的心潮澎湃。
我挥挥手示意他走吧，但是卢勇仍旧拿着这张一百元的票子，久久不肯离去。我补充一句，如果你觉得这钱拿着心里不安，那就当我先借给你，等你找到新的工作之后，有了钱再还给我也不迟。卢勇方才捏紧了钱，向我鞠了一个躬，然后推推脸上的茶色眼镜，转身走了。
从卢勇走出办公室门的那刻起，我就知道他再也不会到我这里来上访了，我也不用担心我的领导们会被这个认死理的人纠缠住不放，因此耽误许多更为重要的工作。不过我还是认真地给巡特警大队长打电话了解情况，大队长当然尽力维护自己的手下，为自己的手下讲话这不是他的错。最后，大队长总结道，这个外地人是个神经病！
放下电话之后，我眼前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还是每天处理日常公务，开会下乡，写材料报信息，一切按部就班。仍旧喝龙井茶，读各种各样的报纸，偶尔接待一两个到我们办公室上访的群众。总之，工作还是工作，生活继续生活，我很快就淡忘了那个曾经到我办公室里，一副苦大仇深坚持要讨回公道的卢勇。
大约半年之后的一个下午，我看到公安一份上报的信息。说一个外地人到巡特警大队上访，要求给予一个曾经在执勤过程中殴打过他的民警处分，并向他赔礼道歉。经过调查了解，该民警根本不存在殴打上访人的事实，该上访人整天赖在巡特警大队不走，还扬言大队长不给他解决反映的问题，就以死相威胁。巡特警大队将情况汇报给局里，局督察队、纪检信访室经过多次协调说教，未见效果。后，该上访人采取过激行为，从巡特警大队的四楼上跳下，当场死亡。（死者名叫卢勇，安徽肥西县人，身份证号 ××××××××××××××××××。）经过调查，死 者有偏执性精神障碍。局里已通知死者家属，相关善后处置工作由分管局领导牵头，目前正和死者家属协调之中。有关责任人将被严肃处理，后续待报。
看到这则信息，那个淡忘已久的卢勇忽然从记忆深处跳到了我的脑海中。那个戴茶色眼镜，脸色泛黄，额角青黑，牙齿洁白，嘴上有一层细密的八字胡的认死理的家伙。我啊呀一声，慌忙把信息传给小黄和老张看，然后一面唏嘘，一面感慨，到底还是出事了！到底还是出事了！不值得呀，这个卢勇。小黄许久才反应过来，想起卢勇曾经和他的不愉快，嘴上却是不饶人，这个外地人呀，也只有这条死路才可以走得通。老张毕竟年长，连忙打断小黄说，可不敢这么说呀！毕竟人都已经死了，你还是积点口德吧。然后，半是感慨自己半是教导我们似的说，人啊！还是要多想开一点哇，凡是都要承受得住才行！吃过亏，尝过苦头，受到委屈，如果还是想不开，绕不过去，那么，做人又有什么意思呢？
随后，我陷入了冥思苦想，整个下午都不愿意和人说话，只是呆呆地坐在办公室里。直到下班，老张拍拍我的肩头，说小李，你别自责想不开呀，下班了该回家了，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9
第二天一早来到单位办公室门口，像往常一样，我左手拎着公文包，右手转动钥匙开门。推开门的瞬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卢勇正双手捧着一杯水，恭恭敬敬地坐在我的办公桌旁。就是半年前我让他坐的那个位置，正对着我的办公位置，背朝小黄，侧对老张。而此刻，离正式上班还有半个小时，小黄和老张是绝对不会这个时候就到单位的。
我差点就喊出了见鬼，手上的公文包掉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音，仿佛忽然被谁用力一推，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梦游般的境地。卢勇慌忙站起身子，只是对我点头微笑，并不说话。他仍旧是一身夏天的装束，上身是一件绿色碎花短袖，领子开的很低，露出半个胸口，下身是一条蓝色便裤，颜色深一块浅一块，脚上着一双蓝边休闲运动鞋，有些脏。
我好像被人牵引着一样，走到自己的办公座位上。先打开电脑，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拎起热水瓶，出办公室到楼道一角的开水房，倒掉昨天的剩茶叶，用开水洗刷两遍，然后给热水瓶接开水。在热水瓶接开水的有限时间里，到隔壁的厕所里撒尿，洗手，回来拎起满满一瓶开水，端着茶杯回办公室。然后从抽屉里拿出茶叶罐，细心倒出一撮茶叶，斟上热水。这时，才坐回办公椅子上，一手点击鼠标，一手从口袋里掏烟，点上。
期间，卢勇仍旧端坐，且不停喝水，无声无息。我在吐出第一个烟圈时，回转过身，和卢勇面对面。我说，怎么？你来找我莫非有什么事情？都过去半年你都不来，现在来，难道是你掌握什么重要证据？这大半年的时间，你都在哪里生活？你有没有回过安徽老家？你在哪里找到工作？都在做什么事情？你现在好不好？这个事情你到底还是没有想通啊！
卢勇还是喝水，无声无息。我只是一个人在说话。可是，我分明又觉得我说的这些话，卢勇每一句都在回应。可惜，我什么也听不到了。
我说，你真是不值得呀！好好的，能有工作，能养家糊口，而且生活有了希望，你为什么不去好好珍惜呢？你犯得着拿自己的性命去讨要什么公道！你所说的公道其实什么也不是呀！你一个小民百姓，你以为你能坚持那些个事实，你就能和这么多的人和地方对抗！你也就是吃点亏嘛，被歧视一下，被侮辱一回，被白白打了一顿嘛！谁个在生活中没有吃亏，没有代价，没有冤枉？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大多时候都要忍气吞声，熬尽一身脾气，变得像猫一般温顺了，才能慢慢地改变自己的处境，等到哪天熬出头了，我们才能依着自己的性子大声说话。像你一个外来打工者，为什么就不能在别人的屋檐下低头？为什么你就偏偏要坚持自己的理由？你说，到底是公道重要呀，还是现实重要？你傻呀，简直傻到顶了！撞了南墙还不够，非要继续撞北墙？现在脑袋撞个稀巴烂了，你还是不明白呀！
卢勇只是微笑，脸上浮现出已经置身事外的神情。好像现在我们两个是俨然调了个，我变成了絮絮叨叨放不下的卢勇，他倒成了一切淡定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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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你钥匙不拔，包也丢在门口，丢了魂了！小黄在门口嚷道。我恍如梦醒般一个激灵，眼前的卢勇已经杳无影踪。手上的香烟升腾袅袅青烟，茶杯里的龙井飘散缕缕清香，电脑显示器上的页面还是用户界面，正在等待我输入密码。
