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徐先得(1888—1941)字月亭，号士达，浙江嵊县东乡潇溪(今嵊州市下王镇小溪村)人。民国时期地方官员，曾在浙江杭州、临安、义乌、金华、兰溪、绍兴、黄岩、长兴、海宁、新登(今浙江富阳)、孝丰(今浙江安吉)以及重庆等地任职，有政绩，且事迹鲜为人知，而只简录于黄岩、富阳、安吉等地方志。本文结合宗谱、方志以及其他可觅得的史料，就其生平事迹略述一二。
徐士达其人其事，略载于浙江《富阳县志》《富阳新登镇志》《安吉县志》《黄岩县新志》，惜不见于其家乡《嵊县志》(1989年版)和《嵊县志(修订本)》(2007年8月版)，亦失载于《嵊州市志》(2007年9月版)。现根据既有史料做一梳理，以补阙如。
一、宗谱考证
考嵊县潇溪《剡东徐氏宗谱》(萃裕堂重修，民国二十二年版)和《剡东徐氏宗谱》(剡东潇溪徐氏宗谱续修委员会重修，2015年版)，两谱于卷之三“上宅大四房三房派三十七至四十一世系图表”及“从衡长子先得”记载： (徐)从衡长子(三十八世)先得，行雄二百廿七，字月亭，号士达，生于清光绪戊子年二月廿三未时，卒于民国辛巳年十月初八寅时，葬天养坪，座西北向东南。配张氏，娶妾董氏、丁氏。妻张氏未生，妾董氏生有一女：采霞，小妾丁梅兰生三子：苕生，再生，荣生。苕生，再生，均无后嗣；荣生，行豪五百四十七，配施爱娟。荣生子淇昉，行傑，配缪淑玲；淇昉子仕扬，行齊。
由上可见，谱载其名，即为家族历史之见证，亦是人生籍贯之根源。
二、生平考略
据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档案局提供的档案《浙江省接近战区孝丰、临安、于潜、昌化、新登等五县义勇警察名册》记载： 徐士达，驻临安县第四保。
据《黄岩县新志》(民国)卷三十七·职官(上)《黄岩县公署官佐一览表》第103页记载： 徐士达，浙江嵊县人，曾于民国九年任黄岩县承审员(接王乃张职)。黄荣晋，民国十年二月接徐士达职。
民国9年(1920年)至次年(1921年)二月，徐士达任黄岩县承审员。承审员是民国时期官名，由高等法院委任，主要职责是协助县长(知事)审理诉讼事件。
据《富阳县志》(富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纂，1993年8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98页)记载： 徐士达(浙江嵊县籍)于民国21年4月至(民国)22年8月任新登县知事(县长)。
又据《富阳新登镇志》(富阳县新登镇志编纂办公室编，1994年3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61页）记载： 徐士达，(民国)21年4月至(民国)22年8月任新登县知事(县长)。
徐士达任新登县(今浙江富阳)知事(县长)在1932年4月至1933年8月，历时一年四个月。
据《安吉县志》(1994年版，第373页)记载： 徐士达，浙江嵊县人，于民国22年8月至(民国)25年12月在浙江孝丰县任县长。
可知，徐士达于1933年8月至1936年12月任孝丰县(今浙江安吉)县长，历时三年四个月。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现任公务员登记册》(徐士达档案，编制于民国26年即1937年)记载： 徐士达，别号先得，男，籍贯浙江嵊县，住址嵊县东乡潇溪，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别科毕业，曾任浙江省会警察局科员，杭县地检察厅帮办检察官，义乌县禁烟委员，金华道尹公署科员，兰溪、绍兴、黄岩、长兴各县承审员，海宁县县长，浙江民政厅科员。 民国十九年十月，任浙江杭县县政府科长，二十年一月卸职。其中， 十九年十二月，任浙江省财政厅稽查员。 二十年二月，改任浙江省第二区营业税征收局局长；同年七月，升任浙江省财政厅科长，同时卸任浙江省第二区营业税征收局局长；二十一年一月卸职。 二十一年四月，任浙江新登县政府县长，二十二年八月调任次职； 二十二年八月，任浙江孝丰县政府县长(九月到职)，二十五年十月卸职。
