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学说中，有一个著名的“亨廷顿悖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荡。而中国以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打破了这一悖论。20年来，浙江的实践就是两大奇迹的生动样本。
从2003年到2022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从9200亿元增加到7.77万亿元，经济规模超过了发达国家荷兰；社会保持安宁稳定，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一直位居全国前列，是公认的最具安全感省份之一。
奇迹不会从天而降。20年前，面对经济高速发展中社会治安、公共安全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擘画“八八战略”，找准了发展、改革与稳定间的着力点。2004年，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战略决策。
一张涉及各领域的“大平安”蓝图描绘至今，浙江充分调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因素，以人民为中心筑牢了平安之基。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省域层面的生动实践，成功破解转型发展中的难题，也为应对未来变局带来的挑战提供了经验。
高站位引领——
“大平安”，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一脉相承
“我们提出的‘平安’，不是仅指社会治安或安全生产的狭义的‘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
——2005年2月25日浙江日报《之江新语》栏目《平安和谐是落实科学发展观题中之义》
什么是安全感？这是社交平台上中外网友特别爱讨论的话题之一。有人说，安全感是夏夜“撸串”的安心畅快；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平稳有序；是渔船出海的顺风顺水……每个人需要的安全感，细微而独特；对一个地方一个国家而言，所需提供的安全感则普遍而宏阔。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涵盖了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
浙江率先探索实践的“大平安”理念，正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省域层面的雏形和萌芽，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一脉相承、具有内在一致性。
2002年，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时，浙江正处于经济加快发展的黄金期，也是各类社会矛盾的凸显期。
经济发展快了，为什么事故反而多了？老百姓富了，为什么安全感反而降了？……经济高速增长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和代价不断上升，困扰着浙江的干部和群众。
经过广泛而深入的调研，2004年4月22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建设“平安浙江”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要开展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平安浙江”建设。当年5月10日至11日，浙江省委召开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由此，浙江成为全国最早提出并全面部署“大平安”建设战略的省份。
“大平安”理念蕴含着全面、系统的观点。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能互相割裂。建设“平安浙江”，既是“八八战略”的深化、细化、具体化，又是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重要保证。
一手抓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报表，20年一以贯之，浙江各级领导干部的案头，始终放着这两张报表。平安建设“一把手”负总责，与经济建设同部署、同督导、同考核，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每月像分析经济形势一样，分析社会形势。
在丽水，市县乡三级党政部门领导每月中旬都会收到一张“三色预警”的平安报表：绿、黄、红三种颜色，分别代表“好”“不到位”和“问题突出须尽快解决”三种情况。这张报表，其实是一份社会治理整改的责任清单，推动平安建设精准落地。
在各级党政换届、人员变动时，平安责任与经济责任都要实行“双交接”，如因没办理交接手续或交接不清，造成平安建设工作重大失误或严重不良影响的，会被严肃追责。
平安建设永远在路上。如今的浙江，每到阳春三月，“你的家乡问‘鼎’了吗”，都成为各地干部群众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个“鼎”是浙江专门为平安建设而铸的荣誉鼎——平安鼎。这背后是一套成熟的大平安考评指标体系，涵盖政治稳定、社会治安、经济秩序、安全生产、食药安全、生态安全、基层治理和人民生活等8个维度近100项指标，检验各地平安建设成色。并且，考评不是一次定终身，而是每年都要翻篇归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调整修订考核指标。
20年来，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浙江走出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上行线和各类案事件持续下降的下行线，向最安全最公平最具活力的省份迈进。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深有感触地说，全面建设“平安浙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载体，为实现浙江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成为推动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宝。20年来，浙江根据这一“大平安”理念，提出“五个更加”的总体目标和“六个确保”的具体目标，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了鲜活的浙江样本。
高水平统筹——
系统治理，形成深化平安建设强大合力
“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构建社会平安与和谐。”
——2004年12月20日，习近平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社会治理是平安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从“单枪匹马”到“群策群力”，是安吉县社会治理中心调解员王正平对平安建设最切身的感受。日前，他刚处理了一起劳资纠纷。虽然纠纷已有些年头，但他与入驻社会治理中心的人社、司法等部门工作人员合议，梳理劳务关系、找寻法律依据、联系关键人物，很快就促成劳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讲法也讲情，老百姓最看重的是有个说理的地方。”王正平说。
