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免责鼓励大家救

“社会急救免责”的意义何在?有专家指出，很多国家已有相关法律条文，对于积极参与救治者免责，但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通过地方立法鼓励和倡导救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除施救人的后顾之忧，折射出公共治理理念和手段的升级。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殷啸虎认为，要从法律上鼓励和保护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好人”行为，在目前尚不具备国家立法条件的情况下，由各地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是可行的。上海、深圳等地的实践，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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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恶扬善解决“不敢救”

面临“扶不扶”和“救不救”的选择时，施救者最纠结的是“不敢救”。“好人法”的出台，无疑具有示范作用和指标意义。但如何在实际操作中落实，才是引导“好人回归”的关键。

有专家指出，在“扶不扶”的抉择中，救助者可能面临两种法律风险：其一，如果没有目击证人或现场监控，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是事故的制造者，要求救助人承担全部责任;其二，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处理不当，加重其伤情，要求救助人承担加重部分的责任。

对此，各地“好人法”提出的“追究恶意索赔”“社会急救免责”等原则虽然具有针对性，但在实践中尚缺乏具体细则，法律条文有待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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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普及解决“不会救”

相对于“不敢救”的复杂心理，“不会救”的难题看上去并不难解。然而，急救能力不足正是目前制约好人出手相救的掣肘之一。

中国公民在急救知识普及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数据显示，欧美发达国家公众施救普及率比较高(美国高达85%、法国为40%、新加坡为30%)，但中国的普及率还不到5%。而公众急救技能普及率与“是否愿救”的意愿密切相关

专家表示，提高公众急救技能并不难，现在的急救知识培训难度不大，也不会耗费太长时间。但目前我国尚无针对公众的完善急救培训体系，公众获取急救知识的途径普遍缺乏规范化和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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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急救？

急救强调时间就是生命，身边民众能否及时施救非常重要。《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规定，鼓励具备医疗急救专业技能的个人在急救人员到达前，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且鼓励个人学习医疗急救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从急救的角度而言，强调时间就是生命。很多时候意外发生了，但急救人员却难以及时赶到现场，如果需要急救者身边没有人伸出援手，很容易耽误最佳的急救时间，等到专业人员赶到，也可能难以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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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好心办坏事”情况？

法律上不好区分是积极救治还是加速死亡，但仍应提倡免责。虽然多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急救，但明确提出施援者造成患者损害不需承担法律责任的仅上海一地。如《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仅规定，救助人因救助行为与被救助人产生民事权益纠纷请求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提供援助。

朱华栋认为，应该提倡鼓励社会施救及施救免责，社会也应该避免见死不救。“现在大家都怕讹诈，信任度不高，包括老人倒地没人敢扶，有人倒下了没人敢救。这样的现象还存在，司法上应该给予一些更好的保障。此外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很多情况下一个人倒下了，不救，一点机会都没有，救了，还有一些机会，所以一定要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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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急救技能是否“过关”？

急救知识培训率不到1%；培训难度不大，也不会耗费太长时间。上海“好人法”出台后，有网友表示，最关心的是社会急救力量是否靠谱。“如果急救的手法不专业，把能够救回的救坏了，那还是等待专业人员更加保险”。

目前，我国公众急救技能究竟如何？朱华栋介绍，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我国公众在急救知识与技能方面较为欠缺。“这方面的培训率，发达国家能达到30%至40%，有些甚至达到70%到80%，而我国连1%都不到，可能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稍微高一些。以前国民不太重视急救培训，这几年才开始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不过，朱华栋同时表示，近几年民众对急救培训的热情上涨，且社会急救行为需要鼓励。与此同时，提高公众急救技能并不难，现在的急救知识培训不会要求普通人达到专业人士的程度，培训难度不大，也不会耗费太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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