小黄把钥匙和公文包送到我办公桌上，见我还是坐着发呆出神，便伸手在我眼前挥舞了一下子。我方才冷冷地说道，见鬼了！早上我居然在办公室见到卢勇，还和他谈了将近半个小时的话。小黄一跳，啊地一声，主任，我好怕怕呀！你不要吓我！旋即，又指着我哈哈大笑，主任，你真幽默！这一招你吓唬隔壁办公室的小姑娘还行，不过对于我来讲，只能说我不再用这一招将近十年了。然后，小黄自顾忙他手头的事情，不再搭理我。我皱起眉头，陷入了莫名的担忧和无奈之中，开始一支接着一支抽烟，反复回想之前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一幕。
老张进入办公室的时候，小黄立即起身走到他的身边，和他小声嘀咕起来。然后，老张和小黄双双走到我的跟前。见我仍旧失魂落魄般干坐着，老张伸出手探了探我的额头，摇摇头，小黄也伸手探探我的额头，也摇摇头。老张这才关切地问我，小李，怎么了？是不是昨晚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抬头看看他们，也摇摇头。那么，你和小黄说的都是真的？老张不解地问。我说，我也奇怪，可是小黄来之前，那个卢勇分明就坐在那儿，不停地喝水就是不说话。我用手指着他们两个人的身后，老张和小黄都悚然回身，什么也没有，两人相视交换一个眼神，然后各自转身看我。就是半年前他来我们办公室最后一次坐过的地方，他故意背对小黄，侧对老张，正对我的位置。我继续补充说，看来他是死不瞑目呀，一定有什么心愿未了，才会回来找我。要不，你们一来，他怎么就消失了呢？
老张毕竟是年长，长叹一声说，那个卢勇就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喝水吗？我记得我父亲刚去的那年，我经常梦到他，每次他都是什么话也不说的。后来我也听过一些老年人说，死去的人在梦里出现，都是不说话的。小李你这个倒是让我有点相信你了，何况以我对你脾性的了解，尤其你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也不可能平白无辜诓人。那么，你这个白日见鬼的事情，以我的理解，倒是可能真的如你所说，卢勇他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需要你帮他做。否则，他刚在巡特警大队跳楼自杀，尸骨未寒，后事还在协调处置之中，他就在我们办公室出现，在小李面前出现，未免也太诡吊了。凡是皆有因果和游戏规则，就是做鬼，也应该有做鬼的因果，也要符合做鬼的游戏规则。我看，就是小李当时的规劝让卢勇口服心服了，而且还资助他一百元应急钱，他把你当成生活的向导和灵魂的导师了，所以才来有求于你。那么，现在小李你就要去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跳楼事件，好好分析，仔细想想，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未竟的遗愿。然后，替他完成吧。解铃还需系铃人。
小黄在听老张的一番高论时，时而点头，时而摇头，见老张说完了，也跟着发表自己的看法。小黄说，主任你这个事情纯属于心理幻想，我不反对老张说那个死者可能有求于你的说法。但我认为，你主要还是心理有包袱，幽思冥想才会出现幻觉，导致白日见鬼。就是当时你奉劝死者要先解决吃饭问题，然后才能再讨要公道。大概你认为，死者因为听信了你的话，然后去讨要公道，结果事与愿违，仍旧想不通寻了死。你的潜意识里可能认为你对死者的死负有一定责任，所以就出现了死者来找你的幻象。其实，根源还是在你的内心。世上本无鬼，鬼在人心底。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主任你要放下思想包袱，了却心病，彻底从对死者的负疚心理中解救出来，那么，这个荒唐的幻想就自然会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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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的话大约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倒是顺着我的思路。我不曾料到的是，小黄居然能说出如此这般的话语，的确有些令我刮目相看了。看来他的心病已经是荡然无存了，而我的心病却是非解不可的了。
我决定利用自己的工作身份，对卢勇事件进行一番详细调查。那个上午，卢勇离开我的办公室之后，他去了哪儿？这大半年来他究竟是怎么生活的？他跳楼前在巡特警大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公安局对他的跳楼自杀事件善后处置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一切，好像忽然都和我牵扯上了非同寻常的关系，宛如一个具有极大吸引力的谜团压在我的胸口心间，使我食寝不安，思想恍惚，不能振作精神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轨道上来。
我向领导提出要去调查卢勇跳楼事件，协助公安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先是一愣，对我在这件棘手事件上主动请缨不解。我补充说，半年前死者曾多次到我的办公室上访，就是反映被警察打的事情，是我做的思想工作，最后息访了。半年后他重新出现，没来我这里，直接去了巡特警大队闹访，时过境迁，我不知道他为何绕不过这个弯，所以特别想知道事情真相，或许可以写点调研文章，做些案例分析，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来。领导于是点头，在公安上报的那则信息上批示，同意我去了解调查，参与协助善后处置工作。
