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一词，语出《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其中有“器识高爽，风骨魁奇”之句，文中的“风骨”意指人的品格、性格。本文所讲述的风骨即为此意。
杜范(1182—1245)，早字仪甫(夫)，后改成己、成之，号立斋，南宋政治家、理学家，黄岩北城杜家村人。南宋嘉定元年(1208)进士，历任金坛县尉、婺州司法参军、安吉司理参军、户部架阁文字、大理寺司直等。端平二年(1235)十二月，任监察御史。次年任太常少卿。端平三年十月，任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十二月，杜范复任御史。嘉熙元年(1237)元月二日，杜范渡江归家。嘉熙二年冬，杜范任江西宁国知府。嘉熙四年六月，回京任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次年四月，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兼中书舍人。淳祐二年(1242)六月，杜范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淳祐四年(1244)，任同知枢密院事，后以原职提举洞霄宫。十月诏回杜范任旧职，十二月，杜范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次年二月，理宗亲书“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赐杜范。淳祐五年(1245)四月，杜范病逝，终年64岁。理宗辍朝减膳3日，赠少傅，谥“清献”。五月归葬，灵车所过，聚祭巷哭。七月，葬黄岩县西70里靖化乡黄杜岭(今宁溪牌门)。著有古律诗歌、词5卷，杂文6卷，奏稿10卷，外制3卷，《进故事》5卷，《经筵讲义》3卷。现存《杜清献公集》20卷。
杜范一生正气，两袖清风。为人正直、率真，为学质朴、笃行，为官清正、廉洁。其伟大的人格光照千秋，贤相的风骨为人称颂。本文就杜范风骨的具体体现、形成背景和时代价值作简要论述。
一、杜范风骨的具体体现
嘉定元年(1208)，杜范考中进士，从而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他从最基层的金坛县尉做起，一直到淳祐四年(1244)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他一生忧国忧民、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担当有为，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论语·公冶长》指出，要判断一个人的品行，就必须“听其言而观其行”。杜范的诗文、奏议集《杜清献公集》中就留下了他的心路历程。“高人误作班行看，只是山中一布衣。”(《杜清献公集》卷四《和韩蕺山见赠绝句》)杜范虽出生于理学世家，挤身官员行列，却把自己当普通百姓看待，这是他家国情怀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州县徒劳何敢惮，万家温饱即吾庐。”(《杜清献公集》卷三《十二月初六日出郊途中值雪偶成小律诗》)“但教千里民安乐，莫使虚名为世传。”(《杜清献公集》卷三《罗年能赴兴国前诗未作尝于醉中谩成亦并达之》)“坦然宽德是居身，又有疲甿要拊循。”(《杜清献公集》卷三《借韵呈宽堂》)这些诗句很好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和爱民立场，也是他做官执政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心事崔嵬日不如，愁端丛起蔓难图。残山剩水鸟声怨，落日微云雁影孤。妙句耸闻惊昨梦，寒窗细读慰来苏。许身已在羲皇上，降志犹能念昔吾。”《次韵草堂》(《杜清献公集》卷二)诗表达了杜范对南宋朝廷内忧外患的忧虑，对家国破碎的忧思，对国事日非的忧心，体现了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以身许国的志向。“召募古来有，今者何其艰？文书急如雨，取办都保间。百夫不当十，一夫费千镮。恐被嗜利徒，无能御国患。……戮力济王功，期以斩强胡。”《募兵》(《杜清献公集》卷一)诗道出了他对国家危难的担心、担当。“纷纷富家儿，羔酒醉金帐。谁思道丐者，双脚红玳样。”《雪中成十一韵》(《杜清献公集》卷一)中的两句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异曲同工之妙，抨击统治阶级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表现出忧民、恤民、爱民的思想感情。
