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环
中央决定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欣然接受，我认为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在老家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我大概14岁开始织布。我记得那时我的个儿小，织布的坐机板高，脚够不着，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17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名叫王锡田，他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我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我当工人15年，包括做班组长、施工队长、突击队长，都是不脱产的。在基层企业做领导8年，包括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党委书记，等等。在局级岗位干了8年，包括任副局长、局长、建委副主任、北京基建指挥部总指挥、市总工会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在部一级即天津市干了8年，大概是100个月。在中央工作了13年。加起来，我总共从事各级领导工作37年。
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普通的木匠，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有人说这是空前的，即使不会绝后，起码也是少有的。我常想，过去在像我这样职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我是跨三届的政治局常委，两届政协主席。政协主席，我算第六任。大家知道，第一任是毛主席，第二任是周总理，第三任是小平同志，第四任是邓大姐，第五任是李先念同志。许多革命前辈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建国以后或默默无闻，或职位不高，当将军、当部长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每当想到这些，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唯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给党和国家的工作、给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
对中央要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接受，痛痛快快地响应。江泽民同志在10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心胸开阔，顾全大局”。我认为这是对我的鼓励。其实对我来讲，退下来是一种解脱。地位高高，贡献小小，责任重大，常感不安。平稳地结束这如履如临的生活，过几年平常人的日子，是件难得的好事。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保证对新的班子支持拥护，绝不干扰；希望有一个安全、安闲的生活环境，以便我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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