我到巡特警大队的时候，公安局的分管牟副局长一干子人正在会议室和死者家属进行第四次“谈判”。圆桌会议室北面一溜坐着七八个灰头土脸的死者家属，一看就知道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居中是抱着小孩的年轻女人，小孩子的嘴角尚残留着奶汁，正闭眼睡觉。女人长相周正，一脸的憔悴和悲戚，让我不免生出许多同情。
我在会议室南面牟副局长一边的空座上坐下，身边的巡特警大队长悄声向我介绍说，死者的家属来了妻儿，父亲，还有两个兄弟，另外还带来了一个村干部和一个土律师。那个村干部和土律师很难讲话，家属都听他们的，已经谈过三次了，对方要价很高，提出条件很多，很难对付。昨天我们带家属去殡仪馆，他们不同意火化遗体，要求先谈好处理条件，谈不好就要去县政府上访。现在的外地人呐，越来越难缠了！手段精明的很！尤其像他们这样的死者家属，不拿到一定的补偿金额是不会轻易回去的。
卢勇的家属能和公安局这样谈判，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原本以为，公安是强势部门，有坚强的强制后盾，小民百姓，特别是外地人，一见到公安局的人，不说怕他三分，起码是矮了半尺。可事实，现在的公安的处境一方面群众对他们的执法文明、保障治安的期望需求普遍提高，而自身素质却没有明显提高；另一方面社会上还居然有着较为普遍的仇警心态，就像仇富仇官一样，群众不但不怵你公安，而且还要打你公安的软肋，动不动就要到上面上访。所以，公安的压力就很大，一方面基层警力不足、经费不足，另一方面又加上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要求过高，人民满意度不高，直接导致公安机关的公信力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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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勇的家属倒是很少说话，一开口无非是念叨卢勇这么年轻，死得不明不白，家里困难，本来就指望他赚钱养家之类的话。或者说着说着，哽咽流泪，然后泣不成声，引发更多的人参与痛哭流涕。我完全可以预料，作为死者最亲近的家属，大都会有这样一种人之常情的表现。所以能够说话的，或者说能够代替最亲近家属说话的，并且起到直接谈判决定作用的，反而是那个村干部和土律师。村干部他们叫他孙书记，是村支部书记，长得黑黑瘦瘦，满脸的皱纹和沧桑，像一个蹩脚的刺绣工人使用了粗糙的质料，马虎了事交出的一份残次品。孙支书话语不多，反复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卢勇人既然死在巡特警大队，公安局就应该负担一切责任，既要给死者家属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又要体现永宁县作为一个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不幸家属的关怀和关心，尽量在补偿金上予以照顾。说话最多，也是最会说话的土律师，他们称他三叔。三叔戴一副粗边木质眼镜，用黑毛线绳固定两只眼镜脚，套在头发稀疏、脑袋硕大的脑门上，很容易给人一副头重脚轻的感觉。加上三叔宽脸扁鼻，胡子拉杂，嘴上一根接着一根地叼起香烟，露出又黄又黑的大门牙，难免会给人一种土律师的狡黠和奸诈。
政工科长出身的牟副局长说话耐心细致，又循循善诱，政策法律讲得又好又透。要是对方换作是读书人或者公家人，估计早就偃旗息鼓了。可惜，他们都是农民，而且是外地农民，识字不多又认死理，见识不高却很实际，所以任牟副局长说一千道一万，作出的承诺一条又一条，他们就是认准他们的道理不肯退步，提出的共50万元死亡赔偿金一分不少。
我来这里的目的是通过调查了解，解开自己的心结，领导赋予我的任务是协助善后处置。所以，我和牟副局长他们的主次关系我是时刻铭记在心的，绝不喧宾夺主，多讲一个字，多表一个态。这也算是我长年的机关工作浸淫，磨炼出来的基本功。牟副局长讲话，我频频点头，死者家属提要求，我也点头。这样基本上两头讨好不得罪人，用我们永宁话说是“两面黄”。这次的谈判结果，牟副局长把善后补助费提到了20万，死者家属把死亡赔偿金降到了40万。我作为参与协助方，说的最有用的话就是，不管是公安局说的补助费，还是家属说的赔偿金，反正都是这个钱，名目争议没有意义。大家的目点其实都是一样，为了尽快尽好处置好死者的后事。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个钱的数额，是否能够双方认可、满意。至于具体的数额，我们可以继续协商，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成就三次，现在是第四次了，我想双方最终会达成一致的。
会后，我就直接和卢勇的家属去了公安局安排他们住的小宾馆。住宿费全由公安局出，他们已经住了5天了，并且每人伙食费每天30元。我问孙支书对食宿满意吗？孙支书咧嘴呵呵地笑，说要是在他们老家，那可是赶上每年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标准了。三叔却坐在一边的床沿，脱下橡胶鞋，梆梆地敲着鞋帮，漫不经心地说，你们瓯州也算沿海发达地区了，可是比起广州那边，到底还差一截哪！去年我陪邻村的二愣一家去广州处理后事，住的可是星级酒店，那红地毯可是满屋子铺得结结实实，连早餐吃的也是一桌子大菜。哪像现在你们永宁，住的是兴隆小宾馆，吃的是每人每天30元的食堂菜。三叔拎着橡胶鞋摇摇头，政府不大方啊！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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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清楚孙支书和三叔此行的目点，他们的陪同就是帮助卢勇的家属尽可能多地争取到更多的钱。退一步说，也就是他们两个来回的所有开支，全由卢勇家属负担，另外事成之后可能还有一笔感谢费。而这个钱，无疑将从卢勇的死亡补助费里拿。所以，他们必须极尽他们之能事，尽量从公安局一方拿到更多的钱，起码是要加上他们两个的来回一切开支。而卢勇的家属，却是视他们两个为主心骨。他们认定孙支书和三叔是见过世面、会讲话且向着自己的能人，只有通过孙支书和三叔，卢勇的后事才能办的不吃亏。所以，家属是心甘情愿，花钱请来孙支书和三叔，愿意在他们的指挥下做出一切行状。
