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黄岩县委、县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保护和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政策性文件。11年以后，股份合作制被写进了党的十五大报告。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指出：“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段话，是对股份合作制的充分肯定，也彰显了黄岩超前出台这一政策性文件的时代价值，凸显了它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它确实是一篇历史性文件，应当载入史册。这个历史文件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黄岩人民的创造，集体智慧的结晶。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民集资办企业以后，黄岩民间开始出现了以“打硬股”方式创办的企业，当时人们对它还感到陌生。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对企业性质这一栏，也不知道该怎么填写，开始时就填为乡镇企业，后来才出现了合股企业这个名字。再后来才科学地定名为股份合作制。

　　1986年1月，时任浙江省农业厅厅长的孙万鹏来黄岩兼任县委书记。他到黄岩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调查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中一个重要课题是所有制结构，也就是经济发展模式。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温州，着重发展个体经济，“船小容易掉头”；苏州等地着重发展乡镇企业，“船大能抗风浪”。县委县政府研究后认为，地处两者之间的黄岩，应当取两者之长，结合实际，倡导“四个轮子一起转”，让国有、县属集体、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各展所长，特别是合股企业，适合当地土壤。这种把股份制和合作制结合在一起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既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又是劳动者的资本联合，其性质显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它的特点是，创办企业者，既是员工，又是股东，资金自筹、人员自聘、领导自选、经营自主、盈亏自负、分配自定，可以集百家资，聚百家力，促百家兴，致百家富。它既聚集了劳动力，又聚集了资本，而资本可以转化为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有了这三个要素，就组成了生产力。因此，它天然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需要大力提倡。

　　为了尊重群众首创，保护合股企业这个新生事物，促其健康发展，孙书记一面让县委农工部进行专题调研，一面和县长王德虎同志一起，三次到合股企业比较发达的石曲乡进行实地考察，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在考察中，他俩发现，多数企业都办得不错，但也有一些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特别是普遍存在着“成长的烦恼”，也就是赚了钱怎么办？大家既不敢进行股份分红和劳动分红，怕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没有意愿把它留在企业扩大再生产，而是“要求”上缴给乡政府，错误地认为这样才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上保险。他俩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哪里来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

　　当时，路桥镇有几家合股企业建筑工程队，都办得不错，特别是路东工程队(腾达集团的前身)，大家吃苦耐劳，敢于啃硬骨头，在上海、杭州等地承建了几个重大市政工程项目。因为业绩良好，年终盈利颇丰，按照承包合同规定，给承包人叶洋友发了一笔丰厚的分红和奖金，他也因此被认为是功臣，戴上了大红花，可是突然刮来一股“左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罪人”，被抓了起来，法院准备判他七年徒刑。孙书记发现后，心急如焚，立即亲自找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袁芳烈。在他的亲自过问下，叶洋友迅速获释，此后又被评为劳动模范。孙书记就此发问：是功臣还是“罪人”都搞不清楚，怎么发展经济？叶洋友被抓后，在孙书记积极干预的同时，王县长带着我(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和县建设局长赵润普，三人一起奔赴上海，找到在控江路铺设地下排污管道的路东工程队施工队伍，召开班组长会议，以稳定军心，又找到虹口区区长，表示黄岩县委县政府坚决支持路东工程队的态度，让他们放心，不要因为叶洋友被抓而影响工程实施。

　　通过对石曲乡的实地考察和对叶洋友的保护，结合面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孙书记和王县长认为，为了呵护合股企业这个新生事物，促其健康成长，亟须制定一个政策性文件。他俩坚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从中汲取营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形成了政策构想，出台一个政策性文件的时机逐步成熟。

　　当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许多人还在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上纠结彷徨。要出台这样一个红头文件是有巨大政治风险的，但是，他俩敢冒风险，勇于担当。俩人曾在一次闲谈中坦露心迹，半开玩笑半是认真地相互鼓励。万一上头怪罪下来，追究责任，俩人愿意共同承担，大不了一起回家卖红薯，一个烧，一个卖，还是要做好搭档。封建时代“七品芝麻官”尚且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情怀，今天，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岂能计较个人得失、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甘当“太平官”？他俩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义无反顾，最终拍板，共同签发了“红头文件”。

　　红头文件颁发以后，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他们反映，有了这样一个红头文件，就像吃了“定心丸”，办企业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也有的说，这个红头文件就像指南针，指明了前进方向。还有的说这是“动力源”是“促进剂”，今后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办好企业，发展经济。

　　在这个红头文件的指引下，合股企业就像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拔节生长，极大地促进了黄岩的经济社会发展。包括股份合作制经济在内的经济高速增长，加速推进了城镇化进程，3年后，名列全省“十强”的黄岩撤县设市，5年后，名列全国百强县(市)，随后又获评全国明星县(市)。

　　10年以后，时任中国水稻研究所党委书记的孙万鹏，仍然牵挂着黄岩。他让我了解一下股份合作制经济发展的状况。当时我虽已离休多年，还是遵嘱找有关部门作了一些了解，整理了一份材料。据统计，1996年，黄岩撤市后分设的黄岩、路桥两区，共有股份合作制企业2393家，占企业总数的57.44%。当年的合股企业，几乎都是小微企业，此时大多上规模，其中不乏“小巨人”、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也有的已成长转制为上市公司，乃至名列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经济建设挑大梁。10年间，两地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37.86%。发展势头之好，发展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欣慰。

　　今年是黄岩颁发全国第一个保护和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政策性文件40周年。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回想20世纪60年代，黄岩曾经率先实现粮食亩产上纲要、跨双纲，荣获国务院嘉奖，享誉全国，名扬四方。80年代，又颁发了全国第一个保护和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政策性文件。这种首创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发扬光大。敢为天下先，再创新辉煌，这是对黄岩首发这个历史性文件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