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6年小学，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很多农活，那6年学也是断断续续。我们老家过去吃粮分五等：一等是白面，二等是亚麦，三等是玉米，四等是高粱(高粱又以白高粱为好、红高粱次之)，五等是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加麸皮或糠。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我有个二大娘，老两口没有孩子，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强一点，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对她非常感激，参加工作后，每年都要给她一些钱，直到老太太去世。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书的名字叫《巧合奇缘》。我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之后，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说过年没有油条，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她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就经常让冯文彬同志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我对耀邦同志说，你在中科院挨批时有一个“五子登科”，其中两个“子”(房子和炉子)与我有关。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如果你再挨批，又得给你捎上。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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