我和孙支书、三叔们的交流仅止于公事公办的层面，因为他们的角色定位是替人办事、代人说话。何况我也十分同情卢勇的家属，他们能够拿到尽可能多的补助费，对他们一家来说，绝对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我从孙支书和三叔的房间出来，进了卢勇父亲和两兄弟的三人房间。我掏出一根烟递给卢勇的父亲，这个满脸眼屎和皱纹的干瘦老头儿，正伛偻着腰站在三人房间的中间床铺边搓着手，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我给老头点上烟，就势坐在了靠墙床铺的床沿，然后自己也点上烟，问，老伯，你也坐下吧。怎么两个儿子都出去了？老头点头道，他们说出去溜溜了，这几天他们一回来就出去，在房间里一刻也呆不住，说你们这里比我们肥西县城大多了，也好看。我也点点头，说，是呀，来一趟这儿不容易，年轻人是应该多走走看看，只是外面的世界复杂呀！
老头一听我说这话，就不由地直叹气，老眼浑浊，泪水冲刷星星点点的黄色眼屎，顺着赭色的皱纹沟壑漂流而下，整个脸部宛如一张正在涂抹的油画。他笨拙地抡起粗大皲裂的左手不住地抹泪，右手上的香烟因为颤抖烟灰撒满手背，却浑然不觉。我接下去说，这次卢勇出了意外，好在你还有两个儿子。可怜是可怜死去的人，活着的人该怎么活下去，才是你这个当父亲的最大难题。我能够理解你们家属的心情，现在你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多给这可怜的娘儿俩多争取一点补助费，日后也好有个打算。
老头忽然抬头闷声问道，同志，你是政府吗？我笑笑说，我是政府派来参与协助处置你们卢勇后事的，跟公安局的人有点不同。他们才是最终决定给你们多少钱，我说了不算。我是因为半年前和卢勇有过几面之缘，所以才过来参与你们的事情。
我儿子认识你？同志你是来帮助我死去的儿子的吧？那我，我们可真是谢谢你了！你一定也知道一些我儿子的事情。他，他，他到底是怎么了？他们说我儿子跳楼自杀，我们就是一万个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呀！他们可是公安呀！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呀，连死都不让人知道怎么回事？老头不住地摇头。
我就把卢勇找我的事情经过简单和他说了说。然后问道，卢勇这半年内有没有回过家？老头摇摇头。和家里联系过吗？老头又摇摇头。难道说，卢勇这半年在哪里？干什么？你这个当父亲的根本就不知道？老头方才点点头。那你儿媳妇总知道的一些吧，难道她也没说？老头开口说，我们分家后分开住，他媳妇平常也不来家里。偶尔来了也从来不提儿子的事情，我们只当他在浙江打工，究竟他在干什么我们也是不知道的。
看来卢勇父亲所能提供给我的信息，也仅止于卢勇这半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我从卢勇父亲的房间出来径直去敲卢勇妻子的房门。房内 窸窸窣窣 了一阵子，卢勇妻子抱着小孩一脸疑惑地出现在门口。卢勇父亲在我边上抢先说到，桂花呀，这个同志认识你男人，他找你了解一些你男人的情况。人家是政府的人，不是公安局的人，他是来帮助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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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叫桂花的哺乳期女人，显然还沉浸在丈夫刚刚死去的悲伤之中。头发蓬松，满脸憔悴，衣衫不整，大约也是多日未换，近身就闻到一股子的奶腥气，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为了方便谈话，卢勇父亲从儿媳妇怀中抱走了小孩，小孩子咿咿呀呀地哼哼，大约离开了母亲的甜腥奶水气息，闻到了爷爷的烟味，觉得很是不适。爷爷就只好抱着孙子不停地走动，摇晃，以免惹急了孙子哇哇大哭。
我坐在单人房间唯一的一张椅子上，桂花坐在床上，我们之间隔着抱着孙子来回走动的爷爷。我问，卢勇和家里多长时间通一次电话？桂花皱起眉头，低头思索了几秒钟，才回答说，也说不准，有时很久都没有电话，有时隔几天就有。家里还没安装电话，他打电话都是打到村里的小卖店，然后让人转告我，让我什么时间去等他的电话。我又问，你们最后一次通电话是什么时候？桂花马上应道，就在八天前，谁知道第二天他就跳楼了！这个狠心的死鬼呀！眼泪就和着最后一个呀字，稀里哗啦滴谷子一样，滴在她的的手上、衣裤上。我没有接话，我知道此刻我的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等这个女人的眼泪流够了，流干了，最后她会明白眼泪其实是她在这个家里最好的保护武器。这就像她现在的奶水和孩子一样，她比同样遭遇不幸的其他女人起码要具备更多的优势。公安局在处置善后的补助金里不得不为他们娘儿俩，加上一笔额外的费用，孙支书和三叔在谈判桌上可以有更加充分的谈判筹码。
那天晚上，他在电话里只说自己不会让我们娘儿俩吃亏的。让我好好照顾孩子，将他抚养长大，让他好好念书。他还说以后等儿子长大了，千万不要让他外出打工，就是饿死在家里，起码也比死在外面强。当时我就骂他不好好说话，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瞒着我们。要是打工不好赚钱，就早点回家，反正我娘儿俩不怕吃苦，这些年村子里也没有听说过曾饿死过人。他还说让我们不要多想，他不会比出去打工的其他人差的，好歹也是个高中生，还在乡政府呆过，就是死路一条也要死得有价值，起码不能让我们娘儿俩吃亏！我担心他遇到什么事情了，追问他究竟，他什么也不说，最后就说让我有空多带孩子去看看他爹娘。