杜范还将忧国爱民的思想情感付诸行动，充分体现了其为官一任解民于忧患的担当精神。嘉熙三年(1239)，杜范出任宁国知府，恰逢大旱，市场绝粮。他决然打开常平仓发粮4000斛，然后劝说富户乡绅发放存粮，终于使百姓度过了灾荒。杜范到任的时候，仓库空空如也，不久以后，米余10万斛，钱数万，“悉以代输下户粮”。两淮饥民渡江者多有剽掠，杜范用计谋擒拿斩杀了其首领张世显，遣散其众，从而保护了一方安宁。(《宋史·列传》卷一百六十六)嘉熙四年(1240)五月，杜范朝觐皇帝并上疏指出：国家已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内忧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与二三大臣安居于天下之上乎？”他指出其中的原因在于当时奸相专权，以至于“纪纲陵夷，风俗颓靡，军政不修，边备废缺”。六月，因为久旱再上疏，“欲望陛下卓然奋发，厉精有为，濯去旧习，以新天下。出宫女以远声色，斥近习以防蔽欺，省浮费以给国用，薄征敛以宽民力。”七月，旱情更加严重，宋理宗亲自出马“祷雨”成功，杜范又上疏，痛陈“宫中宴赐，未闻有所贬损；左右嫱嬖，未闻有所放遣；貂珰近习，未闻有所斥远；女冠请谒，未闻有所屏绝；朝廷政事，未闻有所修饬；庶府积蠹，未闻有所搜革”，希望皇帝下诏罪己。“爱之深，责之切。”杜范的忧国忧民之心，忠君爱民之情令人动容。
2.清正廉洁的道德品质
杜范一生安贫乐道、清正廉洁，堪称典范。他虽为官30多载，甚至贵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但清修苦节，生活之简朴让人难以置信。
他衣着朴素，“身若不胜衣。”(宋黄震《戊辰修史传·丞相杜范》)
他家“有田二顷，粗给饘粥。”《拾遗》诗序说：相传有富室，公至其家，尝厚款。一日访公，遇午留食，葱羹麦饭，怒而去。公贻此诗，终身愧不敢见。诗曰“葱疗丹田麦疗饥，葱羹麦饭两相宜。请君试上城头望，多少人家午未炊。”(《杜清献公集》卷四)他“虽贵为宰辅，未尝增尺寸，室庐仅庇风雨，见者莫知为公相之居”。(宋黄震《戊辰修史传·丞相杜范》)他住的是破屋，“奇抱叹皓首，败屋挑寒灯。”(《夜读花翁诗什有感，谩成鄙句拜呈，藉以求教。痴目骇见异宝，揣摩赞叹，徒犯古人炫嗤之戒耳》)他出行时“风入破舆寒彻骨，雪穿疏幌乱沾须”(《杜清献公集》卷三《十二月初六日出郊途中值雪偶成小律诗》)。
杜范吃的是粗菜稀饭，穿的是不得体的衣服，住的是几间老屋，坐的是疏幌破舆，他心里考虑的却是“多少人家午未炊”。
杜范逝世后，南宋文学家方岳撰有《祭杜丞相文》，将杜范与司马光并论，说：“公(杜范)之与文正(司马光)，其清介同，其公忠同，其夙夜尽瘁，以遗其身者无不同兮……然而青山流水，居无五亩之园。以独乐花木之秀野而艺风烟兮，则公之贫又似乎差贤。”(《杜清献公集》卷末下)《宋史》将杜范与礼部尚书李韶并称，“以廉直著，时称李杜。”清代学者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中说，中国历史上有七个“李杜”，均以功绩人品学识廉正著称，其中有唐代李白与杜甫、李商隐与杜牧，宋代杜范与李韶等。清末学者王舟瑶撰《清献集后序》，论述南宋30多位丞相，认为杜范可称为“南渡宰臣之冠”。
3.刚直不阿的政治本色
《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杜范：“范有公辅才，正色立朝，议论鲠切。”绍定六年(1233)，奸相史弥远病死，理宗亲政，“端平更化”开始。端平二年(1235)，杜范因敢于直言被理宗看重，任监察御史。他弹劾右丞相郑清之“不量非才，妄邀边功，用师河洛，兵民死者数十万”。但郑清之是理宗登基前的老师，理宗对此不予理睬。端平三年(1236)，任太常少卿，面对朝政日坏，向理宗上疏“毋以小恩度大谊，毋以私情挠公法”。朝中郑清之等权奸当政，杜范不愿妥协，一再上表请辞，理宗又不允准。同年十月，任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皇帝侍讲侍读)。宋军收复襄阳后，因献策抗战有功，杜范被擢升为殿中侍御史。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杜范忧心忡忡，与太学诸生再三弹劾郑清之、李鸣复等人，以“鸣复不去则臣去”，表明自己的决绝态度。理宗依然没有采纳，杜范愤而辞官。