该公务员登记册说明本次任用的理由是： 甄别审查与甄别审查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相符，认为合格，依原官等级，给予委字第七千四百二十号证书。
公务员登记册中提及的嵊县东乡潇溪，即今嵊州市下王镇小溪村。但未提及民国25年(1936年)10月卸任孝丰县县长之后的职务，也无附“委字第七千四百二十号证书”内容，故不知晓徐士达孝丰县卸职后详情。不过，据上可厘清自民国19年(1930年)10月至民国25年(1936年)10月徐士达的任职经历，详细如下：
民国19年(1930年)10月至民国20年(1931年)1月，浙江杭县县政府科长，其中民国19年(1930年)12月已任浙江省财政厅稽查员。
民国19年(1930年)12月至民国20年(1931年)2月，任浙江省财政厅稽查员。
民国20年(1931年)2月至7月，改任浙江省第二区营业税征收局局长。
民国20年(1931年)7月至民国21年(1932年)1月，升任浙江省财政厅科长，同时卸任浙江省第二区营业税征收局局长职。
民国21年(1932年)1月至4月，不详(登记册中有备注：以次职审查合甄审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资格)。
民国21年(1932年)4月至民国22年(1933年)8月，任浙江新登县政府县长。
民国22年(1933年)8月(9月到任)至民国25年(1936)10月，任浙江孝丰县政府县长。
根据杭州市富阳区档案馆《浙江省第二区营业税征收局公函第一号(中华民国二十年二月廿五日)》档案记载：“浙江省政府〔政字〕第五三三号，兹任命徐士达为浙江省第二区营业税征收局局长。”可确证徐士达任此职的时间，与前引公务员登记册中的有关记载相符。
再根据嵊州市萃裕堂《剡东徐氏宗谱》(2015年版)卷之一，录有“三十八世裔孙士达”撰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的《徐氏重修宗谱序》，序云：“吾族徐氏自宋季迁居剡东潇溪……余时方摄篆新登，久离乡邑。”徐士达撰谱序时，任新登县县长还不满一年，故云“方摄篆新登”。宗谱序文所述与公务员登记册亦可互证。
据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政府检送现任新登县长请荐案证明及履历清册》(徐士达档案)，内附履历、备考及任命状等材料，其记载： 徐士达，男，年龄45岁，籍贯浙江嵊县，地址嵊县东乡潇溪。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第二班别科三年毕业。民国十六年二月(1927年2月)任海宁县县长，民国十六年九月(1927年9月)任浙江省民政厅第一科科员，民国十九年二月(1930年2月)任浙江省财政厅稽查主任，民国二十年二月(1931年2月)任浙江省第二区营业税征收局局长，民国二十年七月(1931年7月)任浙江省财政厅第三科科长，民国二十一年四月(1932年4月)任新登县县长。
徐士达自民国16年(1927年)2月任海宁县县长，到民国21年(1932年)4月任新登县县长，履历及时间足够清晰。另一份浙江省档案馆馆藏“重庆朱家骅发浙江省政府电文”，事由为：“拟请徐士达赴渝襄助。”时间为：“(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十五时。”
朱家骅(1893—1963年)字骝先，浙江湖州府吴兴县(今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政委会代理秘书长。1936年冬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37年12月由黄绍竑接任。1938年11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因此，徐士达赴重庆襄助朱家骅，当在1939年3月14日之后。
徐淇昉祖母在世时，曾向徐淇昉聊及其祖父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后以其号士达为名。卸任孝丰县县长之后，一直在浙江省政府铨叙处工作，后来才赴重庆国民政府工作。其祖母清楚地记得，其祖父带着三位夫人，其姑妈、二位伯父和父亲，一家八人，于民国30年立秋日(1941年8月8日)离开重庆，因其祖父有病在身而先回杭州西湖边的居所休养，后来病重才回老家潇溪。徐淇昉祖母作为当年徐士达的身边人，亲历其事，其口述当予采信。