桂花接下去的叙说，就有点祥林嫂的味道了。不断地自责，自言自语，自怨自艾，好像丈夫的跳楼是她一手造成的。我好不容易在桂花断断续续而又抽抽搭搭的叙述空档，插话问她，你知道你男人在永宁打工做什么吗？桂花仿佛没有听见一般，仍旧沉浸在悲悲戚戚的自言自语中。我掏出烟，站起来递一支给卢勇父亲。卢勇父亲腾出一只抱孙子的手，接了烟夹在手上。我问他，你知道卢勇在永宁打工做什么吗？卢勇父亲摇摇头，说不清楚。便走到儿媳跟前，把孙子递给她抱。问她，桂花你知道你男人在永宁做什么吗？桂花方才梦醒般接了小孩，泪光闪闪地看看公公，又看看我。卢勇父亲用夹烟的手指着她，粗声问道，你知道卢勇生前在永宁干什么活吗？桂花机械地摇摇头，两眼空洞洞，宛若眼前的人和她隔了两重世界。我有些气馁，摇摇头，问她，难道你连自己的老公在打工做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吗？这回桂花点了点头。那么，你老公每个月给家里寄回多少钱你总知道吧？桂花眨巴眨巴眼睛，泪水又一次充盈而出。她咬着泪珠回答，最后一次寄了1500元，上几个月都是每月500元，大约五六个月前他连着有两个月一分没寄。我知道他在外面很难，也没有问他为什么没寄钱。他有一次在电话里说换了一份工作，行李被别人偷了。他说电话费很贵，奶小孩子的人要多注意营养，不要让孩子感冒生病了。我问他是不是不小心感冒了？他说没有呢，身体好着呢，一顿能吃两大海碗，还想着老婆的身子呢？我还没回话他就挂了电话。说到这时，桂花的脸上有了些许红晕，她马上俯下头在儿子脸上亲了一口。大约是觉得自己这话说给一个陌生男人和公公听，有些难为情不好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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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和卢勇家属的交谈中得到的卢勇生前这半年的信息，也只有这些了。看来卢勇这半年在永宁做什么事情，在哪儿落脚，还真是需要像公安破案一样来侦查了。当晚，我回到家就和巡特警大队长联系，问卢勇死前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生前在哪里打工？大队长马上回答说，什么也没有？我们也想搞清楚他在哪儿打工。可是他身上除了100多元钱，一张身份证外，什么都没有？我们想查也是苦于没有线索，何况善后处置让我们焦头烂额，当时也没有心思去查在他在永宁有没有老乡关系。现在死者家属来了，我们苦于谈判，哪里还有心思去查他的背景关系。我说李主任呀，你问这个干什么？难道你怀疑他的自杀另有图谋，或者是背后有人指使？我连忙说，没有，没有。他这样一个外地打工者，又是精神偏执症，就是自杀了又能有什么图谋，何况家里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儿子，即使别人指使他，他也不会自杀的，除非是他自己头脑发热，精神失控，自己寻死，那是谁也拦不住的。大队长应和说，我也是怎么想的，他就是有图谋，无非也是用他的死给家里活人多换些钱吧。你说这个人蠢不蠢呀，他才30岁，30岁的人该有多少钱可以赚呀，他怎么就绕不过这个弯去，这人的心理也太成问题了。好好的一个家也就因为他的一时冲动，给彻底毁了。就是局里给了他30万的死亡补助款，又能买回什么呢？又能怎么样呢？我马上追问道，怎么，局里决定给他30万了？没有，没有，我就是这么一说，具体的数额局里要牟局说了算，明天下午继续谈判吧。大队长叹气。
挂了电话，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就是那个在永安一家私人塑料厂做管理的卢勇的小学同学。既然卢勇的家属和巡特警都不清楚卢勇生前的打工地方，那么这个作为卢勇外出打工的第一介绍人，也是卢勇的老乡，无疑是我进入了解卢勇生前这半年生存状况的最后突破口了。我决定去找这个人。
第二天一早，我就驱车直奔永安县公安局。根据卢勇第一次和我见面的谈话信息，我只是在一位相熟副局长的办公室里喝了一杯茶，抽完三根烟，然后在城关派出所王所长的亲自陪同下，跑了两家企业，等到了第三家企业门口时，卢勇的小学同学张成功就和他的老板早早地迎候在一边。我和王所长的屁股刚沾上厂长室的大沙发，老板马上就一人递上一包软中华，然后老板冲外间的漂亮女秘书喝道，快给王所和领导们上茶，要顶级龙井，就是上次我专门去杭州买的。女秘书刚上完茶，老板又喊道，去拿水果来，专门给领导们备着的。张成功一直垂着手站在一旁，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才好，一副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专门等着我们来训话或者处罚。我打量他，高高瘦瘦，皮肤黝黑，长得还算五官端正，一双小眼睛却是躲躲闪闪，好像内心有什么事情藏着，在我们面前显得心虚，底气不足。我一下子心里就有底了，王所长介绍了我之后，我先不说来意，只和老板不慌不忙地了解企业的状况，说些得体的客面话。老板也不问我们找张成功干什么，只是在王所面前一个劲地表示，一定要给他这个机会，无论如何中午要安排我们一起吃饭。我知道，一个基层派出所长的权力，对一家辖区内的企业来说，无疑是保驾护航的不二法宝。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尤其像我们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企业主巴结派出所长这尊保护神，这是任何一个有识企业主的起码政治素质。王所长吐出一个浑圆的烟圈，看看腕上的欧米茄手表，又拿眼睛征询我似的说，难得李主任来我们永安公干，赵局让我陪着你，这顿中饭反正也是要吃的，快11点钟了，朱老板既然这么客气，这餐饭我们也就不客气了，待会儿我把赵局也叫来，怎么样，李主任？朱老板就眼巴巴地望着我，说，李主任不要嫌弃我们小厂，请一定赏光。我熟谙请吃往来的这一套，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拂去王所长的一番好意，便颔首同意。朱老板马上大声喊来漂亮女秘书，让她马上去安排，档次一定要让领导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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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张成功坐下说话。张成功说，没事，我习惯和领导站着说话。朱老板马上补充说，李主任，这是我们厂的规矩，领导来我们厂检查工作，厂里的员工都要站着回话。王所长插话道，想不到朱老板你管理员工还真有一套呀！哪里，哪里！让领导们见笑了，朱老板倚在沙发扶手上抖动着腿，继续说道，要说管理人，还是王所你们公安的管理最严格最有效。
