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说“江湖派”，其中有些人只不过是当时政治上没有地位的，装作名士，游山水，说大话，有的以诗为敲门砖，借名士身份干谒公卿，作为猎取名位追求利禄的手段，甚至诽谤要挟，不择手段，“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屋居。”(方回《瀛奎律髓》)应当说是一些以干谒诗为乞求手段的文丐。钱塘有个附庸风雅的书商陈起，出钱刊印了《江湖诗集》及《续集》、《后集》等，不分好坏良莠，把他们的诗都收在一起了，清代收入四库全书，编为《江湖四集》及《后集》，包括了109人的作品，故后人称之为“江湖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之末年，江西一派与四灵一派合并为江湖派，猥杂细碎，如出一辙，诗以大敝也。”其实江西与四灵并未合并，也非由他们而生出个江湖派来。所谓江湖派大致上是一些“名士”们的诗作，既无明确宗旨，也无严肃主题，更因逢迎唱和而显得猥杂细碎，只是把戴复古、刘克庄、刘过诸人也放进去，江湖派与这三位当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如果把戴复古也放在江湖派中，那当然是鹤立鸡群的了。首先是他的写作态度，“作不可计迟速”，赵汝腾说他：“每得一句，或经年而成篇。”(《石屏集》序)正是呕心沥血，俨然一位苦吟诗人。瞿佑在《归田诗话》中详尽地记下了一则极其生动的例证：“复古曾见夕照映山，得句云：‘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欲以‘尘世梦中梦’对之，而不惬意。后行村中，春雨方霁，水潦纵横，得‘春水渡傍渡’句以对，上下始称。然须实历此境，方见其妙。其苦心搜索，即此可见一端。”其认真严肃、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比之贾岛也当之而无愧。
戴复古在长期漫游中，把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倾住于笔端，写下了不少脍灸人口的风景诗，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如对岳阳楼，自范仲淹一篇名记之后，几无后人可继，戴复古登斯楼而作《柳梢春》一词：“袖剑飞吟，洞庭青草，秋水深深。万顷波光，岳阳楼上，一快披襟。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在祖国山河破碎的现实面前，从坎坷遭遇的实际出发，面对名楼胜景，豪放之中自有深沉，末句于忧国忧民的感慨之外，尤富有哲理：青山水不改，人事尽沧桑。山河壮丽而忧愤倍深，以“有我之境”把岳阳楼、洞庭湖、君山的绮丽风光描绘得有声有色，从而更突出了“变尽人间”的无限深切的悲凉惋叹。在诗人眼中，一切景物均与国事民生切切相关，以情驭景，景倍生情，情景融和，决非为写景而写景的孤立平面的死景可比，这正是戴复古写景诗的独特之处，这首词可谓戴氏写景诗词风格的代表。
此外还有《江阴浮远堂》一诗：
“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也是把爱国之情融和于眼前之景中的。无山本可平畴远眺，视野更为宏大，却不意跌出如此深远的国家命远的题旨，风景诗而不离时事，其“伤时忧国，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姚镛《石屏集》跋)
即使是“纯写景”的诗，也达到“天然不费斧凿痕”的境界。如选入《千家诗》的《初夏游张园》：“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批杷一树金。”眼前乳鸭、熟梅、枇杷等初生的和成熟的均为一片金黄，在半晴半阴的背景下，更幻出盎然生意，显得丰收的喜悦。末句更广为传颂，简直使枇杷身价百倍。
戴复古的写景诗诗中有画，一首诗就如一幅小窗横幅，如《江村晚眺》：“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船阁岸斜。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多么明媚的江村晚景，寥寥二十八字，把江头、落日、平沙、退潮、渔舟、白鸟、芦花各种色彩的各种事物，组合成一个静中有动的有机的艺术整体，“人”成其中点睛之笔，形象鲜明，把一切静物(包括并立的白鸟)都变为生趣盎然的、和谐的、静谧的、富有动态的自然世界，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同代人赵汝腾评论戴复古的诗风说：“石屏之诗，平而尚理，工不求异，雕锼而气全，英拔而味远，玩之流丽而情不肆，即之冲淡而语多警。”(《石屏集》序)确是公允而确切的。邑人、挚友吴子良称其诗曰：“清苦而不困于瘦，丰融而不豢于俗，豪杰而不役于粗，宏放而不流于漫，古淡而不死于枯，工巧而不露于斫。”这确是辩证的道出了戴氏集江西派和四灵的优点而扬弃其糟粕，故能独树一格的真谛，集各家之长而把握分寸，恰到好处地形成自己的风格。戴氏自云：“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谁解学西昆?”(《望江南·自嘲》)正是得失寸心知，自有独到的见解，道出了继承与创新的精髓。他的老师，理学家真德秀说：“戴君诗句，高处不减孟浩然。”当是指田园诗而言，言其境界亦颇高矣！他是“江湖派”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奉之为“江湖派”首领，是当之无愧的。他是南宋晚期以布衣为特色的爱国主义、现实主义诗人，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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