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批知识分子演绎着感天动地的人生华章。这其中，就有一位黄岩人。他，叫周炳琳。
一、五四运动前后的洗礼，民主政治思想形成
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周炳琳生于黄岩上山周一个小手工业家庭里。七岁时，周父将其送入私塾。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陈独秀、马寅初、顾孟余、李大钊都同周炳琳有亲密的师生关系，尤其是蔡元培先生成了周炳琳一生的引路人。当时，蔡元培先生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地带。周炳琳积极参与或组织进步社团，参加了进德会、学生救国会、少年中国学会，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等。这期间，他亲历五四运动，成为五四健将、学生领袖，后得穆藕初奖学金，为学界“五大臣出洋”。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巴黎大学等留学，民主政治思想从朦胧转向清晰。
二、国民革命时期，矢志建立民主政治
国民革命时期，周炳琳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他走上了一条从教与参政相辅的道路。
李大钊是引领周炳琳走上革命道路最为重要的一位导师。1925年，周炳琳经李大钊、童贯贤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与李大钊等人联合发起了“关税自主促进会”；筹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周炳琳担任主笔并为该报撰写社论；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组织部长兼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时，推行“二五”减租；1929年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焦实斋、童贯贤等党员反对二陈包办大会代表，与十二名代表当场退出三大，不参加内定他为中央委员的选举。
1929年，他应聘到清华大学任经济系教授，拒绝教育部委派其代理清华校务，继任校长的部令，回到北大任教。担任了北大经济系的教授，出任法学院院长，在法学院允许教授开设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的课程，与胡适、傅斯年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独立评论》杂志，讨论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
周炳琳与蒋梦麟发起成立了“平津学术团体对日联合会”，起草《国立平津院校职员联合会宣言》并向南京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发出通电，表达教育界共救危亡的决心。1934年5月底，他担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兼政府委员，面对日本人的无端要求，拒不辱节，愤而辞去了厅长职务。12月，他回到北大，继续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教授。1937年4月12日，周炳琳被南京政府行政院任命为教育部的常务次长，反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强迫北京各大学解聘进步教授，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执着。
五四时期，他曾认真研读过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的书籍。1936年，他与许德珩、魏璧、劳君展选购了一批物资送给陕北的毛泽东。毛泽东亲自给这四位教授回信表示感谢。他积极营救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授，如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马叙伦、许德珩、侯外庐等教授。
西南联大时期，他将民主与自由的观念引入联大，开自由风气，使联大成为当时公认的“民主堡垒”。蒋介石接连来电邀他在国民党宣传部长和社会部长中任选一个职务，之后又想请他到侍从室当顾问，但周炳琳均以愿办教育无意政治为由加以辞谢。代理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一职时，设立教授会，体现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精神，对联大的声名鹊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国民党的独裁，派系斗争和对民主活动的暴力干涉，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政治浪潮，周炳琳开始与国民党及其政府渐行渐远。
“一二·一”惨案爆发后，周炳琳参加四烈士入殓仪式，并在公祭大会上代表联大教授会致悼词。1945年，他与张奚若发起并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大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毛电文》，要求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终止一党专制。1946年，周炳琳在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上担任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和主祭人，对国民党政府的种种暴行做了有力抨击。
周炳琳是一位真正的民主斗士。1944年参政会会议上，周炳琳将质询的矛头指向了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他的无畏和正直令在场的其他参议员们都为他捏了把冷汗。此外，他还对国民党政府所发动的围攻中共之行为予以斥责。会后，他又邀约部分参政员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慰问中共参政员。中共方面为答谢他的仗义直言，周恩来还特别派人到周炳琳家进行回访。
三、第三条道路，再寻民主政治新路
在疏离国民党的同时寻求一条“新路”，周炳琳决定联合自由知识分子组织“第三党”，达成他们建立民主政治的理想。
1948年，周炳琳同钱照昌等人组建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研究会成员包括了吴景超、潘光旦、杨振声、萧乾、朱光潜、费孝通、钱端升等北平高校的教授以及政府机关、实业界的各界人士共59人，在标榜自由主义的同时，主张“不偏不倚”的政治态度，决心走第三条道路，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
研究会还出版《新路》周刊，刊物由周炳琳负总责。《新路》共出版了30期，提出了研究会的具体宗旨，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四方面的三十二条主张。“三十二条”在当时也被看作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周炳琳的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与民主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权，希望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这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
四、暮年困惑时期，坚持初心
1948年，周炳琳坚决反对南京政府强迫北大南迁的要求，留在北平等待解放。1949年，周炳琳参加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与何思源等11位代表访晤中共负责人之一的叶剑英，积极磋商和平解放北平的事宜。
1949年后，周恩来曾来北大同教授们举行谈话会，几次提起周炳琳并感谢他在重庆时对中共代表团的帮助。但周炳琳态度冷淡，中共将这看作是他的“自处之道”，并对他采取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经教育转变后，其思想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周炳琳的思想检查得到毛泽东的直接批示。毛泽东在给彭真递交的报告上批示：“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毛泽东把周炳琳思想检查题目改名为《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并将其刊登在1952年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
他先后担任了民革中央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为罗隆基)，还出席了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周炳琳描述自己在1949年后的思想历程时称，“我从自外于人民到靠拢人民再进一步愉快地怀着信心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其一份微末的力量”，这是一个“从昏暗走向明亮”的过程。1953年到1956年间，也是周炳琳在1949年后社会活动最活跃的时期。
周炳琳一生都是在为政治而忙碌，他的晚年却是在沉寂与困惑中渡过的。
1963年10月24日，周炳琳因病在北京去世，他的人生从此落幕。
周炳琳是民国时期极具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代表性人物。他既是严谨的学者、教育家，也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参政者和议政者。他在参与政治活动中体现了士大夫的担当精神和济世情怀，强烈的政治激情和庙堂意识，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强烈愿望。他一直坚守自己的内心追求，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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