我问张成功，你知道你的老乡、小学同学，也是你曾经介绍到这个厂里上过班的同事 - — 卢勇，在九天前跳楼了吗？张成功突然瞪大小眼睛，盯着我一个抖擞，好像猛地被人当头一棒，一下子打懵了。啊！卢勇跳楼了，十多天前他还来找过我，在我的宿舍住了一晚。卢勇不会就怎么死了吧？跳楼自杀，当场死亡。现在他的家属来到永宁县了，怎么，你不知道？我继续问道。
老天啊，这个短命鬼！就是一根筋呀。当时我就劝他，既然事情过去半年多了，你在永宁的一家搬运公司又找到一份工作，每个月1000多元钱，你说老板还欣赏你的素质，知道你在老家乡政府干过文书，还准备给你加工资换岗位呢？你怎么就不听别人的劝呢？你教你家里的老婆孩子又怎么过呢？哎呀！我得去看看他的家里人，领导你快告诉我，他的家属住在永宁什么地方？对了，老板，我得请半天的假，我不去说不过去的，卢勇当时是我叫他出来打工的。这可教我怎么有脸去见的家里人哪！张成功双手不住地抓头，来回走动，一副躁动不安的样子。
我说，别急，等我问清楚了，就告诉你卢勇家属的现在住处。朱老板猛地一拍大腿，这个卢勇呀，想起来了，当时还是张成功介绍的，后来好像不服厂里的规章，我也就没有留他。幸亏了我当时没有留他，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认死理，死脑筋，不会变通。我记得当时我还批评过你，对不对？朱老板用手指着张成功，摇摇头叹气，唉！这个人呀！怎么说呢？王所长适时说道，卢勇的死现在警方已经确认是跳楼自杀，跟你张成功没有关系，但是你必须把卢勇生前跟你说的话，以及那天晚上住你宿舍的情况，一丝不漏地说给李主任听，这也算是你配合我们警方吧。
我说，张成功你冷静一下，好好回想一下那天他来找你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他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你还是坐下跟我们慢慢说吧。朱老板指着身边的沙发，领导叫你坐下，你就坐下嘛。好好想，别隐瞒任何事情，要是这个事情牵涉到你，你就是想瞒也是瞒不住的。
张成功这才小心地坐下，抖擞着双手去摸口袋，我看到他掏出一盒红山茶香烟，连忙将茶几上的拆开的软中华递过去。张成功看看软中华，又看看朱老板，见朱老板点点头，捏着手指抽了一根，向我道谢，然后自己点上火，陷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吸烟，好像恨不得把每一口香烟都吸到肚子里去。
我看着张成功贪婪地抽着香烟，心想那一晚肯定卢勇和他说了什么。看来，我现在离卢勇跳楼前的内心真实状况会越来越近了。我仿佛看到卢勇此刻正坐在我的对面，捧着纸杯对我微笑，露出他还算洁白的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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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功仔细地将手上的一整根软中华抽尽，烟火吸到了烟蒂的过滤海绵，他方才拿一只手去抹呛出了泪星的双眼，另一只手将烟蒂摁到茶几上的烟灰缸里。我将自己面前的软中华整包丢过去给张成功，说，你拿去慢慢抽，将那晚的经过说清楚。朱老板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未拆封的软中华，又送到了我的面前。说，香烟我这里有的是，李主任你不要客气。又转身对张成功说，不要让领导等你说话，有事情就坦白给领导说。
张成功这才开始叙说起那晚卢勇来找他的的详细经过。
那天刚好厂里发工资，我因为上月加班费领了300多元钱，心里高兴，下班后去菜场买了半斤熟食牛肉和四个红烧猪蹄子，准备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等我回到住处时，发现卢勇正蹲在我的宿舍门口吧嗒吧嗒地抽烟，脚下散落着七八个烟屁股，估计这家伙已经等了好久。我没见他已经快三个月了，上次他来是还我上上次借给他的300元钱，还了钱就要回永宁，说搬运公司晚上要加班。上上次来大约是半年前，说自己落难了，白白丢了工作，工资被人冒领，行李被人牵羊，还被警察打了，去政府上访，又没人给他解决，总算碰到一个好人，给他100元钱，劝说他先吃饱肚子，才能有力气说理。因为这个听了比较新鲜，所以我就记住了。当时卢勇还说，等重新找到工作，一定先把这100元给还上。因为那次卢勇是在我这里住了一晚，所以我听他说的比较多。他还 说—
（王所敲着茶几，说你别扯远了，重点说最近的这次。）
我一见他，当时很奇怪，问他怎么抽烟了？才挣多少钱一个月呀！他笑笑没说，给我递烟，是蓝利群，在你们这里这个牌子的烟也就一般人抽的，可是能买一斤多半肉呢！我又问，吃饭了吗？他说，还没呢。我说，你小子有福气，刚买了牛肉和猪蹄子，正好晚上我们好好喝两盅。晚上就住我这里，反正是一张床两个“光棍”。他点头。
我在宿舍前半间做饭炒菜，他要帮忙，我说这么小的的灶台，就一个炉的煤气灶，一个人还腾不开手，你一插进来反而帮倒忙，再说也就几个蔬菜，牛肉和猪蹄都是熟的，很快就好。我让他在后半间躺在床上看电视。他看了会儿电视，又出去到外面小店买回来两瓶一斤装的尖庄白酒和一斤花生米。
然后，我们坐下喝酒。我已经在炒菜的时候知道他在搬运公司干得不错，头一个月是试用，600元，第二、三、四月是1200元，第五月工资加到1500元，老板已经重视他了，还准备让他当小组长，负责写记录什么的，要是干得好，老板说下个月可以拿1800元，相当于搬运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了。他一个月的开销房租200元，吃饭和水电费大约300元左右，给家里寄去500元，也就是说1000元的工资是铁定不能动的。因为落难和找工作，让他耽误了近半个月的收入，加上行李被偷，还我的300元钱，还有第一个试用期才600元工资，所以这小半年来他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不过，下个月开始如果他每月拿到1800元，那么，他的日子就会滋润多了。（我心想，难怪卢勇半年多没有再去上访了，原来他在我们这里打工，只有每月超过1000元上的收入，才能够改善他的生活质量，让他有时间和心思去干点别的什么事情。）