故自孝丰之后到赴重庆国民政府之前的经历，虽因史料暂未获得，但也能佐证徐士达卸任孝丰县县长之后的职务。正如前引登记册中所言“依原官等级，给予委字第七千四百二十号证书”，即工作在浙江省政府铨叙处，级别与孝丰县县长相同。
综上，可知徐士达卸任孝丰县县长之后，应当在浙江省政府铨叙处工作，时间为民国25年(1936年)10月至民国28年(1939年)3月，而赴重庆国民政府协助朱家骅工作的时间为民国28年(1939年)3月至民国30年(1941年)8月。惜史料暂缺，在重庆国民政府任何职，经历如何，暂时无考。
再就徐士达自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别科毕业至民国16年(1927年)2月任海宁县县长之前的经历作一分析。
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后，学习法科成为入仕捷径。而学部设立“法政别科”的立意起点，在于安排“举贡生监”等科举之人的出路。但法政别科存续时间并不长，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办，至1915年教育部禁令停办，仅十年时间。【注1】 浙江公立法政学堂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年)，宣统二年(1910年)更名为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注2】这应在增韫任清朝最后一任浙江巡抚(1908—1911年在任)之时。增韫曾提出：“设审判研究所及法律别科乃实在情形。”【注3】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十九日，学部议复《浙江巡抚增韫奏请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时，改定法政学堂章程，允许创设私立法政学堂。同年，学部改定《法政学堂章程》，学堂设正科、别科、讲习科。民国肇建，教育部着手整顿法政教育，于1912年10月22日公布《专门学校令》【注4】，将别科删除。但迫于民初急需法政专门人才的情势，亦为实现平稳过渡，于25日又公布《教育部暂准法政专门学校设立别科令》【注5】，同时规定必须在1915年7月31日前停止招收别科生。
徐士达入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别科的时间约在民国元年(1912年)，政法学制三年后毕业，为民国4年(1915年)。查阅《剡东徐氏宗谱》，载录有徐士达于民国五年(1916年)监修《剡东徐氏宗谱》时所撰序文，其序云：“自丁酉以来，经宣统而民国，迄今又二十载。历年虽曰未远，而齿口加繁，诚恐年久迹灭，祖德不彰，昭穆失序，将来之着手愈难。客岁归自兰江，因倡议重修，商诸尊长，佥曰事不可缓。”此序文时间为“民国五年三月”，与“客岁”相符；丁酉年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距撰序的民国五年(1916年)正好20个年头，故序云“迄今又二十载”。又据另一篇徐士达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所撰的《剡东徐氏宗谱》序：“丙辰之岁，余归自兰皋，会与父老，创议重修，告成于庙，相隔仅十有七年……宗族观念之弥漫，亦即民族思潮之萌檗，诚能发挥光大，蔚为国魂，炎黄之灵将式凭之。吾于兹谱之成，盖犹有厚望焉。”则可知此序文写于民国22年(1933年)四月。
民国五年三月《剡东徐氏宗谱》序文尾页
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剡东徐氏宗谱》序文尾页