在浙江各个县(市、区)都有这样的社会治理中心，老百姓进一扇门，就能“要个说法”，处理一系列的烦心事。中心整合了各部门的力量，群众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社会治理中心正是当年矛盾联调中心不断迭代的最新升级版。2005年，浙江在总结各地建立矛盾联调中心、治安联动中心等做法的基础上，在全省推广建立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
“20年来，我们以整体政府的理念，运用系统思维，不断建立健全社会形势定期分析制度，落实各地、各部门单位在平安建设中的职责任务，统筹各类要素、各个领域、各方资源、各种手段，努力做到风险共防、难题共破、责任共担，来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
迈向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必须要以共治善治为基本目标，以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为重要支撑，深入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的改革创新，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全国唯一的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就是一项跨部门跨层级的改革。其核心在于进一步整合行政执法资源，实行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推动执法重心下移，提高行政执法能力水平，提升守护“大平安”的能力。
如人们特别关注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今年，我省通过改革，全面推进环保执法力量下沉，守护力量明显增强。截至目前，全省已检查企业和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3400多家，发现各类问题597个，行政立案127起，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7起，行政立案数、刑事立案数均为全国第一。
证件照，是人一生中亮相频率最高的照片，但也曾是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烦恼。身份证、学生证、资格证……领个证要排队拍照，且每个部门都要新拍照片，不仅麻烦、费钱，也不利于统一管理。
现在，这种现象有了改变。4月初，嘉兴通过“一窗通拍”改革，市民只需拍一次照片，就能在多个部门的201项办证业务中共享通用，不用重复拍、多头跑。
照片虽小，牵动的改革却不小。“一窗通拍”涉及公安、市场监督等19个部门。这些部门通过优化原有办事流程，创新实现数据跨部门共享共用，有效提升了办事的效率与效果。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离不开数字化改革这个“牛鼻子”，牵引推动平安建设全方位变革、系统性重塑。
目前，浙江正在融合“全域数字法院”“数字检察”“公安大脑”及平安建设各成员单位公共数据平台，加快打造平安风险监测预警防控平台。一个平台，可对各类信息数据的全量归集、多维集成，促进平安建设由经验决策向大数据决策转变，体现了系统治理和综合施策的方法路径。
高标准推进——
自我加压，让老百姓更有安全感
“人民群众企盼生活幸福，幸福生活首先必须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200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上的报告
去年，浙江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为99.28%，高出全国平均值1.13个百分点，继续高居全国前列，相比2003年提升8.48%。
平安建设，最终为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在“平安浙江”建设过程中，浙江不断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社会治理领域的突出问题，不断自我加压，始终保持高标准推进。
作为最基础、最重要的平安，我省着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2004年至2022年，各类案事件持续下降，刑事案件总量从50.9万余起下降到23.6万余起，命案从1400余起下降到216起，是命案发案率最低的省份之一。
日前，在用手机向骗子转账前的一刻，瑞安市民庄先生接到了温州公安的电话，避免了670万元的损失。此前，他接到一个冒充银保监会工作人员的电话，以他存在贷款影响征信等理由进行诈骗。温州警方的反电信诈骗数字化应用监测到有诈骗嫌疑的电话，及时向当事人预警。
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网络犯罪，已成为当前案发最多、上升最快、涉及面最广、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类型。从2021年起，浙江全省域推进专项打击治理电信诈骗，公安牵头严打电信诈骗团伙的同时，还进一步强化了电信、金融等各部门间统筹协调，加强协同打击。
2021年，浙江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数首次出现拐点。2022年，全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立案数和财产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38.62%和37.92%。
平安不平安，群众说了算。人民群众一直是平安浙江的成效评价者。民意，是社会治安的晴雨表，也是改进工作的目标和方向。
“工作好不好，到公安机关报过案、办过事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绍兴市公安局有一套智慧民意感知系统，群众对公安机关的处理满不满意，可直接给好差评。遇到差评，警务督察部门予以关注回访。该系统实现了公安执法从关门自评向社会化访评转变。三年来，绍兴公安的群众满意率从原来的92.64%上升到目前的99.09%，信访投诉下降了38.14%。
“平安浙江”共建共享。浙江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其显著特点“就是抓基层、打基础，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就地解决矛盾纠纷”。不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贯穿于“平安浙江”建设始终。
这些年来，浙江先后探索出了社会组织参与纠纷化解、律师调解制度、电子督促程序、中立评估机制、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等多种矛盾纠纷调解方式，并在全国率先推出以个人调解模式、专业调解模式和商会、行业协会调解模式为主的组合型矛盾纠纷化解模式。
截至目前，浙江建立了3.5万余支、230余万人的平安志愿者队伍，形成了“西湖群众”“武林大妈”“乌镇管家”等一批批具有鲜明标识的平安志愿者队伍。
“平安浙江”建设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正愈加坚定地向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迈进。
(转载自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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