18
第一杯酒他先敬我，感谢我指引他来浙江瓯州打工。他说，要是没有我，他现在还在老家一个月挣500元钱，还老是拿不到现钱。这个日子就没有指望，没啥盼头了。
第二杯酒他又敬我，说他给我添了太多麻烦，又是和老板理论，又是借钱，又是蹭饭。他要是赚了钱，第一个要好好感谢的人就是我了。等回家过年的时候，如果还有机会，他一定要请我到他家好好喝酒，让他的老婆把家里最好的酒菜拿出来。
第三杯还是他敬我。他说，他这个人就是有一点，凡是绕不过弯去，半年前被警察打了，被好心人点拨，知道要先填包肚子，然后才能找人说理去。现在他的处境总算开始变好了，填包了肚子，这口气他咽不下，迟早还是要去讨回公道，可能还是要吃点苦，但是他不怕，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说不定到时可能又会来麻烦我。我劝他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何况你这是和警察在较劲，你这不是拿蛋碰石头吗？这年头，警察是什么？警察就是 - —（张成功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抬头看了看王所和我。） 就是，就是你就是讨回公道了，又不能当饭吃。何况现在老板开始看重你了，你更没有必要再去找事了，即使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也该为你老家的老婆孩子想想吧，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你家里人怎么办？
他又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我看他的脸色越来越青，不像我喝酒就上脸，喝一杯酒脸就红。他没有回答我的话，一边嚼着花生米，一边又去倒酒。看他又要端起酒杯，我慌忙用筷子拦住他说，慢着点，你这么快我怎么跟得上你，再说你再喝两杯这酒该没了。来，多吃菜！酒慢慢喝，反正长长夜，我们不急。
看他放慢了酒速，我又进一步说，卢勇你说，你要讨的这个公道就真的这么重要吗？难道你出来打工，还有比你赚钱更重要的吗？就是为了这么一点点冤枉亏，难道你又要把自己辛辛苦苦的好日子给放弃了吗？我举杯喝下半杯白酒，然后粗气大声地说，卢勇，我看你是脑子不清楚了！你和当地警察过不去，你这是自己找抽！
他缓缓地放下筷子，眼睛盯着我说，成功，可能是我读过的书要比你多些，也可能是我这些年在乡政府做文书看过的一些文件，或许也可能是我的性格吧，我就是想证明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我的，他们这样对待我一个外地人，他们是错误的，他们应该纠正的。我还想证明，在中国，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去努力，这个天下都是有说理的地方的，这个社会上的人如果受了不公都不去努力，那么今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幸，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后天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你说，我去为自己讨回公道，这有错吗？
（想不到这个卢勇还能说出这些话来，我不禁拿眼睛去看王所长，王所长正好也看我。我们便互相点点头，算是交换了意见。回想起卢勇第一次和我见面的情况，我忽然觉得卢勇这话说得，跟荧幕上一些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或者白色恐怖时期的进步学生讲的话，有些像了，简直高尚的傻气！）
其实，我是有些醉了。我已经听不懂他说的话了。这个卢勇，多读了几年书，脑子真是读坏了。他要去和警察讨回公道，那是他的事情，跟我又有什么干系？什么纠正错误，发生不幸，一个外地来的打工的，你不想着好好赚钱，去找警察干什么？躲着警察还来不及呢？反正卢勇不听我的，我也懒得多说。我就岔开他的话题了，接下去我们就用心地喝酒吃菜，各自喝完一瓶白酒，连桌子也懒得收拾，脚也没洗，电视没关，两个人就躺到了床上。
（见张成功顿住了，我插话说，那晚和第二天卢勇走前，关于他要继续讨回公道的话，他还有没有说到过什么？）
19
下半夜尿急我醒来一次，卢勇的呼噜简直就是像放烟花，一个劲地吊上去，然后就是一声炸响。可能酒喝多了，我的脑袋昏沉沉地，就是炮仗在身边炸响，我也会很快睡去的。我模模糊糊中有些印象，卢勇还说梦话，好像是说对不起桂花什么的，让她放心，他不会给娘儿俩吃亏的。我当时还想，既然你想得着娘儿俩，就该好好赚钱，别想太多什么公道不公道，外出打工谁个没有被人欺负，遭人白眼？你要享福，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家好好呆着？
第二天一早醒来，卢勇说要回去，还有事情要办。我和他在外面吃了早餐，临走他拿出一个信封给我，让我替他保管，说以后也许会有用得着，如果他没功夫来拿，让我直接交给到他老婆桂花手上。我当时就笑他，搞得像遗书似的！想不到现在还真的成了遗书。唉！对了，我得赶紧把卢勇交给我保管的信交给他的老婆，这事不能耽误！老板，领导呀，我得赶紧去一趟。
张成功说到这里，倏地站起身子，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王所长一伸手，不急！你迟些去也来得及，反正卢勇的家属在永宁县，你把那封信放哪里了？在我的宿舍里，放在枕头下面，我保管得好好地。张成功回答道。
我没料到自己在永安县还有这样的收获，卢勇居然留下一封信给自己的家人。看来，他这次去巡特警大队闹访，还真是有预谋的。我对张成功说，既然有这么重要的信件，你现在马上去宿舍，等一下我带你直接去永宁县交给他老婆，信里的内容对警方处理卢勇的后事有直接作用。