徐士达先后两次为《剡东徐氏宗谱》作序，第一次在民国5年，第二次在民国22年，而第二篇序文中提及的“丙辰之岁”即民国5年，与第一篇序文中的时间“民国五年三月”相合，前后相隔17年，这与剡东徐氏家族两次修谱的时间完全吻合。这也说明，民国5年(1916年)徐士达已完成学业，在外任职，并于本年回乡监修宗谱。故可知徐士达入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的时间为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4年(1915年)。
黄岩县承审员后，至任海宁县县长前，只有长兴县承审员一职，未见其他任职履历，则将徐士达在长兴县任职的时限厘定为民国10年(1921年)2月至民国16年(1927年)2月。
综上，徐士达的履历及年谱简述如下：
徐先得(1888.04.08–1941.11.26)字月亭，号士达，浙江嵊县(今浙江嵊州)人，终年54岁。
清光绪十四年二月(1888年4月)，1岁 据《剡东徐氏宗谱》记载，清光绪戊子年二月廿三(1888年4月8日)出生。
民国元年(1912年)7月至民国4年(1915)7月，25岁至28岁 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第二班别科，三年后毕业。
民国4年(1915年)7月至民国9年(1920年)，28岁至33岁 曾任浙江省会警察局科员(后派驻临安义勇警察局第四保)，杭县地检察厅帮办检察官，义乌县禁烟委员，金华道尹公署科员，兰溪县承审员，绍兴县承审员。
民国9年(1920年)至民国10年(1921年)2月，33岁至34岁 任黄岩县承审员。
民国10年(1921年)2月至民国16年(1927年)2月，34岁至40岁 任长兴县承审员。
民国16年(1927年)2月，40岁 任海宁县县长。
民国16年(1927年)9月至民国19年(1930年)2月，40岁至43岁 任浙江省民政厅第一科科员。
民国19年(1930年)2月至民国20年(1931年)2月，43岁至44岁 任浙江省财政厅稽查员、稽查科主任，其中，民国19年(1930年)10月至民国20年(1931年)1月，任杭县县政府科长。
民国20年(1931年)2月至7月，44岁 改任浙江省第二区营业税征收局局长。
民国20年(1931年)7月至民国21年(1932年)4月，44岁至45岁 升任浙江省财政厅第三科科长，同时卸任浙江省第二区营业税征收局局长。
民国21年(1932年)4月至民国22年(1933年)8月，45岁至46岁 任浙江新登县(今浙江富阳)政府县长。
民国22年(1933年)8月至民国25年(1936)10月，46岁至49岁 任浙江孝丰县(今浙江安吉)政府县长(1933年9月到任)。
民国25年(1936年)10月至民国28年(1939年)3月，49岁至52岁 在浙江省政府铨叙处工作。
民国28年(1939年)3月至民国30年(1941年)8月，52岁至54岁 赴重庆国民政府工作，襄助朱家骅。
民国30年(1941年)11月，终年54岁 是年8月8日(闰六月十六)因病先回杭州休养，后回家乡，同年十月初八(11月26日)，病逝于浙江嵊县东乡潇溪(今浙江嵊州市下王镇小溪)村。
三、政事鳞爪
关于徐士达在家乡潇溪倡议重修并监修宗谱之事，前文已略述，通过两篇序文，可感知其宗族观念和家国情怀，亦可窥其人其德。而其地方从政的事迹和心系民生的立场，亦可从已觅得的一则新闻报道和他所撰的两篇论文中一见大略。其所请命与谋划，均与孝丰县(今浙江安吉)相关，现作一爬梳，以佐证其人其事，其性其情。
一篇是浙江图书馆所藏的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二日《申报》上的新闻报道《各团体筹赈各属旱灾》。报道云： 湖属救灾委员会办理以来，进行尚称顺利，闻湖州旅外人士，对于本年梓乡旱灾弥切关怀。该会叠接京、汉等处同乡函复，均愿乐予赞助，现正在努力劝募中。……该会昨又接孝丰县县长宥电乞赈，探录如下：
上海湖社公鉴：案据本县农会、教育会、妇女会各团体呈称，窃属邑山多田少、人口稠密，民食本属缺乏，今岁入夏以来，积月不雨，禾稻黍薯，悉遭旱枯。虽经防旱有方，但秋收既届，而百分九十之山陇田亩，颗粒无收，饥民十万，待哺嗷嗷，灾情之惨，莫可言状。职会等有鉴于斯，谨特联衔呈请鉴核，准予转呈拨赈救济，以苏民困等情。据查，本县僻处山陬，地本穷瘠，益以旱荒，元气大伤，转瞬冬寒，灾民嗷嗷，亟待赈济。素仰贵社仁风高义，恫瘝在抱。据呈前情，用呼庚癸，务乞慨赐巨款，或惠棉衣，庶万余灾黎得免冻馁。嘉拜鸿赐，岂有涯涘，临电翘企，盼先示复。孝丰县县长徐士达叩宥(印)。 灾情严重，待赈孔亟，可见一斑云。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二日申报