嘉熙元年(1237)元月二日，杜范回到家乡。理宗大为震愕，遣使至黄岩劝返，杜范则坚决推辞。最后，理宗无奈之下，将李鸣复调出京都任职。第二年冬，杜范出任江西宁国知州。嘉熙四年(1240)六月，回京任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淳祐元年(1241)四月，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兼中书舍人。次年任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淳祐四年(1244)，任同知枢密院事，成为国家军事主要决策者之一。此时，李鸣复改换门庭投靠新上任的右丞相史嵩之，回京任参知政事，杜范不屑与李同朝共事，离职而去。理宗急忙派遣使者将其召回，并命令城门守将不准其出城。太学诸生闻讯，上书理宗挽留，并斥责右丞相史嵩之与李鸣复等权奸误国。理宗又将李鸣复改任福州知府，杜范以原职提举洞霄宫。十月，诏令杜范回任旧职。不久，史嵩之因丁忧去职，杜范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范钟任左丞相。两人同心协力整肃朝纲，选拔贤才，驱逐史嵩之党羽。次年，理宗书写“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12字赐给他。
对皇帝敢于犯颜直谏，他的一腔忠贞在奏章中体现得最充分。他的奏章，义正辞严，直言不讳，为世所称道。端平二年(1235)，杜范任监察御史时，曾直言上疏：“三四十年之蠹习，不过一‘私’字耳，君相之私未去，则条数之颁徒有虚名。”又说，私的产生在于皇上的私憾、私予、私德，以及左右近臣的私听和大兴土木的私费，并尖锐指出：难以兴利除弊的主要原因是“陛下之私有未去也”，“陛下外有好谏之名，内有拒谏之实”。杜范话无遮拦，直言进谏。他的奏章如此，行动也是如此。杜范两次愤然辞官归里，不仅不与权奸为伍，更是对皇帝折中调和的针砭，正气凛然，并无半点媚骨。由此可见，杜范在原则问题上是我行我素、决不妥协的。
4.担当有为的奉献精神
近代作家、历史学家蔡东藩说过：“宋廷非无贤将相，如杜范、吴潜、董槐等，皆相才也。”杜范为官30多年，很长一段时间做的都是八九品的小官，他总是尽心尽责，“调金坛尉，严弓手出入，每入乡，即以己俸给从行者食，一不为里正扰。再调婺州法曹，行义乌经界，筹画曲当，村翁野媪有欲言者，必召至前，使人人得自尽，昔时侵攘隐漏之弊尽革。绍定三年(1230，宋理宗)，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六年(1233)，迁大理司直。端平元年(1234)，除军器监丞，每月点戎器，必计工役多寡良窳而上下其食，以示劝惩。”也难怪在金坛县尉任满回乡时，诗人刘宰写诗赞曰：“眼看时事废因循，官路三年子独勤。袖有新诗频教我，邑无长策可留君。”(宋刘宰《漫塘集》卷二《送杜尉范秩满还天台》)
端平三年(1236)十月，杜范任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皇帝侍讲侍读)。蒙古军铁骑进犯，襄阳失守，江陵告急。杜范向理宗呈送《论襄阳失守札子》的御敌之策，被理宗采纳，先取得江陵之战的胜利，继而收复襄阳。因献策抗战有功，被擢升为殿中侍御史。
杜范所处的时代，正值南宋渐趋衰亡的宁宗、理宗统治时期，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内有权臣擅权，台谏失职，民生凋敝；外则蒙军犯边，边警不断，边防不稳。面对南宋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杜范忧心如焚，接任丞相位仅一个月，即上《相位五事奏札》，提出革新政治、整顿吏治的施政纲领。“五事”即正治本、肃宫闱、择人才、惜名器、节财用。接着又上《相位条具十二事》，制定了各方面的规则措施。这“十二事”是：一公用舍，二储才能，三严荐举，四惩赃贪，五专职任，六欠任使，七抑侥幸，八重阃寄，九选军实，十招土豪，十一理沟洫，十二明急务。从用人、治边两方面整顿朝纲与巩固边防，充分展现了杜范非凡的政治才能。
淳祐四年(1244)是杜范仕途上的关键一年，从同知枢密院到右丞相兼枢密使，成为皇帝以下最重要的行政、军事决策者，他的政治抱负终于有机会得到施展。这一年也是抗蒙御敌保卫家园的关键一年，宋军取得合肥、寿春之战的决定性胜利，南宋王朝得以延续数十年。这年春，蒙军重兵包围淮河北岸的寿春城，年底以舟师断河中流，并增军合肥击败南宋援军，形成三面合围，寿春孤城危急，朝野震惊。在此关键时刻，杜范临危不惧，亲赴前线指挥，运用突出的军事才能，协调各路兵马，水陆两路夹攻蒙军，形成反包围，终使蒙军兵败北撤，北线堡垒仍巍然屹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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