朱老板也发话，成功你快去宿舍，拿来信件就在厂里等着，我先带李主任和王所去吃饭。
我们酒足饭饱回来，张成功早已举着信件等在那里。我让张成功上车，然后与王所长和朱老板握手告别。朱老板一边点头哈腰，双手紧握我的右手，一边冲车里的张成功发话，成功你好好配合李主任，要是李主任有半点不满意，到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开车回到永宁县，没有和巡特警大队长联系，直接就去了卢勇家属暂住的小宾馆。恰好卢勇老婆因为小孩子还在睡觉，没有和三叔、孙支书他们去巡特警大队谈判。桂花一见到张成功，就惊呼你怎么来了？然后，自顾抹着眼泪不再理睬张成功。
张成功尴尬地喊着嫂子，拿出那封信递给桂花，摇头叹气说，这是卢勇十多天前交给我保管的，卢勇特别交代过要把这封信交给嫂子你。我对不住嫂子哇，直到今天才知道卢勇的事情，要不是李主任去永安县找我，我可能连你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去了也不知道。早知今日，我真后悔当时动员卢勇出来打工呀！
桂花颤抖着双手接过信，然后捧着这封信眼泪婆娑，哆哆嗦嗦，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我轻声说到，这是卢勇留给你的遗书，里面肯定有最重要的话要交代你。信里的内容可以让我们知道卢勇为什么会走上这条极端的路，也是对警方鉴定他自杀的一个重要证据。看到桂花亮起眼睛看着我，我顿了顿又说，如果下午我直接把这封信交给公安局的人，可能对你们目前要求补偿金40万极为不利。别说40万，就是20万，公安方面都不一定会给你们。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也许你不知道，但是三叔和孙支书他们就很清楚了。
桂花听我这么一说，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死死地捏紧那封信。我笑笑说，别紧张，我昨天好像也说过的。半年前卢勇到我办公室找过我，我和他也算认识了，我曾经劝他先填饱肚子，再想办法解决问题，他还是听了我的劝的。但是半年后，他却没有再来找我就跳楼了，我协助公安参与卢勇事件的善后处置，就是为了搞清楚他跳楼的真实想法，当然也有同情你们的意思在里面。
张成功在一边叫道，奥，原来那个给卢勇100元的好心人，就是李主任你呀！哎呀，嫂子，李主任是好人呀，半年前卢勇走投无路去县政府上访，就是李主任给他100元钱，让他度过难关的。你快把信给李主任，让他看看，他要是想看其实在永安县就可以看的。
20
当我小心翼翼拆开这封遗书的信封时候。其时，三叔和孙支书他们在巡特警大队会议室已经就最后的补助金额达成了共识，就是一次性由永宁县公安局补助卢勇家属30万元。在三叔和孙支书的讨价还价下，牟副局长同意，死者火化费用和家属来永宁的食宿费用也由永宁县公安局承担，家属回老家的车票和死者安葬费用的由家属自理。
我抽出信封里的信纸，一张白色的纸片信纸飘然而出，宛如一只白蝴蝶作出死亡前最后的挣扎。桂花马上顿下身子，从地上捡起纸片递给我，我看到这是一张1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单，受益人是迟桂花。我马上想到了卢勇说不会让老婆孩子吃亏的话。可是现在卢勇的跳楼死亡，公安局的鉴定是自杀，那么，这张保险单保险公司显然是不能理赔的。我看到这个叫迟桂花的女人，又一次泪水纵横，喑哑不断，以至于惊醒了躺在床上睡觉的小孩，咿咿呀呀地哭闹不息。我不禁为卢勇的愚蠢做法感到悲哀，可是我又不忍心马上告诉迟桂花卢勇良苦用心的最后回报，居然又是一厢情愿。
当晚，卢勇的家属在卢勇遗书的指引下，找到了卢勇生前的租住房屋。遗憾的是，卢勇所有的行李，加起来还是塞不满一个蛇皮袋子。
第二天一早，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这一次，卢勇仍旧早早地坐在我的办公桌旁。还是那个位置，正对着我的办公位置，背朝小黄，侧对老张。卢勇脸色泛黄，额角青黑，茶色眼镜掩盖了他的眼神，嘴上有一层细密的八字胡，露出的牙齿倒是洁白。上身还是一件绿色碎花短袖，领子开的很低，露出半个胸口，下身是一条蓝色便裤，颜色深一块浅一块，脚上着一双蓝边休闲运动鞋，有些脏。
卢勇正双手捧着一杯水，见到我进来，对我恭恭敬敬微笑，仍旧不说话。这次，我没有和他说话，我只是挤出一个苦涩的笑容，摇摇头，又冲他摆摆手。就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座位上，坐下，打开电脑，然后去开水房。等我回来时，卢勇已经不见了。
接下来，一切归于正常了。从此，死者卢勇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的办公室，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梦到过他。我的领导没有过问我参与协助公安善后处置的有关事情，我也没有写出关于卢勇跳楼自杀事件的案例分析文章。只是出于对小说创作的热爱，我写下了这篇叫《解铃》的小说。
关于卢勇遗书的具体内容，我不得不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再次声明一下：并非我在玩什么小说技巧，实在是我早已丧失了复述的兴趣。只是迟桂花在离开永宁县之前，将100元递到我的手中，反复提及这是卢勇遗书的最后一个遗愿。（完）
作者简介：
不丕，又名无算子，真名吴跃斌，1978年生，有诗歌、小说等作品发表《诗刊》、《星星》、《长江文艺》、《福建文学》、《青海湖》、《创作》、《西湖》、《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月刊》等，出版小说集《种豆得瓜》（2007作家出版社）、《焚香》（2008中国戏剧出版社），现居浙江黄岩，业余编《黄岩文学》和民刊《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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