申报.奏文
湖社是湖属六邑，即吴兴、孝丰、长兴、安吉、德清、武康旅居在外者，以上海为总部，在南京、武汉、湖州等地设立事务所的全国性同乡团体组织。民国时期，湖社对湖州的公益活动主要贯穿于19276到1937年这10年间，在上承民意、下达政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注6】
新闻报道中提及湖州1934年夏遭受的严重旱灾。徐士达时任孝丰县县长，恰逢大灾，心系百姓的他，为民请命，特向湖社宥电乞赈，以苏民困。正如报道结尾所言：“灾情严重，待赈孔亟，可见一斑云。”
《改进孝丰县竹帖产销之研究》论文首页
《孝丰竹产衰落之主因及救治策》论文首页
另两篇由徐士达撰写的文章均与孝丰(安吉)竹产业有关，分别为刊载于《浙江合作》上的《改进孝丰县竹帖产销之研究》【注7】和《浙江省建设月刊》上的《孝丰竹产衰落之主因及救治策》【注8】。二文主旨和内容相同，尤其是救治策一文，在深入分析孝丰竹产衰落主因的基础上，详细地提出了救治之策。全文洋洋四千多字，俨然主政孝丰、力扫积弊、惠及竹户、振兴竹乡的施政总纲。文章指出，竹帖作为“孝丰社会经济所恃为唯一之生命线，自逊清以降，日趋衰落”的实际，“虽曰基因于环境之造成，亦由于人谋之不臧”，然后具体分析了孝丰竹产业“产销方法落后”“运销市场被沪商操纵垄断”“地产竹资源品质退化”“缺乏周密之行业保护组织”等四方面衰落的主因，针对性地提出“严密竹户组织，调整保护产销机构，设立林业合作社”以及“县政府加强领导和指导”的救治良策。最有效的措施，应当是在原林业联合会丧失管理效能的情况下，徐士达直接领导并成立孝丰县林业合作社，健全组织机构，加强内部团结，主张公平正义，革除恶习积弊，使孝丰的竹产业重新由衰落无序走向有序发展。
文中提到：“林业合作社社章及业务细则纲要，均于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由县召集竹户开会议决，并确定筹备员，订颁筹备程序，分投征取竹户同意，期于二十五年二月十日正式成立。”
可知，孝丰县林业合作社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36年2月10日，其时，徐士达任孝丰县县长已两年半，对县情民情已了如指掌。期间，孝丰县遭受1934年和1935年连续两年大旱，民生亟待纾困。基于深入调研和系统思考，徐士达实行新政，正当其时，切中肯綮。
参考资料： 1.杨凌燕《清末民初法政别科考》，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01期。 2.浙江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通志·教育志》(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第713—716页。 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878页。 4.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第471—472页。 5.璩鑫奎、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75页。 6.周虹《精英与桑梓：湖社对湖州的公益活动(1927—1937)》，东华大学，2012年。 7.浙江图书馆藏《浙江合作》，1936年第3卷第21期，第11—13页。 8.浙江图书馆藏《浙江省建设月刊》，1936年第9卷第9期，第4—11页。
作者：刘雨昕、徐淇昉
以上图片由徐士达之孙徐淇昉提供，档案史料古籍图片，仅供阅览，禁止拍摄、复制、下载等引用，版权归属徐淇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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